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午夜幽光

“真相”是云顶巴士坠谷惨剧的首位受害者。尽管并非当地近年来首宗重大车祸，但真相却在不少媒体报导中有意无意地扭曲，让事实不清不楚，也让事件成为被误读的悲剧。

国内中文报章大幅追踪报导，尤其以8月23日的头版头条最为耸动。当幸存者余悸犹存，罹难者家属伤心断肠，还有疑惑、愤怒、控诉、绝望等情绪充斥报端，只有“公开展演”各种创伤经验后，主流媒体才能从消费悲情中获得满足——仿佛“只要我们有同情心，就会不会认为自己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谋”。

这般争相兜售他人之痛苦，罔顾受难者及家属感受，已近乎病态行为。

NONE 所有新闻照片都是有观点、有立场的，摄影记者的取景角度、镜头，本身就是一种预设立场，亦即美国作家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探讨战争摄影与摄影伦理的名作《旁观他人之痛苦》所批评：“我们只能看到媒体要我们看到的。”因此，刊出罹难者家属痛哭悲怆的特写照片，是殇恸被观照的形式，也是仪式，即便已告知当事人，充其量只是渲染他人的痛苦，把新闻写成讣闻、不具分析能力的廉价报导。

媒体在呈现天灾人祸的同时，要如何尊重不幸与苦难，从来就涉及新闻伦理与专业道德。那种以为“有闻必录”、“图像等同真相”的报导方式，不但将二度伤害当事人，也造成阅听大众的“真实痛苦”。

一如桑氏所叩问：“旁观他人之痛苦，就是为了谨记教训，抑或为了满足邪淫趣味？究竟是要我们对生命无法挽回的伤痛感同身受，还是让我们变得麻木不仁？面对这些苦难，我们即使心生同情，是否仍旧消费了他人的痛苦？”【注一】

痛苦麻痹难防悲剧再临

当泛滥的资讯疲劳轰炸、重复刺激后，遂让读者养成一种若无其事地旁观他人痛苦的习癖，从“充满罪恶感的庆幸”终至“痛苦的麻痹”，与媒体同样地冷酷无情；既无助于形塑具备同理心的公民，也难以防止悲剧再临。

官方消息管道一如既往地成为车祸案件的“初级界定者”（primary definer），主流媒体依旧是“次级界定者”（secondary definer）。事发12小时后，竟然未有任何媒体公布肇事巴士公司名称，随着网络媒体率先曝光，后来者才陆续跟进。

唯除了《FZ.com》进一步爆料首相纳吉家族间接持有该公司股份外【 注二 】，其余媒体报导与评论则自动划起警戒线，纷纷转向司机的驾驶行为、车况与路况，如郑丁贤便向神算谢诗坚【注三】学舌，将“ 三种可能性 ”发扬光大，无惧见笑于大方之家。

NONE 新闻的真谛，终究要回归真实。既然魏家祥被偷拍、泰国神棍逝世（南洋商报更自降报格用社论凭吊，见【 注四 】）值得高规格处理，为什么不主动去调查云顶高原交通有限公司的持有人背景、评鉴记录、劳资关系与福利待遇？

媒体大肆鸣锣喝道革新改版，若仍是换汤不换药、虚张声势，皇帝的新衣终究难以面对赤裸裸的新闻现场，读者又岂会相信黑盒子里能找到事实与真相。接下来，要如何追查该巴士有无行车违规、超速、超载、调度与保养不当、监管疏失、责任归属等问题，乃至于掀出其他更深层的制度性阙漏或内幕，善尽公共监督之责，同样令人存疑。

陆路公共交通委员会及巴士业者虽否认肇事巴士被列入黑名单，但经媒体查证发现该巴士在警方黑名单，也揭发林姓司机从2001年起超速违规达15次。

早在2011年，交通部属下的道路安全研究院曾经提出惊人发现，国内44%长途巴士司机患有睡眠窒息症，以致驾驶中容易打瞌睡，极可能是近年来长途巴士发生车祸的原因。媒体公布上述情事，加上研究数据带出强烈偏见，未待深入彻查，几已未审先判，或意图指向肇事因素为司机个人状况与不良驾驶习惯所致。 【注五】

