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不安时代

印度北部的拉达克（Ladakh），因地邻西藏而分享相近的文化传统，而素有“小西藏”之称。从表面看来，拉达克与中国管辖的西藏（下称境内）确实同具藏族独有的特色，但深入察看，两地却是极不一样的世界。

自50年代起，中国政府以派兵攻打、驻军等各种高压手法对待西藏，（按中国官方用语，这是解放西藏），这场武力“解放”最终迫使西藏领袖达赖喇嘛，连同大批的藏民从首府拉萨逃离到印度北部的拉达克和达兰萨拉（Dharamsala），他们自始以印度北部为中心，扩展至世界各地，形成一个个的流亡社区。

拉达克的灵性

拉达克有最为集中的流亡社区，在市中心列城（Leh），就有八个藏族难民市集（Tibetan Refugee Market），售卖藏式饰物、摆设和衣物，也有开设以当地藏民为主要对象的市场。在他们开设的店铺和餐馆，在当眼处都会挂著领袖达赖喇嘛的肖像，张贴著他有关慈悲心、和平的教诲语句，而代表要求西藏独立的雪山狮子旗，和印有解放西藏（Free Tibet）的服饰更是俯拾皆是。

NONE 在拉达克不乏丰富多元的宗教活动，使你一踏足此地就感觉到她的灵性气质，佛学背景的禅修中心、宗教学校、寺庙等，随处可见。举凡佛教节庆、达赖开课演讲等时节，全城的店铺都会自动地一律关门，拉达克人和藏民都会拥跃出席，就像在刚刚8月21日，达赖在拉达克完成三星期的禅修后，在卓兰沙（Choglamsar）举行公开演讲，这是全城的大盛事，来自各地的藏民，穿著亮丽的传统服饰，迎接达赖和聆听他的演讲。

以上种种都是在西藏境内无法想像的境况，一副肖像、一面旗帜、一场公开的宗教活动隐含著多少流亡藏民心中的追求、以及在另一端境内藏民的沉重压抑。对于境内藏民来说，能亲身参与达赖的活动，是最遥不可及的加持，“达赖喇嘛”甚至是境内藏区至全国最不能公开言说的敏感词。

毁了宗教失去精神

在拉达克定居的藏人苏楠（音译）也有出席21日的达赖演讲活动，当她听到达赖在明年七月份，会在拉达克举办为期十日的佛学授课时，她显得特别的雀跃期待。

苏楠的父母和亲人仍居于拉萨，在地理上只是以卡拉可兰山脉（Karakoram Range）相隔的彼邻，因政治上的高压而制造一条让他们长期分隔的屏障。一家人体验著两种极不一样的生活面貌，是许多藏民的共同体验。中国政府高度控制藏民的宗教生活，以及他们对于西藏主权问题的态度。

苏楠的叔父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以个人的积蓄和体力，在村庄里兴建一座简朴的小寺庙，却因此遭受中国政府的长期监控。和西藏其他的寺庙一样，每所寺庙都有限制的登记人数，苏叔父的寺庙只容许三十位僧人或僧尼的名额，许多渴望出家的信众就因为这种登记制度，而无法成为僧人，他们只能一直在轮候册上等待，待有僧人离世，他们才能补上，而在登记册上的僧人也有碰到骚扰和政治压力，面对被迫还俗的情况。

在中国政府眼中，寺庙不只是宗教之地，他是一个让信众聚集的平台，“革命灭于萌芽之时”，因此，政府或以金钱贿赂，或虚设僧人作渗透，将一个个寺庙的领导权，由原来主持转移为党领袖和官员。寺庙越修越华丽，然而内里的宗教内涵却被彻底摧毁，闻名的寺庙变成了让游客参观的摇钱树，多于是藏民的心灵归属。

苏楠指宗教生活的破坏，连带的是人与人关系的破坏。以往西藏人之间的团结互信不再，从前，藏人之间会互相串门无所不谈，现在他们不谈论宗教、政治、藏人出路等一切被视为敏感的话题。过去至今，境内藏人为了争取自由、争取民族自决而自焚抗议一直未有停止，但其他藏人只能假装视而不见，无动于衷，这是在境内的生存之道。

