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天前后：社运的历史之钥

【时政】午夜幽光

“当我开始改变，当我无法抗拒，且完全失去控制时，我喜欢那种感觉。”——电影《绿巨人》主角布鲁斯班纳自白（Hulk，2003年，李安执导）

绿色盛会的Uncle Wong经由林冠英宣布乘火箭参选后，屡有惊人戏码。先在同一场合附和安华的“程序论”，与日前的“烧厂论”大相径庭，孰为一时之快？接着自曝行动党党籍，被质疑政党内裤外穿又绑架社运时，竟声称“辞职问题并不存在”。不断以“今日之我”修正“昨日之我”，理念和主张对他而言，是随时可以因地制宜的手段，权力竞逐已成唯一价值。

有人认为在国阵威权时代，区分反对团体和民间社会，在民主运动实践中的意义不大。于是在“压垮骆驼”的大前提下，绿色盛会未让民联三党签署《环境宪章》前，遂与一众社运大腕宣布为民联站台助选；甚至抢先在选举政纲出炉、民意审议、政策辩论前，赤裸裸地公告以身相许。如此掷注于一次性的政治解决，毕其功于一役的思考方式，已然限缩在朝野对决的框架，并未试图翻转钳制社会进步的既有价值。

政治社会力量的新生，不能仅止于既存朝野二元对抗的不满。一般以为，在朝野对峙的政治状态之下，社运直接组党无异于自毁（更乡愿的批评，不外是搅局、破坏在野团结），个别参选又受限于财力、人力等资源，经验上难以成功，因而厕身政党旗帜下并无不妥。

有种说法主张，政党可吸附社运能量取得政权，社运为何不能以政治动员合作方式，当作策略来宣言理念或促进立法？当国阵失去执政资源（甚至民联政权后来再遭轮替），甚至被迫走上街头时，不正是社运转型利用不同议题与各政党进行合纵连横的契机么？若能朝野两边通吃，自然无碍于社运自主力量。但试问，国内哪个社运团体有本事左右逢源？

假使冲撞体制是社运的本业，何以对组织而言，“进入体制与否”成为当务之急？任何一项社会运动，如为主流所宠爱，还能称为社运吗？去掉一步一脚印的扎根工作，社运还剩下什么？要迅速有效，倒不如靠政党政治与选举民主。缺乏对社会结构根本改革的想象，任何改良都难免昙花一现。

突破朝野对决的框架

社运人士用金蝉脱壳之术参选，徒惹争议，虽言必称“与霸权决战”，惜诚信蒙尘，只会遭遇两种批评与下场：一是机会主义，试图掌握政治体制所释放出的机会，最终难免被既有的政治势力所吞噬；二是冒进主义，利用贫乏的斗争语汇来取代现实分析，自视过高又不断失言、再辩解更正道歉，周而复始，导致社运的道路越走格局越小。两者都不是社会运动正轨，也无法实现改造社会的目标。

社运的实践可以是短期的政策游说，或长期的公民教育，当然更可以两者兼有，但也可能互相冲突，结果端看社运主体的智慧与判断。虽然街头的抗争不代表在公共政策的制订或公共事务的治理上，定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改革进展。相信也没有人会纯洁到以为社运分子穿上西装皮鞋，进入体制就是政客；只有穿拖鞋球鞋上街头，才是真正地搞运动。换言之，我们对于社会运动的想象，便决定了执行的方法与手段，甚至结盟的对象。

一己表态为某政治阵营助选，与借社运组织之名打破传统抬轿，毕竟有所不同。社运如何积累政治能量，不单纯是理论思辩的问题，而是日常运作中难以忽视的课题。这包括如何面对政党、特定民意代表、个别政治人物的基金会？该不该接受政客、派系、政党、基金会金援？能否参与上述单位邀请的活动？若对方主动施以援手，该不该接受？如何重蹈过去“社运开支票、政党选前签字、选后跳票”的困局？……这些显然并非主观上希望面对与否，而是在实践上无法回避的挑战。

这不代表社运不能与政党或政客交易。弱势求存的运动，须穷尽一切可能的手段，灵活地运用战术。何况，并非只有参选公职或出任政府官员才算“参政”，透过投票、助选、游说、监督政府等方式，或参与运动来影响国家政策制订，争平等、护权益，这些才是社运参政的真谛。独绿不如众绿，若将组织、运动、政党、民心与个人参选成败通通划上等号，形同把“绿”给垄断了，反而成不了大器。一旦议题本身沦为单纯政治利害与算计的工具时，其“成”既不踏实，而其“败”亦只是必然。

摆在眼前的是，马来西亚反公害运动方兴未艾，有些人与事物已成为神圣不可批判的神祗、图腾，作为主角的行动者却多迷途于朝野的密林当中，环境改革的黎明曙光，唯恐成为无穷无尽的等待。尽管有人视之为茶壶里的风暴，从为政党抬轿、个别人士参政衍生诸多争议，在在迫使社运界须更严肃地看待社运如何维系自主力量等问题，重新思考成形中的公民社会及其限制。

暂且不论未来国阵继续执政或朝野各不过半等情境，本文仅就众所殷盼的“改朝换代”为背景提出质诘：第13届全国大选落幕，当我们激动流泪迎接半世纪以来政局的划时代变化后，巩固与深化民主之可能性何在？

在未来诸多政治生态的变动趋势中，到时最值得注意的，是多年来民间社会所代表的进步和批判声音，很可能随着民联执政而一夕流失。理由何在？因为过去国阵的统治特质，乃是控制无所不在的特权党国体制，反对声音自然生根于民间社会。

