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外劳掌厨:非我族类的思考逻辑
【时政】不安时代
槟州政 府提出禁止小贩任外劳掌厨引起各方热议,由是否过分倚赖外劳、到此举是为了捍卫槟城正在发展势头的旅游业、到美味的标准和如何落实等,众说纷陈,但要讨论 政策背后所反映的逻辑,就先得还原基本步:要实行禁止外劳当主厨的施政依据,是基于外劳,即非公民当主厨是导致食物味道质素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换句话说, 界定厨师煮食的质素,取决于厨师的国籍、是公民与否。
【时政】不安时代
槟州政府提出禁止小贩任外劳掌厨引起各方热议,由是否过分倚赖外劳、到此举是为了捍卫槟城正在发展势头的旅游业、到美味的标准和如何落实等,众说纷陈,但要讨论政策背后所反映的逻辑,就先得还原基本步:要实行禁止外劳当主厨的施政依据,是基于外劳,即非公民当主厨是导致食物味道质素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换句话说,界定厨师煮食的质素,取决于厨师的国籍、是公民与否。
外劳当主厨,会破坏槟城美食的原汁原味,似乎合乎大众的日常印象。但制定政策毕竟却会带来深远影响,单靠日常印象未免不足,必需分析背后的缘由、问题的形成因素,以及政策所带来的影响等才下判定,这些理应是施政方的基本责任。近乎直觉式的施政方式,就凭一种市民式的印象,就订下政策,不但无法解决当前问题,也容易做成不公。
问题的分析和背后的立论是基于外劳煮食导致食物质素下降,但食物质素下降的原因复杂,可以是食材成本、租金上升等使店主选择减少份量和材料来维持收支平冲;要是关于人的因素,很大程度如现时劳工雇用模式越趋流动有关。
雇用不稳定难熟能生巧
许多著名美食店都是老店、老摊档,特别是那些强调已卖了几代人、卖了多少多少年的老店,这也令我想起一位卖rojak的小贩,他的刀法神乎奇技,快、准、狠,三两下手脚,看也不用看,就把眼前水果切好、大小均匀。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好的味道是需要时间的磨练,是日复日、年复年的功夫,但现在越趋流动的劳动雇用模式,工作越来越不稳定,工资低、工时长,缺乏保障等,不管对于本地基层劳工,还是外劳来说,都难以长年累月从事同一岗位,显然,这与国籍和种族无关。
再次将外劳问题化,使他们成为了问题的主因,这更强化了歧视和偏见的形成:举反治安、卫生、甚至如今连食物难吃,都是外劳的问题,外劳几乎成为了大部份社会问题的代罪羔羊,这不但有欠公平,更会造成社会排斥的强化。
需知道的是,懂做菜不等于懂教别人如何做菜,食物变味很大可能是技术和方法没有准确地授以厨师所致,这涉及到食品管理的方法学。在全球化的年代,美食早已跨越国界,美味的台湾小笼包,你也可以在伦敦吃到,味道分毫不差,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为何不思考鼓励和辅助?
州政府在捍卫美食上,使用的是惩罚措施,并且惩罚错了对象(掌厨的外劳);但反过来想,是不是能有更有效的方式来达到目标?以鼓励和辅助的方式,例如为小贩档主提供培训,培训他们有关煮食的教授方式和质量管理;又或鼓励小贩成立组织,采取集体订购减低成本,或促进小贩之间的交流等;也可举办美味小食的比赛和竞选活动,以表扬的方式来鼓励小贩维持食物的水平。
施政需要周详的原因分析,也要对施政后果有准确的预期。假设禁止小贩摊以外劳掌厨,那导致的后果,包括这批外劳失去工作、小贩也有可能找不到能替代岗位的本地人而难以经营,或需被迫转型,这不是更影响到本地小食的生存空间吗?州政府强调此举只针对小贩,但偏偏小贩的弹性也是最低的,因此,此政策惩罚了当主厨的外劳,也有机会惩罚了无法寻找替代人力的小贩。
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在没有进行调查前,确实难以说准。因此,州政府提出的公众咨询,就变得份外重要。但是公众到底如何进行?政策的受影响关键方,小贩和外劳有否被纳入咨询的渠道?现实上,受直接影响的外劳却被排斥在外,没有被纳入为公众的一部份。一个真诚的咨询,是要尽力地令公众参与讨论和表达己见,而非将民意约化成合理化施政的工具。
无助解决外劳本劳矛盾
禁外劳掌厨的建议,同时牵扯出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关于外劳和本劳之间竞争工作机会的问题。现时支持的声音纷杂,有不少人有感于外劳人数太多,已威胁到本地就业。人们的担忧确有事实根据,外劳在本地就业市场中,特别在低技术或劳动强度大的行业中,已成为了替代性人力,而非补充性人力。
这和整个外劳输入政策有关,政府一方面大开门户,贪图外劳的廉价和低用工成本,大量输入外劳,连带本地劳工也难以抬高薪资,结果不管是外劳和本劳,两方的工资都因这种供需失衡而拖低,而外劳更是成为了众矢之的。要解决这深远的问题,必需要重新检讨外劳输入和整体劳工待遇,否则,马来西亚的劳工处境只会更为恶劣。
但是,这和禁外劳掌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即使禁外劳掌厨真的落实,也无助于解决外劳与本劳之间的矛盾。要聚焦讨论这政策,就必需要回到国籍是否真的决定食物质素高低的主因。
禁止外劳掌厨绝非小事
魏家祥讽刺首席部长提出禁止小贩雇用外劳掌厨是小事,我不认同,口味固然是重要之事,其重要之处不单是满足口腹之欲,重要的是从这事延伸到我们如何期望我们的社会、我们要一种怎样的社会关系?就是我们期望这是一个有强烈排他性的社会,造成重重的“社会排除”,还是我们期望社会整体有能力处理差异?
我初来马来西亚之时,不管吃的是街头小食、还是特色美食,常常惊讶于食物之美味和口味的特别。我总是讶异于一道菜竟能容下那么多样的味道?一口可吃到咸甜香辣酸并存,即使是咖哩也和别的国家不同、华人餐也是中港台吃不到的味道,我深深敬佩马来西亚人对于食物的创意和调料的运用。
味道无所谓正宗与否,食物的味道是随时代演变的,特别对于一个多元种族国家来说,味道更是不同文化的融合。马来西亚之美好和独特正是其参杂多元,这也是大马人自豪于的“rojak”文化,而这种化学作用必需要一个开放和包容的环境才能成全。
在一个消费主义抬头的社会,显然的,消费者比劳动者的权益更值得重视,消费者的需求永远大于劳动者的基本保障,当我们套上消费身份时,才能更为理直气壮。反过来说,我们有否问,我城能否关注劳工的权益不亚于关心人们的味觉?关心厨师不亚于关心眼前的盘中物?
这些外劳们为大众煮食、以劳动来融入社会,过去多年来从事他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年年月月的辛劳没有一声的感谢和认同,一朝醒来,被评为是那个破坏槟城美食天堂的罪魁祸首,抚心自问,原因无他,只是他们少了一张身份证,他是非我族类。
刘嘉美,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毕业后一直在工运圈子打滚。近几年经常进出马来西亚,第一句学会的马来文是 lawan tetap lawan,相信鸡蛋终会战胜高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