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南望

六四25周年，人在香港，又去了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晚会悼念。我勉强算个六四世代，1989年夏虽未在天安门广场上亲历学潮，终身难忘的六四镇压记忆，却是在神州边陲的台北烙下。25年回望，如何及为什么悼念六四，不同世代的理解可以差异巨大，台、港两地社会内也迭有争议。两地近年来追悼六四的中国情与本土认同之辩，尤堪玩味，也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自身的六四情怀。

面对六四，台湾社会的转变，可谓相对简单明瞭，即由曾经的喧嚣激越转趋平淡，年轻一辈尤其不愿闻问。1990年代台湾民主转型后伴随而至的政治、教育本土化，让新生一辈的家国认同质变，六四已成外国人的事。今年台北自由广场上的悼念晚会，难得搭上太阳花学运反中的余热，两代明星学运领袖吾尔开希、王丹外加陈为廷、林飞帆，也只能号召来逾千民众。这与当年6月北京血腥镇压后，台北同一广场上万头攒动、感同身受的悲愤声讨相较，可谓寥落冷清。又，马英九今年虽照例发表六四周年谈话，谨慎不失坚定地呼吁中共平反六四，但岛外叫好、岛内唱和者却甚寡。

六四烛光悼念迄今不辍

六四在香港，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莫说当年5月香港曾有上百万人上街支持学运、6月枪响后又有数十万人静坐抗议的壮举，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六四烛光悼念晚会，年复一年，迄今不辍，且场子从未少过四、五万人，今年更有逾十万举烛者。这不但和台北的冷清反差巨大，更重要的是近年来参与晚会的“后六四”年轻港人不仅未减，还明显增多。

香港大异于全球其他华人社会的另一点，是这整整25年来与六四相关的一切，都成为社会关注、热议的焦点。香港大学怎么处理“国殇之柱”、香港中文大学内要怎么摆置“新民主女神像”、晚会出席人数的起伏、政治人物对六四的言行取态，还有学校老师怎么教、各版教科书又是如何呈现六四等，从来都是激荡人心的话题。

两个场地划出两种身份

不过最有趣的变化，还是自去年开始，香港六四晚会闹双胞。异见者今年更是摆明要和支联会对着干，挑战它多年来都在铜锣湾维园举办的烛光晚会。两方其实都是“泛民主派”阵营中人，不过支联会领导层的政治姿态相对温和，而在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另起炉灶者，则是较激进的政团，即以黄毓民为首的“普罗政治学苑”和黄洋达的“热血公民”。

两场六四晚会最根本的分歧，其实不在温和与激进路线之争，而是港人追悼六四的深意。借香港自治运动精神导师陈云的话，去哪里追悼六四，会决定参与者的身份归属：“你是中国人，就去维园；你是香港人，就去尖沙咀。”（此派论述可参考：《 香港人的六四集会：本土、民主、反共 》）支联会一伙在他们眼中，不仅是嚷嚷多年仍一事无成的“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软脚蟹，更是执迷不悟地将香港民主寄托在中国民主之上的“大中华胶”。维园集会者在他们僵化的悼念仪式带领下，喊喊口号行礼如仪，既无助于令中共垮台，反而有碍港人顿悟，聚焦本土的民主发展，建构与大陆明确区隔的主体认同。黄洋达所谓“六四不必平反”，因要求平反就表示认同中共的正当性；或黄毓民所谓“悼念六四，就是为了贯彻香港成为反共的颠覆基地”等论述，正是对支联会“平反六四、建设民主中国”诉求的批判。

尖沙咀聚会结果只凑足数千人，完全不是维园万千烛光的对手，但这兆头，无疑是和港人自我身份认同的微妙转变有关。一如台湾的统独纷扰，晚近几项香港民调都已经显示，港人自我身份认同的选项排序，已是香港人、中国香港人、香港中国人、中国人。换句话说，虽然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香港特区护照，法定国籍为中国，但主观上自视为港人而不愿和大陆有任何政治纠葛的群体，正逐渐成为主流。尤其令北京难堪的是，有调查指30岁以下的年轻人，竟有逾半数只愿将自己看成港人，而他们恰是1997年香港回归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理当少一点“殖民遗毒”，多一些“爱国情操”。