失去了精神和宗教生活的追寻，那就等于将藏族文化最宝贵的部份给毁掉，他们只能把精神转移投放在经济生活。小孩子上课的语言，改以普通话代替藏语，藏传佛教、西藏历史也被摒弃在课程以外。中国政府所说的“汉化”，实际上就是以经济和政治霸权，扭曲藏族的历史、文化精神，把她塑造成封建和迷信，以维护自身对西藏侵略的合法性。

即使是汉藏关系，也被利用成为管治策略的一部份。苏楠指出一直以来，汉藏本来和平共处，但政府却经常放大个别冲突个案，来制造两族之间的矛盾，以此盖过其不人道的高压统治。

旅人揭开残暴镇压

爱好彿教及以研究达赖导师生平的利玛窦．皮托诺（ Matteo Pistono ），在他的著作《阴影中的佛陀：西藏神圣秘境心灵探险之旅》（In the Shadow of the Buddha: One Man’s Journey of Discovery in Tibet）中，就记述了他在九十年代末，当他还是研究生时，开始他的研究和他个人的灵性追寻，他达到西藏、尼泊尔及喜马拉雅山脉找寻大师及打坐禅修时，却无意中碰到许多饱受打压的藏民，他们没有任何方法诉诸公义，只能把充满血泪的经历，连同证据、文件等交托给他，好让他能在回国后共诸于世。

NONE 和他原来到西藏的原意也许不大一样，但当他受著藏民蒙死的托付，他就无法不深入了解具体的情况：庙宇被油漆涂上“拆”字，然后政府人员强迫僧人亲手打烂、拷破自己的寺庙和佛像；又有僧人被施以电击、把双手双脚捆缚并吊在天花板上，只有当他们承认受达赖的疏摆，试图分裂国家，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接受劳教，才会停止用刑。

收集了这些个案，利玛窦就明白自己有著不能推卸的责任，说这是藏民蒙死的托付并不为过：如果这些材料被发现，利玛窦最多是被递解出境，而材料拥有者则会受到难以想像的酷刑。

到今天，在许多人权组织和西藏海外流亡社区的努力下，这些资料和个案已不再是秘密，更多的真相和实况得以被看见。在境外相对自由的空间，西藏难民没有因为相对安逸的状态，而遗忘他们的故乡和信仰。在拉达克，不难发现他们的努力，他们尝试摆脱藏人的悲惨命运，以更积极的方式去延续作为藏人的使命。

学习传统勿忘西藏

如果说那些在50年代追随达赖来到印度的父辈们，是第一批的流亡藏民，那在流亡社区中的小孩就是第三代的流亡藏民。和父辈们不一样，他们没有经历过直接的打压，出生在印度，西藏是他们从未踏足之地。

为了避免这年青的新一代忘记自己的根源和使命，流亡藏民在拉达克以及其他印度城市开设西藏儿童村（Tibet Child Village），这是连带著学校的生活村。藏族小孩由三岁到十六岁，都在这里接受教育。除了主要学术课目，他们在这里学习藏语、西藏历史、传统文化和他们的核心精神：藏传佛教。以上这些，都是在境内藏族小孩难以触碰的知识，而流亡有外的孩子却有更大的自由度，认识自己的民族和传统。

NONE 在我到西藏儿童村时，刚巧是星期三，学校的职员说这是藏人的白色星期三 ，小孩都会穿著藏人的传统服饰，他们在每个细节上都注入藏族传统，希望新一代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学校的办公室贴在大幅的“雪山狮子旗”和写著“西藏独立”的中文字大标语。职员看著标语，说这是每个西藏人的梦，然后怔怔出神，像回到他的故乡，从前那个自由的西藏。

在印度的藏民，要定期向印度政府登记注册，不可买地、经营生意等，在出入境也因为难民身份而诸多限制。但是，他们可以向印度政府申请成为印度公民，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拥有较为稳定和具保障的生活。

苏楠说过她因为难民身份而持有不一样的护照，这导致她出国都碰到许多限制。不过，不向印度政府申请成为印度公民，是流亡藏民们的共识。他们解释，他们不是印度人，他们的目标就是西藏的自治和自由。他们认为，一旦成为印度公民，就会影响到他们对西藏运动的决心，安逸的生活会让新一代忘掉自己的家园。

