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七盏明灯

1834年10月16日，一场大火烧毁了伦敦泰晤士河岸上的英国国会大楼。这是1666年伦敦大火后的最大一场火患，将这建于十一世纪的建筑几乎完全化为尘土，伦敦当时的消防部队只来得及保住至今仍存在的西敏寺大厅。

NONE 大火后的1835年，国会办了一场新国会大厦设计竞赛，新国会将代替烧毁的旧国会。主办当局设下条件，国会建筑设计必须以以往的中世纪建筑风格建造。最终建筑师查尔斯巴里爵士（Sir Charles Barry）和普金（Augustus Pugin）联手完成设计新国会。

几百年来，谈英国民主的精髓或是世界民主的起源，其实应该研究英国国会建筑。它见证了上万场的国会辩论，上万次的的立法，无数的纠纷、殴斗，当中还穿插了谋杀首相。从中世纪的皇家议会到如今的模范议会，从萌芽、酝酿直成熟，全都始于在这座中世纪风格建筑。

当时英国已经进入19世纪科学时代，那为什么当局还会选择以中世纪的过时建筑风格来再打造那时已进入现代化的英国国会？原因很简单，就是尽可能把中世纪时英国社会独特的朴素、清廉和高尚的社会宗教道德观，通过具体建筑艺术，重新灌输于当时物质科学价值观为主导的英国资产社会里。

英国国会上下议院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那空间狭窄的会议厅。议长、上下议员、书记等在长凳上拥挤地排排坐，组合成众说纷纭、澎湃活跃的民主前线。汗水口水，正义怨气，一来一回地在对立朝野议员的舌角上、手臂间、黑白眼球间，火爆地来回切磋。座位前没桌子，看了让人觉得议员们几乎可以在不满意时，立刻冲上和敌党人身前动起武来。辩论口水战时是一条小中央走道和议会书记桌勉强地防止了肢体战。这坐法添加了几分警惕和严谨。全年的朝野政治斗争没完没了，但真正的赢家却正是公正、人民和民主。

这热闹气氛和种种的座位细节全都再一次地被巴里和普金的设计捕捉住了。普金还亲手以中世纪哥德式绘制了国会内的一桌一椅，里头的每块墙纸图案、雕塑和地毯等都烙印着普金对新国会的浪漫化完美中世纪理想。

简单来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从整体国会建筑的风格，到国会内的装饰，到墙上的墙纸设计，到会议厅内的座位细节安排，甚至是议员门的坐姿，都和想打造出的民主社会模式有直接关系。我们可以从号称“人民宫殿”的国会建筑来切入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民主现实。

崇英帝殖民型国会

一般崇英派的国会大厦尽可能保留英帝国上两个世纪前建的英式维多利亚风格政府大楼，从原有的殖民执政办公改用为独立后的立法大厦。

香港、新加坡和新西兰等前殖民地都一贯带着依恋英帝的执政思想，沿袭过去的英帝建筑来暗示独立后对以往强大英帝的不了情怀。这类型的民主社会带些矛盾，国家在怎样取舍殖民形象和发扬处在弱势的本土文化中陷入灰色地带，全面西化生活的当儿又对发扬自身传统文化有所犹豫。

比如香港对中国大陆那熟悉又陌生的文化前身之睥睨说明了这点，也解读了前者依恋英帝时期建筑的沉沦心态，盼望时光依然停留在殖民时代的历史氛围内。新加坡同样地重视和保留英殖民时代的立法建筑群，社会里还带着浓浓的后莱佛士英帝领土的骄傲。两者拥抱殖民建筑同时也拥抱殖民者所提倡的法治社会。

前现代派国会

一些前殖民地在刚独立之后，却努力地摆脱殖民身份。这些国家的国会建筑放弃殖民建筑，在建立新国家方向之际，通过国会设计来向世人展示新社会观。

NONE 上世纪中期风靡全世界的摩登现代派建筑潮流成为其中选择。以简洁和较中立的摩登现代派国会设计，反映得之不易的解放和对强势殖民帝国文化的抵抗。

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会最能代表这一派国会建筑。由当时最知名的现代派建筑大师路易康（Louis I. Kahn）所设计的孟加拉国会，四面环水，整栋现代混凝土大楼悠然地浮现在宁静的河水上。

NONE 庞大的建筑体积，进入后人们会突然觉得自身的渺小，几何型的内墙和空间穿插上精彩的自然光缩影，表达出人民一手抚养出来的人权自由和其精神重量。川流建筑物外的水面上，有着建筑本身的清澈倒影和每天在人民广场上逗留的无数面孔。

建立在河水上的国会也象征河流是孟加拉人民生活和经济的命脉。同样建在水上的斯里兰卡国会，甚至到了雨季时，也会和其他民宅一样地被高涨的河水包围，议会也将解散，领导回到民间协助救济。这类型的国会建筑在体现主流现代观时，也不忽视本土性和地方性的特质。

新自由派国会

21世纪是国会建筑发展进化最为显著的一个时期。一方面它是由逐渐成熟的民主自由思想所带领，另一方面也归功于建筑科技的日益发达，成就了这突破。德国新国会的设计最能表达这股新自由主张。

德国为打造前卫的民主社会下了很大功夫。在衡量传统西方古典思想和新世纪全球化民主视野方面，做得极为透彻。德国柏林国会建筑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被覆盖在一块大布后。这座原有的巴洛克大殿曾在二战时被轰炸得几乎认不出来。