半调子一国两制惹的祸

香港年轻一辈何以对大陆普遍排拒甚至嫌恶？简单地说，就是半调子一国两制惹的祸。台湾与大陆因隔海分治多年，又曾饱受大陆政经军诸领域的压制围堵，岛内本土意识躁动高涨，不难理解。北京对香港，却原有一国两制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具体承诺，更曾希望以香港为范例招安台湾。但它老是忧心香港失控，对其民主进程尤其充满疑虑，于是要划底线、要管，结果自陷于恶性循环，愈发招人怨。

半调子“港人治港”下的香港特区政府和立法会，民意授权与正当性不足，又屡受中央掣肘，管治失据，乃无力解决中、港交流日繁所衍生的种种矛盾，如内地新移民及大量旅客对港人本土资源──社会福利、住房、产妇床位、幼稚园及中小学学位、社区小商铺、交通、奶粉供应等──的排挤侵蚀。

而半调子“高度自治”的现实，则是中央机构（中联办、港澳办等）近年来对香港内部事务的干涉既深且广，更逐渐化暗为明，无惧清议公然出手，徒令港人无奈又深感无力。香港两场六四晚会的参与者，尤其是“后六四”的年轻人，遂不乏以悼六四来宣泄对北京的愤懑者，而与我辈的悲情回顾隐然有别。

然而中、港之间这种种纠葛，恰恰说明了香港本土的民主发展，根本无法奢望跟大陆切割。喜欢与否，现实就是威权中国难容民主香港。可一向醒目务实的港人，25年来用近乎无聊却惊人坚韧的烛光晚会，为大陆民众保住国家亟欲抹除的六四记忆，既警惕政权也教育、激励年轻一代的民主豪情，令我动容。

老一辈渐接受血腥镇压

不过如果将观察六四悼念活动的视角再放大一些，摆在全球的范围下看，我们恐怕要悲凉地发现今时今日，中国情、本土结统统不再重要。六四诚然还是中国政府沉重的历史包袱，一日不卸，烦扰不断。解放军开枪射杀本国的学生、民众，这事不论怎么兜转都难以正当化，遑论学生当初的示威静坐还远非西方意义下的“示威”，而是更近于以绝食自残等手段央求帝王改过的中国式“谏诤”传统。这种干了坏事留下的道德负累，当可见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每年六四面对国际记者时，一贯的闪躲兼语焉不详。话虽如此，面对六四，如果拿1990年代初的国际时空相较，中国政府今天显然已经更有底气。

六四甫落幕，1989年底，全世界就见证了东欧大小共党政权摧枯拉朽式的崩解，连老大哥苏联也熬不过1991年。面对血腥镇压后世界各国的抵制，中共前途一度黯淡，学者专家多为文预言它离垮台之日不远。惟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后，改革开放的进程重新启动，中国再现高速经济成长，而这威权高效、只图经济改革却不碰政治变革的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不仅凭卓越经济表现维系了政权的正当性，更俨然成了当代显学，取代以新自由主义为灵魂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成为一众亚洲及非洲发展中国家竞相模仿的对象。镇压者于是会说：若非我们果断平乱，焉有今日？

这个大哉问，限于篇幅已无法在此讨论。但在香港，民调证实了当越来越多年轻人涌向维园烛光晚会之际，老一辈却逐渐开始认同中国政府镇压之必要。我欣见国内今年也有些年轻人开始重新悼念六四，但老一辈马来西亚华人认同上述“平乱”论断者，显然不少。马华社会要能重新审视六四，还有长路要走。谨以今年6月4日香港《明报》某篇报导下（〈支持平反六四率跌 年轻者较认同京学生做法〉），读者Lelia Lun的网上回应作结：

那天晚上

母亲为学生们彻夜未眠

一直听着收音机在抽泣

而父亲则是从五月底开始

每天录影新闻报导作纪录

可是到了去年

他们对我说：“我们当时太天真了，看到的可能不是事实。”

作为他们的女儿

我其实觉得很难受

“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候

可没有甚么新闻纪录片

但我们到了今天仍因此而向日本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