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正春

政府于2013年1月1日起实行最低900零吉薪金制引发极大的争议，尤其是在中小型企业中的雇主们。

根据2010年度 调查报告 ，目前国內有大约320万名在中小型企业工作的私人雇员，平均每月赚取少於700令吉的薪金,实行最低薪金制后，这些雇员将受惠，但此政策也把外劳包括在内；而在目前，我国有约400万的外籍劳工。因此，其影响深远。

上个星期本人和巴吉里国会议员余德华接获麻坡县家具制造业者反对政府实行此政策的投诉，并前往麻坡巴口工业区，听取他们反对政府实行最低薪金制的意见，现场大约有超过150家的家具制造业者出席。

据悉，麻坡县一共拥有500多家家具制造业者并有8间挂牌上市公司，其家具出口额占马来西亚总家具出口的45%。

反对外劳提升至最低薪金

据业者反映说，虽然家具制造业者全国联合总会在这之前有跟有关当局进行了数次的闭面交流会议，并向当局反映了业者在政府实行最低薪金制将面对的种种问题，但当局并未积极看待，只是强调这是政府的政策，业者必须依循，否则将触犯劳工法律；双方并没有达致任何的协议。

相信我国其他各领域的中小型企业在政府这次实行最低薪金制所面对的问题，与麻坡县家具制造业者不会有太大的分别。在有苦无处伸得情况之下，业者希望通过政党的管道，把问题摊开，以向政府施压，希望政府重新检讨此政策。

据多数业者的回馈，他们支持给于本地员工提升至最低900零吉的薪金，但坚决反对外国劳工也实行最低900零吉薪金制度。因他们现聘请的总员工当中，外国劳工占据约了80%-90%，如果政府坚决实行最低900零吉薪金制，薪金成本将在一瞬间提升50%-65%，况且，业者还得承担外劳的人头税、伙食宿舍费用、医药检查费、意外医药保险费等等，估计业者每月得承担的外劳总体薪金成本将飙升至1200至1300零吉不等。

而在最低薪金制下，外劳和本地员工如果同工同酬，无形中让外劳享有比本地人更多的福利，对本地员工不公平。而且，如果新进员工在没有工作经验（或技术）的情况下，薪金马上调至900零吉，对有经验（或技术）但薪金未达至900零吉的员工也是不公平的。

也有业者表示，最低薪金制下，外劳薪金将大幅度增加，估计每年超过100亿零吉，而多数的外劳会把多余的钱汇回其本国，这将导致国家面对外汇的失流。而厂家为了抵消增加的劳工营运成本，将把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最终造成通货膨涨。

再者，在面对国外家具制造业者的激烈竞争和订单整体下降的趋势下，如果政府在此刻实行最低900零吉薪金制，对他们来说，无疑是雪山加霜。他们认为，政府不应该仓促实行最低薪金制，并呼吁政府给于业主时间，逐步实行最低薪金制（只针对外劳）。

如果政府不重新检讨这项政策，大多数家具制造业者皆表示，在半年内，单单在麻坡县一带，估计会有超过30%即150家的家具制造业者将无法继续生存，而得面对关厂倒闭的困境，从而将引发失业潮，造成两败俱伤（劳资双方）的局面。

国民收入难追上高通膨率

其实以我国目前的生活水准来看，900零吉的薪金对一个有家庭的员工更本就是杯水车薪。政府近期再发放一个大马援助金于收入少于3000零吉的家庭，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

根据 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 ，我国员工得薪金在过去的10年只增长了2.6%，生产力成长为6.7%,加薪程度和生产力更本不成正比。本地的员工的薪金数十年来并没有明显的大幅度提升。造成我国贫富悬殊日愈广大。本地的员工的低廉薪金根本无法追上日愈高涨的生活成本，使低下层人民日愈不满政府日愈明显。

根据非官方的数据，我国的年度通货膨胀率皆于10%-12%，而官方所公布的数据却只皆于3%-4%，这明显有很大的出入。而如果根据10%-12%的年度通货膨胀率，和近10（2000-2010年）的国家平均5.5%的经济增长率来看，国民的实际收入根本无法追上高企的通货膨胀率。因此，实行最低900零吉薪金制度乃国阵政府要掩盖管理国家经济失当的唯一选择，以从新获得低下层人民的支持。

