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午夜幽光

民主行动党辅选大将丘光耀两年前起全马巡回“政治栋笃笑”，猛批执政集团腐败，炮轰政媒鱼水之欢。超人效应席卷，俨然大规模杀伤力武器，流风所及，“反粗话文化”已成坊间的新兴词汇。

继《星洲日报》、马华公会青年团“向粗口文化说不”后，华总和隆小贩商业公会日前也推动“不讲粗话——以礼待人，我不爆粗”运动，要“ 唤醒参政者、公众和网民，勿陷入粗话迷思，找回文化价值 ”。

感于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的没落，这些人士心有灵犀的痛心之言，大可发起一场“道德重整运动”矣。

东方社会惯于把政治道德化

公众人物语言粗鄙，确实令人遗憾。可是若由上述贤达来重整我们的道德，难免令人担心。把道德政治化，把政治道德化一直是东方哲学最让人诟病的地方；政治道德化使亚洲社会至今还难以把属于道德范畴和法律范畴的问题区分开来。

我们所担心的并不是这种人重整我们的道德必然失败，而是我国所剩无几的道德，反而因此被践踏。

 

单靠制度无法保障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品质。除了制度之外，我们更需要公共道德；在追求个人利益和政治权位的过程中，有所不为，为所当为。民主转型時刻，所有人都见证着这个道理。

公共道德沦丧的原因固然复杂，却不难理解。政治部门的颟顸专断，是以个人效忠和利益交换为统治基础，以控制司法和媒体为统治工具的专制政权常有的现象。在开发中国家，政治却据有中心的地位，掌控着大部分社会资源。政治部门的堕落，迅速扩散到社会的每个领域，乃是必然的结局。

更重要的是，人民对正义和公理的追求这些高层次的道德行为，对专制威权政治构成最大的威胁。道德行为乃是基于原则，而对自身利益的舍弃。过去那些宁愿舍弃自由以追求政治正义的人，并未受公平对待、公允评价；而在社会生活中坚守原则的人，也发现自己寸步难行。整个社会不断地以实际的例证，教导我们自私自利、放弃原则。

丘光耀现象检验民主成熟度

 

批判社会现象，须先了解其形成脉络，否则只会流于浅薄。丘光耀现象，其实正是检验我们社会里民主成熟度的高低。无论赞成或反对者，都得面对民主社会里言论自由的问题。

丘氏在公开场合出言不逊，自然应该受到不当使用语言暴力的谴责。但若将视野放大，其发言背后，主流媒体刻意放大有关言论来丑化他号召的抵制《星洲日报》行动，只字未提后者的典当新闻专业，其实也是道德问题。遗憾的是，主流媒体只认为把说粗话看成道德议题，便是“ 守住办报的道德底线 ”。

本届全国选举是否已无重要议题焦点？到底是贿选买票、幽灵选民严重，抑或粗话现象严重？我们的社会总是在媒体呈现的假议题下空转，无法在纷乱的新闻事件中拉出一条可以信任的价值标准，窄化了对这个世界思考与观看的方式。

因此谈论道德时，读者可以想起多少次媒体对丘氏的粗口大作文章，可是像国阵金钱政治猖獗、纳吉屡次公然贿选、或纵容极端者挑起族群、宗教情绪，却鲜少被以道德层次论之。豪奢公寓养牛、泰益家族富可敌国，道不道德？伐木商集团与之勾结，滥伐农地摧毁雨林生态，道不道德？张爵士垄断媒体市场，打压竞争对手，道不道德？

法国作家纪德（André Gide）说过：“如果有人强制我不能写什么，我会自杀”，另外一位法国诗人梵乐希（Paul Valéry）也说：“如果有人强迫我一定要写什么，我会自杀”。“马来西亚陶杰”则自承“ 每天随兴，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完全凭直觉和感觉，写过之后，自己也忘得七七八八。 ”

如何看待一己专业及读者回应，珍而重之，或轻佻猥琐、避重就轻，这就是文化人格。

对于批评，《星洲日报》缺乏基本尊重，谈不上包容，一概污名为网络暴民，甚至封杀；对于异议，则视丘氏指责为“低俗与粗暴的劣质文化”；对于辩论，根本不屑为之；对于社论抄袭丑闻，更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沦落至此，主事者难辞其咎，也令媒体公信力即便降到谷底也无法自拔。

方天兴、洪细弟这些民间道德重整委员又有什么真正的道德高度，是否他们都认同《星洲日报》的“道德形象”？前者为关丹假独中左支右绌粉饰，后者一贯骑墙投机，甚至宣称“ 不管谁执政我们都支持做政府的 ”，难道比市井语言来得优雅？

 

批判粗鄙：道德楷模或伪善？

如果道德训练来自道德楷模的影响，这群批判粗话次文化的人，是否足以成为这个社会的道德楷模，重整我国政治社会的道德？

这些来自政权朋党集团的一份子，在风声鹤唳之际，当真正有道德的人不是在街头被催泪水炮冲洒、狱中受难，就是宁愿忍受寂寞、恐吓骚扰，拒绝为这个政权涂脂抹粉的时候，他们却在享受着政治权位和社会尊荣。如果斯文只能无奈地被迫接受极其不堪的伪善，这种斯文不要也罢！

若要发起道德重整运动，由于领导者不是社会所尊敬的道德楷模，注定失败，也注定成为政客所导演的闹剧。政治道德沦丧的马来西亚，未来或许终将出现一个足以为我们道德楷模的力量。这是民主转型的生机。惟，斯人也，斯党也，而有斯疾也！

我们鄙视的是，那些自诩为正义化身、不着边际的政治（道德）评论，会使人更觉恶心、反讽，因而延迟了生机的出现。

 

这无疑是道德重整运动最不道德的地方。

 

谢伟伦曾任职主流媒体，现从事非政府组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