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行动月读

如果说有什么直接针对书业的特定政策，近期影响比较广泛的，要数发派给全国高等教育生的一马书券政策。当朝分别在近两年内实施两次，首次为200令吉，次为250令吉。

近期慕尤丁还在九月宣布补赠给五、六月入学的大学预科与中六生（这里不得不提，华文报章似乎未捕捉到“补赠”的重点，尽管有点明“扩大赠送对像”，却在首段明指派赠给“全国本地大学、私立大专、大学预科及中六生”，相信部份华文书店为此感到困惑，其实翻查其他语系媒体的报导就相当清楚）。在国阵那张豪气十足的银弹竞选宣言中，也明言一旦执政，则会把书券价值增至300令吉。

换言之，我们大可预见，将来仍会有上亿令吉的一马书券注入市场，而国阵依旧会以此来证明其“减轻学生负担”和“鼓励阅读风气”的政绩，籍以“感恩论”来收买、规训和抵消年轻人的改革呼声（还记得他们一边派送书券，一边规劝我辈别被反对党利用参加示威集会吗？）除了505大选前“钱照拿、票照投”的行动逻辑以外，选民还能以哪些论述予以回应？

身处政策现场的书业成员，或有必要以亲身观察，并结合职场触感，提供分析与批评：这个政策是否有能够有效达至其预期效果？书券注入市场后引起哪些后果和反响？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书业反应？

少了鉴定承担能力的环节

不论是个别部长、官僚在公开场合的说辞，又或者是财政预算案官网的阐明，一马书券政策毫无疑问的旨在“减轻学生购买学术用书的负担”和“鼓励阅读风气”。只要稍微分析，很容易就看得出来当局就减轻莘莘学子负担这方面，仅仅是表面功夫：书券是否无差别地、不经过滤地派发给全部学生？

公允的说，当局不无一定的筛选工作——比如将已获得另类津贴的师范生、大学毕业生、师范课程学员等排除在施政对像外——可偏偏少了最基本而关键的筛选：谁才是需要援助的学生？

众所周知，减轻教育费用负担的措施（诸如贷学金、助学金），都有具体而明确的基准（比如家庭收入低于多少、家中成员多于多少）来鉴定家庭的承担能力是否充足，最终才能判断高教费用是不是一个“负担”，难道不是吗？要如何理解这个意在减轻对像负担、却不问对像承担能力的政策呢？

我国高教费用高得离谱乃至于所有社会阶层的家庭都承担不了、所以每个大专生都是援助对象？答案当然不是。我国财务赤字严重可谓人人皆知，当朝将资金浪费在不必要的对像上，就这点批评政府浪费绝不冤枉。

能否兼顾援助与鼓励

关于浪费的批判论述很多，但我们似乎较少听闻从这个角度去谈论一马书券。这也许提醒了我们，在与当朝周旋之时必须谨慎，小心误植错误假设，比如：援助原则和鼓励原则可以并行不违。

我们之所以没有死不罢休地问“那些家里‘太过得去’的学生凭什么也获得援助”，极有可能是下意识认为赠送书券予他们，可以是一种鼓励其买书阅读的做法。但这个想当然的预设却忘了“阅读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难道“家里过不去的学生”就不应获得相同份量的鼓励吗？

也就是说，援助贫穷原则要求政策“差别对待”，但是鼓励阅读原则却讲究“一视同仁”。如果妄想同一个津贴政策承担这两种不同目的，颁发一马书券终极的伦理立场会变得暖昧不明，甚至会十足的不平等：减轻贫穷家庭学子的高教负担，鼓励非贫穷家庭学子的阅读风气。

根据这个看似左右逢源的圆融立场，我们很容易就能察觉到背后的各种暗示，比如清贫子弟已颇具阅读风气，要操心的仅有富家子弟；又好比能购买、拥有自己喜欢的书乃是专属富家子弟的高雅韵事，穷家孩子能有上课用的教科书就已经不错了......个人认为当中还藏有更为偏离真实世界、更加难以忍受的偏见，往下不表。

这里意在证成，当局所宣称的两大宗旨其实不能兼容，而如果往“扶贫”这个宗旨去拆解，则会发现一方面其缺乏鉴定程序从而导至浪费，一方面本来（或者表面上）意在扶贫，但背后的价值预设其实无助于消解贫富阶层之间的成见和矛盾。