未助中小企业转型错良机

回顾过去，犹还记得马来西亚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马来西亚的商业营运成本相对的低廉，即廉价的土地和熟练的劳工，再加上相对的政治稳定，因此跨国大企业资本家便大举入境我国进行投资设厂，创造了无数的商机和就业机会，而各个领域的本地中小型企业也就在这时候崛起，在经济的巡环圈里，为马来西亚创造了各领域阶层人士的财富。

马来西亚在这年段间，发展成为亚洲其中一个发展蓬勃的经济体，平均每年创8.2%的经济增长率。当时马来西亚还被视为是有望追上崛起成为亚洲经济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台湾和香港）后的另一条小龙，其他亚细安国家（除新加坡外）皆被马来西亚远远的抛在后头。时任首相马哈迪还宣布要在2020年实现宏愿国远景。

持平而论，马来西亚在这90年代里取得高经济的增长率，虽然大企业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中小型企业在整个国家工业经济框架中是最主要的支柱，贡献良多，功不可没。然而，好景不常在，1998年亚洲发生了经济金融风暴，打击了国家经济发展的脚步，当年的经济增长率是负7.3%。

马哈迪政府实行严厉的汇率管制，虽然让许多的中小型企业喘了一口气，免强度过难关，但当时如果在经济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商业营运成本更处于低廉的时候，如果政府当时敢勇于协助中小型企业做出转型计划，让中小型企业转型朝向高附加值企业进军，从而提高员工的收入，或许今天本地的中小型企业无须面对员工加薪所引发的一连串问题。

虽然这几年来，政府理解到中小企业在推动国家经济发展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而提供多种管道和奖掖予以援助，但是政府部门里的官僚主义，繁文褥节，申请审核批准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让许多业者吃闭门羹。再者，中小型企业在向银行贷款时也困难重重，例如面对微型贷款利息过高的问题。其他问题尚包括外劳雇用条例朝令夕改，令业者面对劳工短缺的问题。

其实，在企业转型中，政府除了提供企业转型计划资金包括员工再培训计划，提供奖掖在税务架构做出调整外，政府也应拟定政策尝试留住高素质人才，让这些人才能够在企业转型时协助业者一臂之力。然而，这几十年来，人才外流的情况并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追根究底，国阵政府的种族主义政策乃罪魁祸首。

民联基薪金制有配套政策

民联在2013年公布的替代财政预算案中，提出了最低薪金制为1100零吉，这比国阵政府的900零吉的更高。笔者认为，民联把最低薪金的基薪设在1100零吉的门槛，也包含外劳，其主要目的是希望本地企业能减少雇佣外劳，而把就业机会转给本地员工，以提升国民的就业机会。

就拿邻国 新加坡 为例，在2011年就把本地员工的最低薪金从650新元提高到850新元。而要聘请外劳的雇主，也须聘请一定数目的本地员工，以服务业而言，雇用五个本地人(包括永久居民)才能引进四个外劳和一个中国客工，以保障本地员工的就业权益。在征收外劳人头税（劳工税）方面，新加坡政府也采取了灵活的措施，据不时按各个领域的成长空间和生产力而调整，而人头税也由外劳本身承担。

据笔者了解，马来西亚现有的聘请外劳的合约中，外劳人头税皆由本地雇主承担。对雇主来说，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成本。我国政府必须做出调整，让外劳本身自己承担，以减轻雇主的负担。

笔者认为，国阵政府的900零吉最低薪金制是一个缺乏集体配套的计划，并没有给于业者任何的协助来度过这一段过渡期，顿时让业者措手不及，陷入困境。

而民联的最低薪金制政策是一套有系统的集体配套的计划包括公开招标以杜绝贪污，调整税务框架，提供奖掖，员工再培训计划，斩除"寻租者"中间人的利益（例如雇主在为外劳申请作医药检查时，还得付费向某中介公司拿医药检查表格，这是不必要的）；以协助中小企业转型，在增加企业竞争力的同时，也能提升员工的收入。因此，两者的最低薪金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陈正春，民主行动党柔佛州州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