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读立自主

改革的力量犹如在燥地垦殖，时刻呵护农作，仍难确保收成。任何改革的失败。其背后的原因必然是复杂而多面的。我们任何一个人随时都有可能因为度让更高的道德原则，而成为拥护腐朽价值的一份子。

选择拥护现状，即便现实千苍百孔，但由于无需经历转变的阵痛，因此从来都不会是需要有太多挣扎的决定。换句话说，提防身边每一个因价值错乱，而有意无意间拥护腐败政权的人士，正是身处关键时刻你我最需要注意的事项。

NONE 延续笔者在此专栏的上一篇文章的主题，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的第四章，便有针对雅各比教授的观点作出回应。按萨义德的归纳，雅各比教授提出了一道难以被否定的结论：即在美国“非学院的知识分子”已经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整群怯弱、满口术语的大学教授，而社会上没有人很重视这些人的意见。

在书中，萨义德明确地指出不接受雅各比的部分观点，不认同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无法发挥批判作用，并以霍布斯邦为反例加以驳斥。接着，萨义德也提出自身的论证模式，进一步确立知识分子的诚信与意志有可能受到的各项挑战。

当中，所谓的专业化的挑战，最值得读者留意。萨义德指出，今天在教育体系中爬得愈高，愈受限于相当狭隘的知识领域。专业化意味着昧于建构艺术或知识的原初动力，结果就是无法把知识与艺术视为抉择和决定，献身和融合，而只是以冷漠的理论或方法来看待。

当然，这种对于专业的要求也有可能来自于外界，萨义德以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例子来说明。乔姆斯基在某一次受邀演讲时，想要谈论非关自身学术专长的课题，尤其是涉及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便被阻止。原因是，乔氏并非相关课题的专家。这就是萨义德所谓的专业化已成为教育体系广泛存在的工具性压力。上述的例子不正也说明了公共课题讨论何以难以展开，甚至解释了为何公共议题会渐渐地成为不需要讨论的范畴。

本文题目中的知识阶层团体，正是套用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中文译本里，区分知识分子与知识阶层团体的概念。所谓的知识阶层团体包括了经理、教授、新闻从业人员、电脑或政府专家、游说者、权威人士、多家报刊同时刊载的专栏作家、与提供意见的受薪顾问。（页108）

套用萨义德理论的困难

不难发现，萨义德对于知识分子的界定，是有更加高期盼的。这里再引书中两处的说法，加强说明。书中的第70页说到，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显示群体不是自然或天赋的实体，而是被建构出、制造出、甚至在某些情况中被捏造出的客体，这个客体的背后是一门奋斗与征服的历史，而时有去代表的必要。在美国，乔姆斯基和维德一直全力执行这项职责。

另外，萨义德也提到“……忠于团体的生存之战并不能因而使得知识分子失去其批判意识或减低批判意识的必要性，因为这些都是该超越生存的问题，而达至政治解放的层次，批判领导阶层，提供另类选。”（页77）

挪用萨义德针对知识分子的论述，从来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知识分子论》一书最后收录了译者单德兴与萨义德的访谈录。访谈期间，萨义德明确地指出，自己不能接受传统的宫廷式知识分子，即对有权势者发言的知识分子。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责应该是质疑，而非扮演顾问。萨义德的坚持，也说明了何以他生前老是与阿拉法特对着干。

有关知识分子的议题，是萨义德一生主要关注的课题之一。为此，萨义德发表过相当多的议论。若不加细心梳理，分辨出哪一些意见是主要的原则，便难免会让人觉得，萨义德各种针对知识分子的论述，似有矛盾之处。

然而，萨义德可视为继法农（Frantz  Fanon，1925-1961）以后，最看重自身实践的后殖民理论家（后殖民的概念是否存在，学界现今已多有议论，相关论述可见陈光兴的《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高要求，容易导致部分套用其论述的著作，很难符合其原意，甚至还有可能因此而成为萨义德生前批判过的对象。

这里要检讨本地出版的一部著作。曾维龙著的《批判与寻路：九十年代马来西亚华社评论写作》一书里，便曾多处挪用了葛兰西以及萨义德界定知识分子的概念，来评述本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评论写作。

公允地说，这种议题的选择，对于中文学界来说，甚具新意，值得肯定。然而，我们都知道，结论的确立，有赖于合理的推论。曾氏除了套用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来界定黄进发等人之余，但同时也用传统知识分子的概念来界定何国忠等人，相信是书中最具争议的部分。

抓不着边的衡量标准

看回《批》的第二章，有关界定何国忠的论述，曾氏仅仅在该章的开头部分说明葛兰西所谓的有机知识分子与萨义德所述的有所区别。之后，曾氏便直接套用葛兰西的说法，而放弃萨义德的理论，选择理论的评断标准，明显有交代不清之嫌。全章的论述，基本上只是针对论述对象作背景介绍与资料罗列，构不上有所评断，更不可能让读者从具体的历史背景、语境中分辨衡量知识分子的标准。当然，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其他被纳入评述的个别人士身上。