自上世纪烈火莫熄以降到308政治海啸，体现出民间力量的缓慢复活。社会的进步思维，逐步茁壮而得以对抗党国体制，这就是简单的“民间对抗国家”的二元对立逻辑。

在国阵下野、民联进驻国家机关的同时，必将原先蕴藏于民间的反抗资源及反对精英带离民间社会。昔日的被压迫者，投身统治团体；反之，昔日的统治精英则面临特权尽失的窘境。届时的统治身分，必然孳生权力运作和折衷妥协的性格，到时，民间社会或将面临“失语”的潜在危机。

变天过后，社运怎么走？

与此同时，政治地盘的崩解与重组，使国阵和所谓“泛巫统势力”（如依布拉欣阿里所代表的土权），成了反对党派。由于这些新的反对势力，在过去不是依赖特权而生存，就是与金权派系相结合，我们很难期待它们会在短期内发展成为进步力量。国阵和泛巫统势力的同步落败，催生了一个新的“政治社会”领域，它所展现的权力逻辑，当以重夺政权为大任，已非从前的简单“进步对抗保守”、“民间反抗国家”的二元模式所能解释。

至此，新的局面将是国家、政治社会以及民间社会的三维模式。新的民间力量若不能适时诞生、茁壮，缺乏批判声音的“马来西亚2.0”，极有可能退化为新保守主义当道的氛围。质言之，民间的进步力量从何而生？要由哪些团体来承担此批判性的角色？甚至更根本的是，进步和保守的界限如何划分？

更重要的是，如果沦为反对势力的国阵诸党和泛巫统集团，无法承担起制衡的角色，无法提供进步的思维，那么，谁来监督民联可能腐化的倾向？谁来发出进步和批判的声音？

投票前夕，我们绝对不会认为民联和国阵毫无差别，不过对前者更应保持警醒，尤其应认识到，全球化下资本迅速，各国政府纷纷以降低环保和劳动标准、减免资本家赋税、削减社会福利、劳动法令改恶、打压工会组织等手法来防止资本外移或吸引投资。二、三十年来奉行欧美各国“新自由主义”路线，政商关系亲密，社运力量未臻强大的马来西亚，又岂能例外。

从理论上而言，并不存在所谓“全民政党”、“全民政府”，只要在社会中有不同阶级存在，各政党、政权势必代表某个阶级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为该阶级利益服务。或许，在许多议题上政府或政党会以不同社会集团利益调和者的面貌出现，但在关键时刻（如边加兰石化发展、地方政府选举），其面目（即阶级性格）将会清晰地呈现出来。

虽与政治不可能完全脱钩，社运捍卫的不是一党之私，而是终极的公共利益，这也应是社运介入政治过程中最根本的信念所在。反抗体制的社运，更不可能与政客有“山盟海誓”或“蜜月期”。政客的背叛，以及仕途捷径的消失，或能让一些走岔了的社运者回到基层，捡回原来的苦行热情，持续进行在地组织与抗争。否则他想望的历史定位也将成为泡影。

保持主体性，反政治收割

关键在于，社运如何看待未来新政权（或旧政府）的本质属性，厘清运动的终极目标。如果认为民联并非代表资本家，还有改造（如成为阶级政党、社会民主政党？）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或断言国阵的下台代表马来西亚基本问题的解决，剩下的只是体制的修修补补而已，那么大可以选择拥抱民联，在新政府既定的空间里，以其喂养的资源，用压力团体或利益团体的操作模式，争取体制改良。

若看清民联不过是个异己的力量，其与社会力之结合，纯粹是在野位置使然，不是新社会的想象；社会的问题亦不在于某党某派某人轮替更迭，而是与世界各国进步社运的认识相同，乃是整个体制（即资本主义）的结构性问题，那么就没有理由继续打混仗下去。运动者再不就此深化思想理论基础，树立既切合实际又有前瞻性的纲领路线，凝聚力量形成符合组织原理、具有战斗力的团队，即使国阵倒台、民联执政，甚至朝野日后全都失去多数民众的信赖，马来西亚也不可能出现具备重要影响的第三势力。

社会运动的生命系于其自主性和战斗性，绝非比赛喊出最勇猛最耸动的口号，无论透过精致的政策论述，或是扎实的草根经营，成功的社运往往是一种能够感召广大公众的力量，一项以价值理念为指引的政治，也唯有如此才能形塑出一股追求进步性改革的动力。

环保不是马来西亚唯一的难题，但如果将公民的价值信念汇聚起来，必能鼓舞其他领域的理想主义者。信手拈来，像竞选盟妈妈、向日葵选举教育运动、全民挺明福、柔南黄色行动小组、老爸老妈改革运动等友朋，忙于串联、搞巡回讲座、办报纸，无役不与，设法促成跨世代对话，这些无私奉献，比起那种假抗争、真做秀行径，更令人肃然起敬。这些尚未被功利世俗污染的新血，将是永远督促社会向上提升的一股重要动力。

社会的转变，俨然一幕幕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永无休止的斗争。今日为反抗压迫而奋斗的人，可能成为明日的权力追逐者。无论时局如何递嬗，一旦社会空间开阔后，必然让在野势力乘虚进占，许多社运领域终将难逃昔日同志的治理。屈服、迎拒收编，抑或独立自强、维持等距外交，弥合不同团体人马间可能存在的罅漏，进而阻绝政治人物取得议题主导权，正待每一位草根工作者作出历史性的回应。

社会运动与公民社会犹如鸟之两翼，前者应自觉地成为公民社会的“赋权”场域。真正从社运出发，才是让反压迫力量继续再生产下去的历史之钥。美好的愿景如此诱人，竞相争做压倒骆驼的稻草之际，别忘了国在山河破，许多土地已弃收多时。唯有深耕不辍，才能孕育出自由、多元、开放的公民社会土壤，滔滔稻浪翻滚，丰收景象终可期。

谢伟伦曾任职主流媒体，现从事非政府组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