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前夕乍晓

谁的少数？谁的弱势者？

马来西亚的多元族群与多元文化背景，始终是文化、学术界经久不衰的议题，全球化和文化软实力的话语相继出现以后，学界对文化接触议题的探讨也相应提高。近年马华文学领域的“少数族群研究”或“弱势族群研究”是一个例子。

综观上述两个命题，首先让我们想到的是：何谓少数？根据2010年人口种族比率，马来西亚华人占总人口24.6%，跟主流马来人土著所占总人口的54.6%比较，自然属于少数。

若与整体土著比较（67.4%）又更为少数。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自上世纪70年代逐渐被边缘化以后，以及持续面对的族群统治霸权，华人作为少数似更切合事实。

这里并不否认，有学者把大马华人视为“少数强者”。不过，论者往往是从族群上层的经济表现作衡量，并无法有效代表整体族群的实力，导致华人问题经常被蒙蔽或扭曲。

马来西亚富豪榜中，历年来华人高踞榜首，媒体往往借此大肆渲染华人的经济实力。在马华文化、文学艺术普遍被打压的话语论述下，以及上世纪80年代以降，作品中普遍所见的悲壮意象的经营，因着少数强者的悖论而愈显得吊诡。

作品充斥文化与民族优越感

有鉴于此，马华文学中的“少数族群书写”研究形成了一种虚张的声势，反映在创作中无非是民族文化的优越感，始终难以逾越他-我、高-下结构，自然无法有效传达问题（倘创作也是传达问题的方式）。

如果根据人口数据可以把大马华人视为“少数族群”的话，则马华文学中的少数族群书写研究是否存有吊诡？由此衍生的问题是：为何在现有的研究当中，华人可以包括在“少数”之外，或站在一个更高的立足点审视“少数”？

少数族群书写研究的正当性何在？以（华人）少数角度出发谈（其他）更少数，是否忽视了自己可能占据的霸权位置与思维，或始终无法看到作品中残存的华人本位主义思维。这种意识思维在与他者接触过程中彻底曝露，或许它不是书写的最终目的，却在美学策略名义下大肆敷演。

这些作品，华人本位主义或以一种更为隐晦的意识出现，它必须放在文化高下对比之中才得以感知，书写者是以一种俯视的姿态直面与观看他者，具体结果是作品中充斥着民族优越感。

作者也许从反面进行书写，间接对事物提出批评，却难以隐藏他的本位思维。比之西洋作者与探险家的窥视，华人本位主义的窥视纯粹在于突显文化的优越感，却无助于进入问题核心。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它与上文中的虚张声势何尝不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是否可以这么说，马华文学的少数族群书写研究更进一步彰显研究位置的问题性？若事实确实如此，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马华文学中有关他者书写的问题？

除了“少数族群”一词，也有人使用“弱势族群”一词。然而，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无论“少数”或“弱势”，两者都有一个相对的中心或主流，被讨论的对象自然位居边缘。这是两者的共性，可否替换并无太大的意义。

跨族群书写与国家的关系

从人类学跨文化边界的角度看，我以为以“跨族群书写”来统称更为适宜。以多元族群为背景的砂华文学生态为例，跨族群书写研究视角更能解读问题。

跨族群书写强调的是族群之间的交往与互动——无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力量悬殊或力量相等的，只要跨越族际，则它必然带有本族群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因此族群间的互斥、磨合、角力、冲突，势所难免，因此，研究并不仅着眼于类型化，进而把文本以外的国家压迫性因素排除在外。

没有国家主体意识，谈跨群书写将轻易掉入“异域中的漂泊华语论”。譬如黄锦树在《论东马留台作家李永平与张贵兴小说里的异族关系》（2009）指出，除了书写中透露的华人意识形态，作为出生于中国境外的中文作家面亦对本土和中国的压力。

“漂泊在外的砂华作家李永平等人，一方面面对台湾本土派学人批评他们的汉文写作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在面对当代中国，似乎又被指僭越。”

离散论者从异族关系切入，作家因华人意识形态终究不得不面对语言的漂泊。这是否定国家在先的必然结果。

跨族群书写的主体位移

其次，跨族群书写正可以彰显一个地区文学的民族文学起源本质，同时也揭示它如何因循人类文化演进法则，涉入其他族群的生活空间、心理与价值世界。

跨族群书写恰好反映马来西亚的多元社会现实，也说明传统马华（民族）文学第一次面对无论在价值理念、信仰习俗、生活处事上差异性或大或小的“他者”，进而把“他者”列为思考的主体，由此作家开始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包括无法超脱的华人意识形态问题。

李永平早年作品《拉子妇》的罪与罚的母题在跨族群书写中终得以显现，跟李氏往后书写的相类母题的作品（如《翠堤小妹子》）的最大不同在于《拉子妇》人物的原罪不仅仅与人性与兽性的拉扯有关，更是对汉人之人性与淑世情怀的一种拷问。

具体说，李永平乃透过《拉子妇》向华人沙文主义心态提出最强烈的批评与自省。然而，《拉子妇》描述的氛围，是前国家时代。一旦国家出现以后，以战争符号表表征的跨族群书写（如纠纷、冲突、和解等），将不得不从国家范畴理解。

忽视国家与深层的问题

具体言之，跨族群书写的问题往往与国家意识形态、倾斜的政策、施政的不公等有关，由此造成社群之间的对立与资源争夺。在此，跨族群书写更能彰显隐含其间的国家符号，这是“少数族群书写研究”或“弱势族群书写研究”无法想象的问题。

现有的少数族群/弱势族群书写研究显示，无论是国内或国外研究者，皆有意无意忽视国家。

国内学者从本土性建构的研究视角出发，国外学者则以离散马华为着眼点。然而，谈少数族群/弱势族群书写必然排除国家这个向度，显然有意无意把跨民族根本问题遮蔽了。

因此，只能从肤表的他-我认识论角度进行阐释，而忽视更为深层的问题。有鉴于此，无论“书写婆罗洲”理念的鼓吹，乃至目前颇受欢迎的“环保文学”、“雨林文学”、“自然书写”，往往不忘把少数族群纳入他们的书写与讨论范畴，时下最极致的发展是大肆渲染“雨林食材”，变相地与文化部招揽游客的手法惊人的一致。

显然，这是从少数/弱势逻辑引发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往往有意无意被淡化，转而耽溺于抒情笔调，或把问题归咎为天灾人祸或简化为“贪婪的人性”。

在现代化与文明的进驻下，环保问题仅仅成为作家笔下哀叹的挽歌，对于问题的根源，似无法引起作者太大的兴趣与关注，最后只能流于抒情与温情。

因此，问题的根源始终困扰着我们的作家，譬如砂拉越富饶物产被少数家族垄断的问题，与布洛克家族治理模式惊人地相似。

然而，谁与揭发？作为在地书写者，如果刻意选择忽略这些问题（包括作深度的描写、叙述、挖掘、思考），则任何的在地的书写吁求（如书写婆罗洲）最终可能流于抒情的伤怀或愁绪写作。跟在台作者的雨林书写作比较，则难有更大的说服力。

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讲师。习惯于风云卷荡，见不惯优雅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