【艺文】狗吠火车

返马这些年来，一直放在心上的事就是想着要怎么把更多精彩的纪录片介绍给本地民众。毕竟这里观赏纪录片的管道并不多，而关于纪录片及其美学、伦理等的讨论与论述更是少之又少。

适逢今年带了一堂纪录片制作课程，终于有机会实践这些年来的愿望。除了基本的纪录片拍摄技术授受，当然也少不了影片赏析单元，希望介绍各种不同表现形式的纪录片作品，让学生进一步体会英国纪录片先驱约翰葛里逊（John Grierson）所说的“纪录片是有创意地处理真实的材料”。毕竟在通往趋近真实的路上，并不是只有一条航线才能到达终点。

短短一个学期只有十四周，既希望培育学生，让他们对纪录片有一定的审美能力，又希望他们可以掌握纪录片的创作技能与精神，当理论和实务并行，学生究竟能够消化多少？

最后接受朋友的建议，我决定让他们用制作期末作品的机会走进社区，记录这段日子以来受捷运工程影响甚大的苏丹、茨厂老街，或更精确一点的说，记录此刻在这个空间里生活、活动的人们。

巷弄的生活场景

在这个一切皆曰可拆，人文与历史价值永远随着政治、金钱意志摆动的社会，捷运工程轰隆隆开始，“除旧布新”成为掌政者最美好的主旋律，学生们开始拿起摄影机凝视此刻走在老街上的人们，完成了五部纪录短片，并在今年12月于隆雪华堂办了一场小型放映会。虽然放映会已在热烈的讨论中落幕，但我希望能多谈谈这几部片子以及制作过程值得书写的细节。

NONE 这些日子以来，有人认为茨厂、苏丹街不复当年，早已从华人先贤开拓的福地“沦落”为外劳聚集的场所，说什么何必保留这脏乱和乌烟瘴气的地方，诸如此类的论调比比皆是，然而在学生的作品当中，我却看见了尽管时代变迁，时不予我，老街依然散发独特的生命力。

茨厂、苏丹老街真的面目全非，遗失所有早年的风貌了吗？不尽然，在黄嘉汶和洪安琪导演拍摄的《后巷里的包》，我们可以看见一家经营了近五十年的传统手工包档，老街坊们总会在包点、点心出炉以后陆续报到，有些更从远处过来，边买包子，边和老板员工闲话家常。

那么不“观光”的生活场景，没走进巷弄是看不见的。经访问才知道，今年47岁的包档二代老板陈锦荣的父亲曾在早年吉隆坡一带著名的品泉酒楼当学徒，后来自己出来创业，这家包点档就是他的心血。而今儿子延续着父亲的手艺，也因此将老吉隆坡的风味给保存下来。

NONE 走进李霖泰菜市场，你会看见许多老人家在市场里叫卖，叫卖和讨价还价的声音还夹杂着七八十年代的老歌，从已有年岁的收音机播送出来。那一天，收音机播着的是凤飞飞的《我的一颗心》，可看见中年男性小贩一边工作一边唱和，这些风景都被收录在刘淑怡的《茨厂·边缘》里。

走近苏丹街上的商务书局，抬头就会看见成立于1920年的人镜慈善白话剧社招牌。这个近百岁的社团团员多为退休人士，他们至今仍不时参加义演，育才兴学、救灾恤贫，为善不落人后。在蔡律芳、黄凯婷导演的作品《声声·不熄》中，可听见这些长辈们的动听歌声。

从商务书局的方向再往上走，就来到吉隆坡的百年老教堂福音堂。何铭霓同学的作品《我们的福音堂》正好记录了福音堂的宣教士和信徒们早年和老吉隆坡社区之间的紧密关系，如今教堂受捷运计划影响，迫使吉隆坡福音堂成员也加入抗议最前线。

看见边缘人的生活

如今，老吉隆坡因跟不上都市发展脚步而被边缘化，其风貌犹如风烛残年、不被珍视的老人家。除了游客愿意在此驻足，茨厂、苏丹老街早已不是多数中产阶级本地人愿意久留的场所。脏乱、危险、破败、外劳“横行”，成了他们拒绝进入此地、借故忽视它的理由，只愿意与之保持礼貌的距离，偶尔提及它时，在都市的另一头缅怀它当年的辉煌，聊表关心而已。

