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一笔之力

女孩名字叫Wong Kui Lin，出生于华人家庭，自小与父母在马来甘榜长大。后来她随着父母迁居城市。多年后的一天，她跟随父母回到故地去探望一对马来夫妇Haji Amin和Hajah Jawiah，他们曾是女孩小时候的保姆，情感上更接近于干爹娘。

在获知即将回去探望马来保姆时，女孩心情非常雀跃，她特意穿上新订制的肯巴雅衣服，在镜子面前细心装扮一番，希望给多年不见的马来夫妇一个美好印象。

然而，当她回到甘榜，见到Haji Amin一家人之时，心中的雀跃消失了，代之以一种不安的心理。她讶异地旁观着父母与Haji Amin夫妇之间的亲密交流，他们之间没有围墙，更没有任何事物足以隔离他们的情感。反而，唯一感到被隔离的，是女孩自己。

“很困惑。让人快晕了。”女孩说道。

然而，女孩为何会感到困惑？难道是因为两个异族家庭之间亲密的情感交流？这未免也太奇怪了吧，跨族群之间的和谐关系，应该是让人雀跃的才对，不是吗？

以上的故事情节，出自华裔马来文作家Amir Tan（陈顺安）的一则短篇小说“Pertemuan”（见氏著，1988，Suara Dari Langit）。陈顺安是华裔穆斯林，于60年代开始涉足马来文坛，主要从事小说创作。

自我矛盾的书写意识？

Amir Tan是少数华裔马来文作家中，表现得比较有政治意识的一位。1990年，他曾投稿到《文学》（Dewan Bahasa），向马来文坛倡议废除掉马来作家（Penulis Melayu）与非马来作家（Penulis bukan Melayu）的族群标签。这样的提法，对一个被族群政治搞得一塌糊涂的国家而言，是相当前卫、激进的。

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Amir Tan在另一篇小说“Hari Keramat”中，却又歌颂“46精神”——1946年马来群众走上街头，反对殖民者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这一个历史如今已成为马来民族主义者神圣的想象资源。因此，“Hari Keramat”这则小说不免让人怀疑作者与马来民族主义之间，是否有着什么暧昧关系？

换言之，作为一个提倡告别族群标签，同时却又书写马来民族主义的抗争精神，这么一位华裔作家，为何会有如此的自我矛盾？

如何在两者间做选择

回到前述的小说情节。女孩Wong Kui Lin在亲生华裔父母以及马来保姆融洽相会的场合上，之所以突然陷入一种不安的心理状态，根源不在于跨族群之间和谐与否的问题，而是她根本不清楚自己应该如何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究竟是亲生父母最亲，还是养父母更亲？

当时，在一旁的亲生母亲认为，Wong Kui Lin应该感恩当年Hajah Jawiah的无私照顾，因此不断催促女儿唤对方一声娘。在情急之下，女孩一时失语（bisu）了，无法组织恰当的语言来回应亲生母亲的要求，最终在前者不断催促的情况下，无可奈何且难过地对Hajah Jawiah唤了一声母亲。故事就在此结束。

类似的故事情节——主角陷入在亲生父母或养父母之间做出选择——并不止于一篇。Amir Tan后来在1991年出版的两部少儿小说Tinggi Harapan Seribu Janji和Tugu Harapan，也都呈现了主角或处于华社与马来社会之间，或处于两个不同家庭之间，所造成的认同混淆与选择难题。

究竟，这样的情境一再地在不同的故事中重复，暗示了什么问题？

华裔穆斯林境况寓言

显然，这是一个马来西亚华裔穆斯林境况的寓言故事，所展现的恰是华裔穆斯林——至少是在小说完成时的80、90年代——处于华巫斗争的族群政治下的困境。

一如许多人指出的，华裔穆斯林有着两个在马来西亚而言，是互相矛盾的身份。一个是作为族裔身份的华人，另一个则是作为宗教信仰的穆斯林。然而，在马来西亚特殊情况下，穆斯林与马来人已经是一个等式结构，因此当华人选择皈依伊斯兰时，往往会被社会大众视为masuk Melayu（“入番”）。

这样一种认知，通行于华社与马来社会。以华社而言：在这个时时刻刻都担心被马来人同化的群体，人们担心本身的华人属性会因为宗教因素而变质、消失。因此，华裔穆斯林往往被视为捍卫华族文化大业下的叛徒，也常常被蔑视为投机分子（想借助穆斯林身份捞取土著特权利益）、要娶马来妹等等。华社普遍对他们的刻板印象是：不认为他们是虔诚的穆斯林，而认为他们是基于其他利益因素，才选择皈依伊斯兰。