知识分子的界定并非没有讨论的余地，萨义德也说过了：“法国的知识分子在风格与历史上完全不同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换言之，今天谈论知识分子也就是谈论那个主题在特定国族、宗教甚至大洲的不同情况，其中似乎每个都需要分别考量。”（页64）但不要忘记，萨义德也在书中挪用了欧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在<政治与英文>（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的说法——陈腔滥调，老旧的比喻，懒惰的书写，都是“语言的堕落”（页65）。

“士”与知识分子的区别

萨义德对于知识分子的论述非常庞杂，笔者认为，曾氏与其套用知识分子的概念，不如直接将所要论述的对象，如何国忠或何启良等人，界定为认同传统“士”文化或精神的一群，更能说明事实，避开笔下论述的对象，间接成为萨义德批判的对象。否则，为何许子根不被纳入传统知识分子的范畴，难道仅仅因为上世纪九十年代，许子根完全没有写过社论？

NONE 另外，为何翁诗杰又被界定为边缘性的知识分子？同样拥有政党背景，为何翁氏的社论写作又和何国忠不一样？这是否是事后归因，因为翁氏的论述得不到重视，所以被界定为边缘人物。这里，又是衡量知识分子的标准不划一，标准被随意套用的体现。

如果硬要套用萨义德的论述，曾氏笔下论述的大部分人，也仅仅是所谓的知识阶层团体罢了，与达至知识分子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当然，一大票来自所谓反对党阵营的社论写手，不入曾氏之眼，这又体现了更大的问题。

总之，合理的推论以及更明确的举证，才是关键所在，否则对于被评论的人士也有不公之处。当然，笔者的假设是，知识分子的概念不可能无限地放宽，否则就会将概念弄得似是而非，所有人都有可能套用另一种标准成为所谓新的知识分子，这岂非粤语所谓的“阿妈系女人”的论证，多此一举?

问题来了，上述曾氏的评断为何需要留意？因为，曾氏的界定容易让人产生歧义，而这种模糊的说法，更有可能导致人们搞不清实际的状况，仿佛马来西亚充斥了许多的知识分子，但实际的情况真的是如此吗？这种灰色的地带，正是鱼目混珠者容易瞒天过海的挡箭牌。

笔者想说明的是，我们无需探究曾氏是否有意造成上述的局面，也无需往该方面思考，但稍微了解接受与传播的理论，自可明白上述的危机确有存在的可能。这就是有可能导致批判的意识，容易被消解的地方。当然，有关的曾氏书中的其他问题，还需另撰书评才能完全处理，这里先搁置不谈。

判断本地知识分子的可能标准

然而，要用何种标准衡量本地的知识分子？要罗列出明确的标准或许还不容易，甚至也不必要，但却有可能从个别具体的事件中，找出大致衡量的范围所在。

NONE 2011年，曾有120名学者与马大学术人员协会（PKAUM）联署促国际伊斯兰大学撤销暂停教授阿都阿兹巴里（Abd Aziz Bari）职务指令，并呼吁多媒体委员会暂停有关调查。同时，学者也呼吁政府修订钳制学术自由的《煽动法令》及《大专法令》。该新闻报导与联署学者的名单，仍可从 《独立新闻在线》 的网页上看得到。笔者认为，如要讨论本地知识分子的事项，这件新闻是不容绕过不谈的议题。

首先，这件事充满了可供议论的多面向，更可引领我们清楚判断国内知识分子的真实状况。这件事容易被诠释成是所谓的政治事件，因此不难想象会有人提出所谓学术不应该跟政治沾上边，所以无需跟随起哄。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120位学者主要呼吁的是，要求修订钳制学术自由的恶法，况且发生在阿都阿兹巴里身上的事，随时也有可能发生在每一个在大专任教的同行身上，因此，站出来表态也可视作是出于为己考量，不完全是为了什么更远大的政治抱负。所以，上述事件或还有其他相类似的事件，可视为衡量国内知识分子的最低标准之一。

再来，120名连署签名的学者当中，华裔学者占得比重不多。这或许说明了华裔学者对政治大环境仍不够关注，或者不关心其他友族同行的处境，由此可见当代学者自觉程度。

当然，笔者并非说愿意连署的120人必定全都符合知识分子的界定，但至少说明了具勇气与自觉的一群当代学者，大概可从这120人当中寻找。

 

推荐阅读：

萨依德原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2011年，台湾麦田出版社。

 

黄麒达，中文系毕业，热衷大学辩论活动，兼职杂志书话专栏撰稿人。近期阅读兴趣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后现代后殖民论述、史学理论、香港本土论述、中文长篇小说以及环保与文化保育研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