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渔民有鱼可讨
【时政】社区论政
渔业局重新划分捕鱼区域,限制B牌渔船作业地区从原本的5海里,而今必须离岸8海里。新条例包括只能在1海里的保留区进行养殖活动,1至8海里的A区只允许传统渔船作业,8至15海里的B区可让40吨以下的拖网渔船捕鱼,及15海里以上的C区则供40吨以上的渔船作业。
【时政】社区论政
渔业局重新划分捕鱼区域,限制B牌渔船作业地区从原本的5海里,而今必须离岸8海里。新条例包括只能在1海里的保留区进行养殖活动,1至8海里的A区只允许传统渔船作业,8至15海里的B区可让40吨以下的拖网渔船捕鱼,及15海里以上的C区则供40吨以上的渔船作业。
新条例在6月1日开始实行。渔业局希望渔民遵循,否则将面对惩罚及罚款,违例渔船的刑罚也有了新调整,甚至面对渔船执照被吊销长达一年。渔业局表示,此项新条例势在必行,以便加强我国海产资源保育工作,保护海床及鱼苗。如果拖网渔船在浅海拖网捕鱼,将导致珊瑚礁被破坏,鱼苗也将失去了繁殖地,许多小鱼被拖上网后只能当肥料出售,失去了生长的机会。渔业局更表示,如果政府不采取严峻行动保护幼小鱼苗,根据统计,在2048年后,全球便可能没有机会享用海鲜了。
双方都为“有鱼可讨”
看似美好及义正言辞的海洋保育理想,却面对了渔民强烈的反弹,首当其冲的拖网渔民更以罢海行动表示不满。拖网渔船作业方式自1960年沿用至今,对海洋生态带来莫大影响,当政府每每欲开始管制,不管是前阵子的实行寸半渔网条例,或是目前政府立法重新划分捕鱼区域,都面对重重风波。根据报道,雪州渔业局局长更在与渔民对话会上怒斥我国渔民贪得无厌,因为贪念,导致过度捕捞,海产资源不断锐减。
当政府不断评论,我国渔业需要转型,加上海产资源不断减少,尤其在半岛西海岸,像霹雳州海域的海产资源至今已减少了将近86%,需要立法制度解决。渔民与渔业官员之间的立场与利益僵持,似乎已经不再是新鲜课题。然而,我们却经常忽略了渔民和政府所关注的,其实不都是“有鱼可讨”吗?如果双方都有同样的出发点,那共识在哪里?转型的契机在哪里?渔业的未来出路在哪里?
在立法与执行法令之前,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对话会及讨论。这个过程不容易,当中牵扯利益的冲突及不信任,但却是各造达成共识的不二法门。对话会不应该只是单向及一厢情愿地各说各话,必须有更多方面的讨论及触角,以便能更深入探讨渔业当下的挑战。
其一,透过对话会,反思与寻找更好替代方案
举例,针对新区域划分,霹雳太平十八丁拖网渔民公会在和渔业局的对话会即呈交备忘录指出,十八丁渔民有将近90%是捕虾者,反观新条例主要只针对渔产做出划分,对于捕虾业者有欠公平。
捕虾渔民提出的观点并非无稽之谈,对话会后我即电邮请教了曾经来十八丁进行生态主讲,对鱼类资源调查有研究的台湾生态教授戴永褆,其见解与捕虾渔民无独有偶。倘若渔业局划分捕鱼区域的规范只以全西岸为通则,并不适用于所有物种。以十八丁为例,有关当局应该有针对十八丁虾类资源的资料后,再进行更细致的划分,如核心区,缓冲区及可捕捞的区域。
戴教授也在电邮中分享,“可以考虑成立虾的产销班制,自我限制配额,确保虾类资源,更重要的是,可限制捕捞的人员是谁,又可控制价格(物以稀为贵)。用自我管理取代政府的处罚管理。例如台湾东区曾有樱花虾的成功案例,经过自我约束后,不只海里虾类数量增加,因为限量捕捞,造成奇货可居,反而减少工作量却增加收入。
对话会更大的意义,在于集思广益,寻找更好的替代方案。反观马来西亚政府部门所举办的对话会,往往只是表面及单向的汇报会,为了交功课及交代而匆匆忙忙举办所谓的对话会,严格来说更像是汇报会而已,没有太大的交集。
其二,海洋保育教育刻不容缓
马来西亚渔业蓬勃强盛,然而一般民众对海洋及渔民的认识却非常有限。一般民众享受渔民捕鱼的成果,但对于海洋、渔业生态,以及讨海渔民面对的艰辛处境一知半解。马来西亚渔民分为三类,主要分为A型浅海渔民,B型拖海渔民及C型深海渔民,渔民之间,特别是浅海与拖海渔民,因为彼此利益的冲突与矛盾,关系一直以来处于紧张。
然而,走访渔民,其实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那一型的渔民,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莫过于未来是否有鱼可捕。因此,海洋保育的概念及教育,必须从“让渔民有鱼可讨”的基础出发,不只让民众了解渔民不为人知的艰辛,也让渔民们知道海洋保育的重要,是为了让渔业永续,为了保障他们以后的饭碗。
其三,政府的渔业政策,执法的透明度与力度
以上所谈究竟能否推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渔业政策,执法的透明度与力度。回到渔业政策本身,我们不得不向政府提出质问:
——政府一再地强调渔业转型时,转型要如何启动?渔民哪来的资本?政府的贷款在哪里?
——政府有意废除拖网渔船,那如何处置目前数以万计的拖网渔民,如何协助他们转型?
——执行新法例划分捕鱼区,但如何处置执法不力的官员或海警?如有海警贪污问题,如何投诉?如果不正视贪污问题,更多的新法例会否变相地让贪污问题更加严重?
——政府给予渔业部的拨款是否透明?渔业发展理事会(Lembaga Kemajuan Ikan Malaysia)所拿到的拨款如何分配?最后,从事最底层阶级的劳动渔民是否从政府的拨款中得利?
以上所提也只是马来西亚渔业困境里的冰山一角,简单地说,如果政府有政治意愿深入解决渔业生态问题,认真检讨渔业里面对的种种处境,或许渔业未来的发展将会是完全不同的景象。然而,官方往往没有正面回应这些问题核心,让渔民的悲歌一再重复。
“让渔民有鱼可讨”看似简单的命题,里头却包涵了保育、经济发展、国家政策及资源分配等大学问,息息相关。倘若没有认清问题的本质,没有透彻执行以全面改革渔业困境,新条例预料最终并无法为海洋生态带来实质上的改变,也无法打破渔民之间的僵局,看来仍需再行计议。
蔡依霖,大学活跃于青年学生运动,曾是动力青年创办人之一。目前为霹雳州十八丁区州议员,公正党全国妇女组中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