例如，在马华文学中，黄锦树是少数写过华裔穆斯林的作家，如其短篇小说<阿拉的旨意>、<开往中国的慢船>、<补遗>和<我的朋友鸭都拉>等，华裔穆斯林角色，往往都是因非宗教因素皈依伊斯兰，或因为被人强迫、或失去意识、因搞大女人肚子、投机或者被人利诱，而皈依伊斯兰教，华裔穆斯林自身的宗教意涵完全被抽空，而成为马华文学抵抗书写的受害者。

被视为放弃本来族裔文化

其次，对于马来社会，华裔穆斯林往往也被视为应该放弃其本来的族裔文化。就此而言，另一位华裔马来文作家Mohd. Azli Lee Abdullah（李崇明）的Masuk Melayu（见氏著，2001，Harum Perawan）的一段对话，可以说明当中的问题（译文出自笔者）：

“你已经成为马来人了。不能够再回去原本的家了。”一见我（按：刚皈依伊斯兰的华裔主角）经过他的摊位，Tok Mat马上把我拖进厨房。

“为何？”我感到错愕与迷惑。

“如果你回家去……，他们会给你吃违禁的食物。那你就会再次变回华人。”

“如果我不吃呢？”

“你的家充满各种神像。你的家不再适合你了。天使不会进你家的。你的家是大便的家！你要祈祷，很难！” Tok Mat继续提出理由。

“我可以在清真寺或祈祷室祈祷。”我反驳Tok Mat的观点。

“没错，但他们会使你变回异教徒！” Tok Mat坚持。

“那么，我岂非要跟家人断绝关系？”

“我不是说要断绝关系，我是说如果你回家你会再次变回华人。” Tok Mat提高声量。

在上述的对话中，华人属性已经被先天地判以non-halal的罪名，反过来说，唯有马来人属性与伊斯兰教义才能完美地、和谐地结合起来。因此，非马来人皈依伊斯兰教，被视为必须放弃其原本族裔文化，全心全意地拥抱马来人文化。

如此一来，华裔穆斯林的处境，就上述所引的小说来看，便是：他们同时被华社与马来社会否定其华人属性，并一把推往马来社会的世界去，完成“入番”的社会化过程。这样的一种做法，往往对华裔穆斯林带来痛苦，因为对他们而言——就道理上来说亦然——华裔与穆斯林根本没有任何相冲突、矛盾之处。

在马来社群感到温暖

在不少的华裔穆斯林马来文作家的作品中（例如Peter Augustine Goh），都清楚看到他们对自己的华人身份的坚持。然而，不能排除的是，也许会有人选择顺其大势，靠向马来社会，而远离华社。就文本来看，也许Amir Tan会是如此，这也许可以解释何以他会选择歌颂“46精神”了。

Amir Tan的少儿小说Tinggi Harapan Seribu Janji也许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小说叙述一个华人家庭迁入马来社区居住的故事。在家中，华裔父亲是个严父，相对于此，马来社区的村长以及其女儿，却让这一个华人家庭的长子感到舒适和温暖。

男孩中学毕业后，顺利被大学录取。这时他陷入了一个选择困境：究竟他要先向亲生父亲，还是他所重视的村长，报告这个好消息？

这时在一旁的村长女儿劝告男孩，应该以自己的生身父母为先，但是男孩却说：“我会按照你的劝告去做，但是在我的心里，我更加重视的，是你父亲。”

这样的一句话，这样的故事情节，对向来重视血脉关系、忠孝的华人而言，是多么地不可思议啊！

可以有几种读法。例如，可以把Amir Tan视作一个投机作者，认为他透过书写华人拜倒在马来人脚下的故事（在儿子心中，马来村长地位比亲生父亲更重要），来讨好马来读者，满足他们同化华人的想象欲望。

但是，若把小说置于华裔穆斯林认同困境的寓言来解读——这恰可同时结合Amir Tan在好几篇/部小说中，一再重复养父母比亲生父母重要的主题——又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了。对他们——至少就Amir Tan而言，相对于华社的暴力（回想一下“Penemuan”中不断逼迫女儿认Hajah Jawiah作母亲的情节），马来社会对他们而言，其实不是更包容吗？

吴小保，博大外文系中文组毕业，目前是文字工作者。

编按：本文上端大图为Masjid Muhammadiah Tasek Jaya Ipoh（Masjid Cina），取自该清真寺面书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