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话题】文 / 陈民杰

“合作社”对大部分国人而言是相当陌生的，1980年代“马化合作社风暴”中数以万计的社员血本无归，也让合作社这个组织模式蒙受污名；这对国际“合作运动”中所提倡的民主、诚信等价值，是极大的讽刺。

提到合作社，我们或许会想到学生时代校园一角那个采购课本或文具的“Koperasi”，却全然不知国际上的“合作运动”发源自19世纪的英国——当时工业革命颠覆了原有的社会制度，一群深受其苦的经济弱势者在国家与市场的压迫下，以合作社的形式集结力量，改善了生活状况。

可惜的是，在这个自1980年代以来将新自由主义经济奉为圭臬的社会，合作运动从来没有真正进入我们的视野，更不可能认知到这样一种组织形式是公民改造社会的利器。

根据国际合作社联盟的定义，合作社是“基于共同所有并且民主管理的企业体，为满足共同的经济、社会、文化需求与愿望，而自愿结合的自治团体。”世界首个以完整的组织形式出现的合作社，是1844年在英国成立的罗虚戴尔公平先驱社（Rochdale Equitable Pioneer’s Society），当初以工人为主的28名社员，每人出资一英镑创立消费合作社，做商店的主人，自己进货自己卖，改善了社员的经济生活；合作社运动也从这里开始推广到全世界。

台湾也并非对合作运动太友善的国家，但“主妇联盟”在夹缝中成长，二十多年来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这一群主妇确实成了一股不可被忽视的力量。主妇们从最切身的议题，即安全的食物、永续的环境为出发，以合作社的模式解决了社员生活需求的同时，更实现了公民培力、社会介入的行动。

马来西亚长期在党国体制的箝制下，依然有少数公民组织长年耕耘、埋下改革的种子，以致这几年公民参与的潮流得以酝酿。在社会步入民主之时，我们除了关注“狭义的政治”，也必须把目光放到社会的其他层面，台湾主妇联盟的故事，总会让我们开始想像与意识到生活中各方面的实际需求，比如交通、治安，皆是社会改革的施力点；而非仅仅寄望于国家机器由上而下的“德政”，或许我们的家园会变得更美好。

“我们要安全的食物”

说起“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的故事，就必须先提更早成立的“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两者目前是独立运作的组织。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成立于1987年，那是一个由制造业与重工业领航为台湾谱写经济神话的年代，也是一个岛民默默承受工业污染的年代。在那个解严前后的台湾，民主运动如星火燎原，主妇联盟基金会聚集了一群妇女的力量，在言论控制的缝隙中，投入反公害与环保运动，以及参与倡议制定环境保护法规。

台湾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过程中，缺乏完善的土地政策与国土规划，以致岛国处处可见这种荒谬的场景——农田边缘林立化工厂房，或是位在上游的工厂把工业废水排入下游农田的灌溉水道。在重工轻农的发展逻辑之下，农村被看作是低产值的时代残馀，处境危脆；而快速工业化的经济环境也意味着食物的生产与加工过程逐渐远离社会大众的视界，最终消费者在整个粮食产销环节中也就成了弱势，连吃下什么东西也由不得自己作主。

1980年代开始浮出台面的食品安全问题，包括桃园县镉米污染事件，让台湾社会无法不正视农田污染与食安问题。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现任理事主席许秀娇，早在合作社成立前即参与了基金会的环保工作；她说：“除了工业污染，我们发现不当或无知的消费往往也会造成环境的负担，所以才尝试从消费端开始改变，推动绿色消费，并从食物消费着手。这个理念很好，问题是，要到哪里去找绿色产品？”

图说：2013年反核大游行，主妇联盟的妈妈们带着小孩走上街头。这是一股温柔却坚定的公民力量，持续挑战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且敢于去想像、去实践一个更为理想的未来。

农人来到你面前

餐桌是个人与世界的连结点，其中一端连结的是生活的基本生理需求，另一端则经由食物的生产、运输与消费，连结到社会、经济、文化，乃至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以这样的视角来看待食物，而且也透过社员教育与推广，实践社会关怀。