从课业书着手的局限

那么如果往“鼓励阅读”这方面去检验呢？恐怕也是困境重重。先从最早的政策设定谈起：当局在说明书当中表明，学生可以“根据学习需要使用书券来购买学术书籍、期刊、杂志和教学器材”，并且“如果无法凑足书券价额，则可购买笔记本和文具”。这样的购物规定如果纯粹是要达到“减轻购卖学术用书负担”的初衷，也许无可厚非，但假定其有提升阅读风气之效，是否有些妙想天开？

我们当然知道，大学与中小学一个不同的地方在于，中小学生所用参考书考试意味浓厚，除了一条又一条的逐点笔记，更多时候整本都是历届和仿真考题，要从这种完全迎合考试逻辑的书籍喜欢上阅读，绝对是天方夜谭；而大学一个比较相对人性化、自由的地方则是少了这种考试书，所使用的“课本”也好，“参考书”也罢，不一定是概论性质的教科书，更多时候是由专家撰写、值得阅读的专著。

不排除在特定的条件之下（比如，有良师引导），大专生确实可由阅读学科用书而得以引发、维持、深化阅读的兴趣与习惯，但你我都知道，这么美好的事情恐怕少之又少。这方面的原因很多，数十年应试教育制度如何消解、扭曲学生的阅读兴趣与习惯，几乎已是常识，这里仅提科技方面的因素：例如早有多位媒介学者指出，上网习惯已严重削弱当代人的精中力与阅读力，使人不惯于阅读长篇幅和严肃的文字。

提供购买“正经八百”的学术书籍之便，是撼动这几个结构性因素的有效方案？当然不是。当局显然没有注意到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如果大专生阅读风气低落的现像属实，面对一群本来就没有阅读习惯的年轻人，你送他们250令吉去买课业用书，你以为从此他们就会死心塌地爱上阅读吗？

如果非要透过赠送书券的方式来改善阅读风气，还有那么一点可能的作法，应该是允许大专生购卖自己喜欢的读物，一方面抛开雅俗的限制，不要视武侠小说、推理小说、爱情小说为洪水野兽；一方面不要把阅读看得太功利，咬定读书就得读与课业相关的范围。

不要叫阅读太沉重，就算一个大专生只爱读通俗读物哪又有何问题呢？也不必小看阅读的力量，有哪段优质阅读不是从简单轻松的读本开始呢？也不该小觑大专生的胃口，不要以为他们的阅读版图就像学科分野那样壁垒分明，理科的一定不读史，文学的必定不识牛顿，政治学的肯定不晓得诗。

改善阅读风气的不二法门就是让人喜欢上阅读，这个老道理不是已经说到烂了吗？这个只限购买课业用书的书券政策，更多时候象是迎合了“读书即是为学业服务”的功利阅读观念。

不只是“书”券

更何况，后来事态告诉我们，如果让他们选，有的人根本不买书：由于当局一开始并没有严格界定可以用来购买非书籍货品的额数，从而发生了滥用书券的问题，比如购买文具、计算机用品，甚至是零食、衣服、预付加额卡等零售物品。

坦白说，我们其实也没什么好意外的不是吗？都什么年头了，那些至今“比较过得去”、经营版图还在持续往全国持续扩张的大型连锁书局，不早已在“坚守卖书本色”与“发挥商家本能”这两大原则的纠结冲突之中，一步步往后者倾斜吗：先是卖点文具，加上流行影音光碟，再配合网络时代引入已升格为生活必备品的电脑用品，甚至是来些零食与泠饮。当我们现在回过神来才发觉，由于版图最大且最深入学生心坎、让莘莘学子一说起书店就立马想起的家伙，其实已与“卖书”这个书店之所以为书店的根本特色逐行越远。

于是，我们多少会听到一些气急败坏、感怀“书店不古”的牢骚：这还是书店吗？这样子搞到底是书店还是文具店？它这样和一般的零售店有什么差别？相信这类批评多半心怀善意，但却有欠公允：至少就我个人经验所及，不管文具与非书写类型商品的部门增加了多少，无可否认的书籍贩卖处仍至少占据整体门市一半或以上的范围。