司机是肇祸始作俑者？

若把矛头通通指向司机，唯恐见树不见林，无法破谬、辨误。

在云顶高原交通有限公司工作的林姓司机，日薪大约100令吉，每天从吉隆坡往返云顶高原四趟 【注六】 ，依此推算，林氏日常工作至少八、九小时，这还未包括用餐、休憩、车检、交班、代班或加班，以及交通路况变化在内，长期血汗劳动的结果，余下休息与个人时间已寥寥可数。

据半岛巴士司机工会主席指称，国内约三万名巴士司机，大部分未获最低薪金保护，甚至只月领400令吉基薪（另有60%巴士公司则论趟数支薪），社险、公积金等均被剥削，“若收到传票，需由司机自行负责，公司只负责维修费。若巴士入厂维修，司机无法驾驶或生病未上班，就没有收入” 。 【注七】

NONE 巴士公司为降低营运成本，变相调整薪资结构，劳动条件恶劣之下，司机被迫超时加班，方能补足正常薪资，勉强养家糊口，血汗斑斑，这才是每位巴士司机的真实劳动状况，绝非个案。

司机为了生活爆肝上路，不仅影响劳动权益，更危及大众交通安全的公共利益。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文献确认疲劳驾驶将直接影响行车安全。一旦发生事故，社会及业者又把责任推向驾驶者，基层司机还得无奈承受刑责和民事赔偿，劳动安全根本就不在业者的考虑之内，因此，最大的受害者，根本就是被迫在此工作环境中讨生活的司机。

因疲劳驾驶影响公共安全的事件，我们看不到政府有何严格、积极的作为，始终不愿依法主动公布违法业者的名单，继续纵容业者常态性违规。如今虽有巴士工会控诉，每天被迫在休眠不足的情况下疲劳驾驶，但乘客及其他的用路人，仍别无选择地搭乘“血汗巴士”往返目的地，或与其并驶在同一道路上，随时可能面临交通事故。交通安全做不好，政府任由悲剧一再发生，这一切还要以乘客、游客“出生入死”为代价，媒体理应追问当局：司机劳动权益与乘客安全，究竟谁来把关？

悲情论述模糊监督问责

个体境遇，总是世态的微观映照；忽略人性反思，是对个体责任的遮蔽。这宗悲剧，已提供社会一面镜子：周而复始的交通意外事故，透过媒体映像传播，每每召唤出呼天抢地的悲情论述，却简化事件、绕过制度、回避问责，直到现在，这种悲情论述依然盛行不辍，且犹有甚之。

这不啻彰显我们身处的社会与一个正常社会的距离：同样是人伦底线，一个清晰，一个模糊；同样是苦难和至恶，一个用以反思，一个拿来消费。

大众运输安全本是公共的社会议题，必须用更严格、全面的观点来检视“整体”。 对苦难最好的纪念不是消费悲情，而是真切反思。惨剧已在眼前，监督批判岂能缺席？

注解：

一、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陈耀成译，《旁观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台北：麦田，2011年，二版。

二、Terence Fernandez and Kristina Mariswamy, “Prominent names behind Genting bus company”, 《FZ.com》, 2013.08.23。

三、谢诗坚在505选前令人喷饭的预测，曰：选举结果有三种可能性，一是国阵继续执政，民联保住槟、雪、吉及丹州政权；二是民联入主布城，但失掉雪吉州政权；三是国阵或民联大胜。见中国报，“ 谢诗坚：两线制更巩固 来届大选不会一面倒 ”，2013.03.17。

四、南洋商报社论，“白龙王现象的启发”，2013.08.22。

五、中国报，“黑心巴士害死人，司机拥15超速罚单”，2013.08.23。

六、东方日报，“巴士坠谷案：司机曾接警方15超速驾驶罚单”，2013.08.23。

七、东方日报，“巴士司机冀政府提供津贴”，2013.06.18。

谢伟伦，曾任职主流媒体，现从事非政府组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