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电影迷思

【艺文】狗吠火车

“民族就如同叙述一样，在神话的时代往往失去自己的源头，只有在心灵的目光中才能全然意识到自己的视野。” ——霍米巴巴  《民族和叙述》

近日，香港和台湾分别因为电影《低俗喜剧》和《大尾鲈鳗》，而掀起了关于本土电影定义和素质的争议：前者因为一名叫 贾选凝 的中国人撰文批评《低俗喜剧》“低俗得义无反顾”获得香港艺评局首奖而引爆争论；后者则因为在台湾当地票房大好而 被批评 为“过度靠低俗剧情讨好本土观众，走不出台湾”。

在这次的争议中，“ 低俗”和“本土”，“商业”和“艺术”不约而同地成了议论的关键字。有者把这现象当成是香港和台湾，这两个曾以电影文化叱吒华语电影圈多年的国度在面对中国庞大电影工业（同时不免隐含着中国式的意识形态）崛起时的焦虑，有者则把它当成是抵抗全球化浪潮来袭的本能反应。

尽管文化脉络并不相同，然而在大马中文电影开始起步的今天，这些关于“本土化”、“低俗化”之争议就如同一面镜子般，值得关注本地电影发展的人士深思自己的处境。

本土剧情多属温馨搞笑

去年，评论人曾龙文曾撰文 《三脚猫功夫、鸡屁股和香烟》 ，发表对本地电影见解，文中提及本土情意结正是让本地观众青睐本土制作的重要因素，电影虽有不足，观众却也不忍苛责，依然买票进场支持，然而看见本地电影有一种“笨下去”的势头，他质疑电影主创若不提升电影素质，仅靠“支持本地创作”的口号究竟能从撑多久。

诚然，把电影素质优劣的结果全都归咎在电影主创身上并不公平，也许本地电影作品素质的参差不齐不仅反映了这个社会对美学和电影鉴赏能力的程度、也反映了政府对投注资源培育未来说故事人才和培植本地电影工业的诚意视野皆欠奉。一个把新闻、通讯和文化集中在一个部门底下管辖，并时时注重实践表面的“一个马来西亚”口号，却不重视人文科系、艺文人才培育的的政府乃至社会，还能要求多少有文化底蕴的作品？

单靠喊口号“支持国货”并不能让本地中文电影更上一层楼，尤其在本地中文电影在今年等著排队上映，看似势头大好却传来不少观众对目前票房最高的《皇宫灿烂》以及电视电影《聚宝盆》的种种抱怨（内容单薄、剧情苍白没有说服力、没有共鸣）的同时，到底我们要什么样的本地中文电影？什么是好的本地中文电影？什么是有共鸣的本地中文电影？这可能是电影人和观众心中同样的疑问。

自首部中文贺岁电影《大日子》面世以来，本地中文电影多以温馨搞笑的剧情，再配上若干本地题材和风景，就成了一部能吸引本地观众进入戏院的“国货”，以2012年入围十大马新中文电影 票房排行榜 的前四部《阿炳心想事成》、《结婚那件事》、《鬼佬大哥大》（其中一部电影为新加坡电影《孩子不坏》）以及去年收视率不俗的《哈比全家福》等电影几乎都逃不过以上所述的表现方式。

含混和苍白的身份意识

书写在地的故事本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然而，多数的本地中文电影及电视电影乃至流行文化，都把本土味诠释为强调富有乡村情调的新村木板屋、拥有双子星大厦的繁荣都市、过度加强声调的本地腔华语（常有“啦”、“哩”、“叻”、“啰”尾语，但你可以发现平常人们说话并没那么刻意）、甚至把本土味诠释为低级趣味却不见前卫大胆反而意识形态极其保守（如网路歌手黄明志多部MV），这不禁让人怀疑，难道“本土味”仅能是如此？

另一边厢，也许是为了进军国外的中文电影市场，也有电影为了追求更多票房而忽略历史脉络中真正的本土味，一味追求现在刻意强调的“正统中文”发音，以为这是贴近观众的唯一选择。

语言使用背后隐含一定的意识形态，不管是过分强调“正统华语”或过分强调土腔土味，其实都显示著我们对“我是谁”的极度不确定和苍白意识。本土究竟是什么？难道只是若干富有在地色彩的环境描绘和搭配几句在地式华语即是本土的全部？还是，这就是外国人感兴趣的“南洋风情”？

应体现创作者在地视野

电影毕竟是电影，它不是大马旅游局宣传片。在越来越多本地中文电影进军市场的当儿，我想观众越来越期待的是能有心灵共振的本地电影，绝非片面式描绘本地景致和在地语言的作品。他们更想看见的是创作者的在地视野，看见电影主创团队如何描绘：在这样的环境底下，人们如何生活以及他们的所思所想。

以国外电影为例子，国人所喜爱的香港电影就有书写香港市民如何在金融风暴中的自处的《夺命金》；早年更有脍炙人口的许冠文兄弟系列，多为描绘香港小市民心态的诙谐喜剧；甚至还有如今争议频频的周星驰，他早期参演的多部无厘头喜剧亦精准描绘了香港人在九七回归前集体焦虑。这些电影都很本土，却也很世界。

若要举更靠近我们一些的例子，近期则有一部本地马来电影作品《Rock OO》用诙谐的方式描绘了早年著名马来摇滚队伍如何崛起的故事，尽管在说故事的技术上有许多瑕疵，却能看见导演透过这部电影非常尖锐地诉说了摇滚文化如何在马来西亚被边缘化和被误解的过程。

只要电影主创团队确实成熟掌握电影各个方面叙事的能力，以及确确实实地耕耘和钻研属于我们这里的“本土化”究竟为何，我相信，本土元素的题材能用任何类型来呈现，并且打动人心。

书写至此，想起朱崇科所著的《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虽然作者论及的是文学，却和电影书写有异曲同工之妙，仅摘录他在绪论的论点为本文结语：

“其次，更加关键的是，我们还要看到书写本土意识和认同（Local Identities）的重要性。只有在文学书写中将本土的视维经典地呈现出来，我们的本土性才有真正确立的资本，也才有可能和他者/强者对话的底蕴。”

希望这样的一天，不会离我们太远。

梁友瑄，任教于私立学院，大学开始投入纪录片创作，2008至2009年期间担任台湾“荣光眷影”北、中区纪录片培训课程企划、专案执行、助教兼影片侧录剪接。后来，决定用影像和文字，作为参与社会的安身立命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