就这点而言，我们总不能那么蛮横地说人家“不是书店”，对不？比较精确的说法是，这种不再纯粹卖书的经营模式，乃是大专生对书券认知模糊不清的观念基础：既然书店不只是卖书，那么书券当然不只是书券，它还可以是文具券、电脑用品券、零食券等等。

文具商喧宾夺主

不要以为这只是大专生单方面的问题。当政府改在第二次派发书券增加购买限制——亦即禁止用于非书写用途的货品、“80%用于购书、（只有）20%能用于文具”的规定——之时，竟然有人公开抗议：今年3月初，马来西亚文具书业联合总会召开理事会议，席上来自7个不同州属的负责人一至表态反对新限制，主张让大专生自由选择买书或买文具。

该会会长表示，全马各州都有文具商投诉，其中在雪隆有百多会员抗议。他们甚至在去年12月至函予高教部副部长，要求会谈商讨。明明事情再也明白不过，一马书券原本就是书券，之所以允许购买文具，那也是在凑数之时。文具商喧宾夺主式地错把配角作主角，显然是书店“兼销书籍与文具”的功能与印像深入民心之故。

这里顺道一提该会顾问林潮顺博士对“学习必需品”的界定。在他看来，“书籍为主、文具为次”的购买限制早已不合时适：在高科技时代，书本可以透过计算机与手机上网下载，但文具却是必备的工具，因此应该允许大专生多用书券来购买文具。

这令人啼笑皆非的说辞破绽着实太多，我们可以轻易予以破解——比如像文具在大专教育里的重要性其实很低（大家早就改用计算机来打字写报告作笔记了不是吗）、就算文具很重要，但一个人要挑多贵的高级文具或选多少的一般商品才能买上数百令吉呢——但最易辨识也最该予立即予以批评的，肯定是“书籍可以下载”这一环了：下载书籍难道是正确的吗？要知道，在他的语境里，显然不是指那些需要付费的正版电子书，否则无法突出买文具的“必要性”了，对不？

“课业书”券的困境

话说回来，倒也不是没人关注书券遭滥用的问题，比如大马书籍承包协会就曾促请高教部针对大专院校进行监督，以确保没有违规。有趣的是，他们似乎是对“只可购买课业用书”规则较认真的少数单位。他们呼吁禁止大专生购买非课业用书，因此对其而言，一马书券不仅是“书券”，而且还要是“课业书券”。

他们和政府想必没有设想到，如果买书就只能是买课业书，这个消费观念在今时今日除了无法直接改善阅读风气，反而在特定情形之下把大专生推向购买文具的彼方：据 报导 ，芙蓉各大书店严守“80%与20%比例”却遭投诉，理由是校方在开学之后一段时间才派发书券，而学生老早就把所需的课业书本备妥，因此不存在“购书需要”，所以执意将“书券”用在文具上。这里再次证明，一马书券只限用于课业书的规定，操作上难以达至“鼓励阅读”的初衷。

余论

目前针对国阵福利政策的批判论述，有着几种不同的检验模式，比如追问其资金来源的合理性（是分派税收盈余，还是举债派钱）、检视其津帖模式（是一次性派发的糖果，还是制度性津帖的福利）、探究其解决问题的有效性（是否有效解决目前的问题）。随着国阵在选战中表示一旦执政则将固定派发津帖，第二个扣问标准也许暂时“功成身退”；第一个标准则适用于分析任何领域的福利政策，目前已有相关论述，或不需另作赘述。似乎从书店现场着眼、提供相应批评，是比较合适的。

因此本文整体扣准当朝原先“减轻学子教育费用负担”和“改善阅读风气”的两大宗旨，检验政策内容是否与之吻合、有效达标，再分析商家与消费者的接受与反应。整体言之，政策可谓定位模糊，两大宗旨无法相融，而且不论是“扶贫”或“鼓励”任何一方，都缺乏足够具体的措施予以贯彻。

不论是从早期的滥用问题，还是后来对管制措施的不同响应，书业界内或有不同的声音，但就上述所谈的三者似乎都可以用来证成政策定位不清。唯限于能力与篇幅，尚未分析上亿价值的书券流入书业市场究境有何影响，仅就此搁笔，希望日后有贤达人士予以解答。

陈沛文，拉曼大学中文系硕士生，平日喜爱阅读，目前在书店兼职，同时也于中学、大专从事华语辩论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