不管是在西藏儿童村，还是在难民市场，都会发现感谢印度政府的字句，“感谢印度政府让我们留在这里50年”。其实，印度政府对于藏民也没有什么实际资助，和拉达克的学校不一样，藏民学校没有得到政府任何资助，政府只提供土地，其他的开资则需要自负盈亏。藏民的生活也要自己处理，没有政府的补贴，但是，这对于藏民来说这已很足够，因为他们能无所顾忌地做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事：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

NONE

达赖曾公开赞誉拉达克是最成功的流亡社区之一：能和本地人和平共处、宗教活动兴盛、吸引海外的支持、社区运作完善等。相对于流亡政府的所在地达兰萨拉，拉达克地理上较为偏远，是老人社区聚集之地，年青人因著城市化的发展而往城市跑，这也影响了这里西藏自治运动（Free Tibet movement）的面貌。

每当遇到境内藏人自焚或3 . 10西藏起义日纪念活动等，拉达克社群主要是以祈祷、诵经的形式回应。相对于达兰萨拉和德里的大型示威，拉达克的回应方式来得温和许多，也因此，拉达克虽然是重要的流亡社区基地，但论自治运动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还是以达兰萨拉为首。

流亡政府实践民主

如前述，境外藏人的抗争早已抛开了被中共打压的悲情形象，特别是西藏流亡政府随著2011年议会及总理民主选举完成，达赖同时期宣布退休，扬言“我不要做第二个埃及的穆巴拉克”，正式将最高政治权力移交予民选总理后，他只维持精神领袖的身份，这都标志著西藏流亡政府正在一步步地走向政教分离的民主化道路。

NONE 在2011年的选举，就是第十五届的议会选举及第三届的总理直选，有许多突破的新发展。候选总理在竞选期间到各地区、甚至是海外流亡社区，如台湾、美国洛杉矶拉票和演说活动，候选人并设有网站阐述政纲。为了增加投票率，选委会简化选民登记程序，容许在大选前任何时间进行登记；在投票期间，容许在任何地区投票等。另外，亦加强选民教育工作，鼓励藏民投票。

从选举结果来看，也有不少突破。例如选民超越地域上的偏好，如在过去康巴地区的选民会倾向投选来自康巴的候选人，这次地缘的重要性大幅减低。当选总理洛桑森格年仅四十七岁，就读于印度德里大学，及后为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其他当选的议员多为年青、高学历的律师、记者、诗人、佛学博士等。选举制度中的性别固打制，也让当选的女性议员比例接近三成。另外，在首两届当选的前总理桑东仁波切虽然声望崇高，但因为宪章上规定总理最多只能连任一次，所以也自然地没有参选新一届的选理选举。

以上种种甚至是部份民主国家也未能达到的标准，西藏流亡政府却在流亡中得到实践，无怪乎当选的现任总理洛桑僧格能自豪地指出，“这次选举的结果向中国政府的强硬派传递了一个明确的资讯：西藏领导层不是在消解。作为民主制度，我们只会随著未来年岁的流逝而茁壮成长。”

“我们的宗教没有绝望”

西藏政府，以及达赖喇嘛在藏传佛教的理念下，强调和平非暴力的运动原则，可是，达赖的“慈悲”、“空性观”较为是理念、形而上的政治理论。当流亡藏人和领袖来到印度暂居后，佛教的学说和甘地的和平非暴力策略得到契合。桑东仁波切指出甘地的理论为西藏解运动提供具体策略的指引，在达兰萨拉就设有非暴力教育中心，为钻研未来运动方法及培训藏人领袖的基地。

我在儿童村时，曾向其中一位职员问及，他是如何看西藏的未来。他说：“我相信有一天，西藏会回到我们身边。”高度自治是目前流亡政府争取的方向，纵使面对著庞大的政权，但许多藏民还是坚持著他们向往的自由和尊严，就像他们说的：“在我们信奉的宗教里没有绝望。”这份信心，除了是来自宗教，相信还有来自于具体的实践中，从议会民主化、流亡社区的组织力、传统传承到国际上的支援，都足以让他们为自己的民族感到自豪。

刘嘉美，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毕业后一直在工运圈子打滚。近几年经常进出马来西亚，第一句学会的马来文是 lawan tetap lawan，相信鸡蛋终会战胜高墙。在马来西亚大选期间，担任香港独立媒体特约记者，撰写选举报导，文章见于www.inmediahk.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