NONE 从1992年开始，历经近10年的修复后，围盖着整栋建筑的帆布终于解开。其依旧是古典的巴洛克样貌，但顶上加了个宏伟的超现代玻璃圆拱顶，平民百姓能自由地爬上位于联邦议院辩论大厅正顶上的玻璃观光台。观看到柏林市全景的同时也能透过地上的玻璃天窗观察下方人民一手选出来的代议士为民服务时的一举一动。顿时，建筑、民主、墙外的城市、你和我，连环构成了互补的紧密关系。

这建筑师的想象力是强大的。设计主题倡导的观念是：民主国家是全人民的。哪怕是总统首相部长或议员，手上的权力最终还是需要全面的监督。不管政治权力多大，人人在宪法保障的自由下都是平等的，小市民绝对有权力踩在公仆头额上，监督国家政策的制订过程。这就是成熟民主国家了不起的软实力。

这设计也想表达民主制度下暗藏风险。好实力和坏实力可以同时在没人民监管时，从表面民主的制度下诞生。我们绝不能忘记纳粹政权也是通过民主过程由人民选出来的一群极端分子。

纳粹就在这顶上还刻有 “Dem Deutschen Volke”（献给德国人民）这三字的民主建筑下诞生的。这三字来到了今天才足以符合建筑外的民主现实。这新国会建筑设计手法是具警惕意义的，是超越主流思想框架的，也是真正反映民主自由精粹的一座艺术品。

当今这概念也影响了全世界一般对国会大厦建筑设计的刻板观念，新建的国会建筑如威尔士国会、苏格兰国会都反映了这种了不起的透明度和新派自由主义，讲究建筑的公共效益和草根性。

国会与独立自由精神

谈了那么多国家不同的国会建筑思想，心有感慨，觉得我国也有个曾经很了不起的国会建筑。马来西亚的国会大厦对国人绝不陌生，从观光海报上所体现的那纯白色大楼，到电视机前常见的议员、媒体采访时的国会大厅，甚至是在下议院辩论或首相提呈预算案时的议会大堂，这背后又蕴涵着怎样的建筑思想呢？

我国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使用的国会是栋现代建筑。从西方现代建筑发展史和原有哲学上来说，现代建筑最能体现当代社会文化科技现实的建筑。它尽可能避免复古形式的一切传统雕塑，以简洁的体积、规整干净的墙面来提倡中立的世俗文化和普世性，是种对民主以前帝国主义、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抵抗，是真正属于人民的建筑。

我国的国会大厦完全符合以上形容的现代建筑特性，是个名副其实的现代建筑。由建筑师艾弗希普利（Ivor Shipley）设计的国会，其纯白色外墙象征新马来亚独立后的那股单纯但生气勃勃的建国志向。白色也在现代建筑思想里代表文化的洁癖，与污浊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霸权形成对立，倡导中立意识同时也能容忍多元性。

NONE 细节上，主体办公楼墙外网状的太阳凉篷保护室内免于热带太阳曝曬，议会大堂上的双坡斜屋顶有助热带雨水有效排送，两者充分地反映南洋热带国家的本土风情，以及简洁的现代大体又不缺道地的细节智慧。到了室内、前厅、办公楼等范围都无任何装饰，简单经济的粉刷砖墙带出浓浓的朴实中庸价值观和合理性的时代感。这整体的建筑语言运用，恰恰是个完美的建国哲学。

简单来说，这设计的主导思想是想让每个人民都觉得国会是同属全国民的。可惜的是如今的国会内已被整修得完全违反原有独立时期的建筑哲学。原有的白色现代被改造成今天会漏水的迪士尼式罗马大殿，不但与当时的建筑精神有差，建筑语言上的迷失加上工程开支的不透明度和管理不当，也见证了国父开国以来逐渐冒出的另一种治国方向。之后的建筑大案，如那奢侈多余的布城和其他数不清的奢华公共建筑项目，其实都在在反映了根深蒂固的腐朽公共体制和政治文化。

我国的国会传承了英国典型的西敏寺众议院座位设计方式。朝野两个主要党派各占大会两侧相对的座位，中间隔着狭窄的走廊，这主要讲究左右两侧的权力制衡。这便是所谓两线制的最基本特质。反观非两线制的民主国会，国会内座位多数为半圆形平面，多党国会都较以达成多数共识和整体的立法安定而妥协，比起两线制下的直接两党对抗来得温和。

马来西亚政治的两线制早在设计国会建筑时已计划好。现今人人所提倡的新马来西亚、新政治制度，在我们重温国会大厦建筑时就能体会到。当时的建国先贤，甚至是那思想渊博的建筑大师的浪漫理想，等到了半个世纪后终于有了实现的希望。不管两线制是种选择上的定夺，还是民主自由进化过程的不二命运，唯一能肯定的是建筑永远主导着我们的步伐。没了建筑的精神，理想也只能剩下理想。

英首相丘吉尔曾向《时代周刊》记者说过一句话：“我们虽然在营造建筑，但建筑也会重新塑造我们”，因此坚持国会修复后应保持原有的两线国会座位的对立设计，以及确保座位数量少于实际议员数量的哲学，以提倡国会权力的参与和制衡。

林明昕，建筑系毕业，建筑设计工作者，在现实制造建筑的罪恶中，发现了七盏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