尽管被拒绝、被遗忘，这个空间仍包容着不少同样被资本主义发展边缘化的人在这里生活。在《后巷里的包》和《茨厂·边缘》中，早上的苏丹、茨厂老街摇身一变成跳蚤市集，现场摆卖的摊贩并不是多数人想象的清一色都是外劳，反而看见不少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的身影。那是包点档第二代老板陈锦荣一早在切肉准备食材的时刻，有一幕，他静静地坐在自己的摊档，看着眼前无数的交易；片末，他收档离开，又是另一摊贩开始摆摊之时。

NONE 张俊杰同学的作品《拾荒者》记录一位在老街以拾荒讨生活的老人家，70岁的叶兴宝在年轻的时候从马六甲来到吉隆坡当学徒，现在则在老街做资源回收，一做就做了十几年。商务书局旁堆得整整齐齐的纸皮箱就是他和拾荒伙伴的“战利品”。每一天他在老街四处寻找可以回收的资源，也许这正是老街尽管被忽视，整体环境却仍乱中有序的原因。

令人意外的是，叶老先生每天都会去老街卖鸡饭的店家领取一些剩下的鸡肉，亲自把鸡肉弄碎，喂食老街的街猫和蚂蚁，如此风雨不改十几年。他常徒步走到乐安茶室购买价格相宜的咖啡和面包，再顺路走到附近的大马彩投注站，为自己买一个飞黄腾达的小小梦想。

不被认可的人文景观？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部片子的导演在映后的分享这么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抱着一种较高的姿态走进老街，以为他们都是需要被帮助的弱势，只是更深入了解叶先生的生活以后，我发现他比任何一个人还要值得被尊敬。外人可能会对他的处境觉得同情，但他却不间断地帮助比他还要弱势的小动物，对我而言这是最大的启发。”

拍摄者进入拍摄现场，原以为要培力（empower）受访者却被受访者所鼓舞，是纪录片之所以迷人的地方，很高兴这一次的拍摄，学生遇见这样的一个契机。

NONE 拍摄过程中，学生数度透露部份老百姓阶层受访者不觉得自己有被记录的价值，常会问：“为什么拍我？我有什么值得被拍的？”面对镜头，他们也相对含蓄羞怯。这不禁令人深思，显然他们觉得只有特定阶层的人物才值得进入媒体版面，而他们显然不属于这些“体面”的一群。

这样的吉隆坡，没有双子星大厦也没有奢华的购物场景，但草根阶级的旺盛生命力却从不间断。这些活跃的生命轨迹何以掺杂外劳、性工作者、流浪汉甚至中低收入阶层百姓的“元素”以后，遂成为不被主流的中产阶级社会所认可的人文景观？难道这些小人物实实在在地活着的尊严不是尊严？

谁掌握了媒体？谁决定了媒体应该呈现什么人物？谁让他们自认为是相对矮化的一群？我们是否透过媒体在强调、追逐与崇尚面向资本主义那一端的生活方式？

城市不会只有单个面貌

城市景观从来不会只有一个面貌，就像在十九世纪著名现代派诗人波特莱尔笔下的巴黎，繁华之外，他笔下的诗集更重视的是那些被上流社会所唾弃，丑陋又脏乱的巴黎街头。最后他以诗集《恶之花》和散文集《巴黎的忧郁》闻名后世，因为这些街头巷弄的灵光也是城市的一部分。

NONE 只是，老街被奢华的广场取代，这些小人物，包含那些小动物原有的生活轨迹将被清除殆尽，他们最后将何去何从？普通老百姓在都市生活都倍觉吃力，经济上相对弱势的他们将怎么承担更昂贵的生活水平？

未来，我们又要去哪里寻找老吉隆坡的历史？显然政府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而推土机早已开始运作，把乌达奥盛百货中心、宏愿大厦（Plaza Warisan）和旧巴生车站一一拆除。

凝视老街，是为了留住此刻的灵光。也许学生的作品因为经费问题和创作经验不够丰富而较为生涩，但起码为这条老街留下此刻的风貌。留住了被主流历史排挤在外的常民生活轨迹，这也许是我们现在能为老吉隆坡尽的一份小小心意了。

 

梁友瑄，任教于私立学院，大学开始投入纪录片创作，2008至2009年期间担任台湾“荣光眷影”北、中区纪录片培训课程企划、专案执行、助教兼影片侧录剪接。后来，决定用影像和文字，作为参与社会的安身立命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