合作社的社员是有意识而非消极的消费者；例如，社员参与产地之旅，进入农村与合作的生产者面对面交流、进行农事体验，在过程中了解食物的生产过程，更形塑了关怀农村处境、环境议题的意识。

主妇联盟合作社称那些与他们合作的农耕者为“农友”——他们寻求的是伙伴关系，而不是单纯的买卖关系。台风过境，一般的通路商首先关心的是“还剩多少菜可供应”，主妇联盟却总会先给予经济、人力乃至情感的支持。理事主席许秀娇（左图）还补充说，因为免去了中盘商的层层剥削，农友供应给合作社的产品，可以得到更合理的收购价。农人的劳动不仅换来金钱的回馈，还得到消费者的肯定与信任，让农人有了本该享有的尊严。

在主妇联盟合作社，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中几近消失的诚信、互助与团结精神。在古早年代，家里买来的面条或许是来自于街角某个你信任的制面师傅；可是，到了现今社会，食品生产、加工、运送过程层层叠叠，一切不再透明，而我们早已不自觉地经由包装说明或商业广告来选择食物。

自家人不需要认证

台湾农产品的有机认证机制，是当年在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的倡导下建立的，但后来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却选择放弃使用这个标签。就某种程度而言，标准化的认证是市场经济逻辑下的产物；当物品制程趋向复杂、流通范围扩大之后，商品交易变成匿名关系，消费者唯有依赖这一纸认证。

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的前任理事主席陈岫之说：“认证是陌生人才需要的，自家人不需要这套。”比如，把自家种的无毒蔬菜送给邻居，是不需要认证标签的。况且，有机认证的检测费用不是所有小农都负担得起，这套机制最终所服务的，还是企业与财团。

主妇联盟合作社有自己的一套产品检测程序。社员是产品的利用者，而产品的检测程序与标准则是社员透过社内的民主过程而制定；这充分展现了社员作为食品消费者的自主权。

二十几年来，从共同购买运动到合作社，主妇联盟在台湾社会创造了另类的“品牌效应”；农人若是骄傲地说“我种的稻是供应给主妇联盟的”，这句话即是对自家农产品品质的最好说明。许秀娇说，台湾社会每次爆发食安事件，如2011年的塑化剂事件，合作社就会有一波“入社潮”。

主妇联盟合作社在这个由市场经济主导的社会，实验了另一个替代的食物生产与消费的模式。简言之，农人透过劳动，从自然资源中生产食物，再经由加工与运送抵达消费者的餐桌，这所有环节所串连起来的，本该是一种涵盖面宽广的社会关系，而绝对不仅止于被标上价码的买卖关系。

用消费力改造社会

在现今的发展逻辑下，农田单纯被视作粮食生产的空间，而且产值、产效极低；因此，粮食以进口取代，土地则变成被炒作的商品，进入官僚与企业的利益输送带。各种假公共利益之名，实为房地产抄作的土地徵收与开发计划，引发争议，掀起台湾社会的抗争行动，而主妇联盟消费合作社一直走在其中。

土地不是只有产值，还有生态价值，农村文化更是社会的珍贵记忆。“用消费力改造社会”，是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的核心实践。这股消费力让有志于友善农耕的农人得到支持，农耕者也得以发声对抗财团的土地掠夺，以及透过各种力量的串连，在这个经济不平等的社会逐渐形成一股改革的正面回圈。

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到去年为止共有5万2000多名社员（女性占九成左右）、全台湾站所42处、合作生产者一百多户。站所是陈设产品的地方，也是社员的互动空间，而外观确实像是一般的有机店；偶尔会有人进来选取物品后到柜台准备结帐，才被告知“不是社员，不能利用”。

站所职员说的是“利用”，而不是“购买”，因为这是消费合作社，而不是透过买卖来赚取盈利的企业。要成为主妇联盟合作社的社员，除了缴纳股金，还要上一堂“入社说明”的课，以确保新加入的成员了解合作社的组织模式，且清楚意识到自己跟合作社之间并非一般企业与顾客间的关系。

主妇联盟合作社目前的年度营业额近十亿新台币，扣除所有成本后，所剩下的钱称为“结余”而非“盈余”。部分结余导入合作社的发展基金，剩下的则会以分配金回到社员手中。对一般企业来说，这笔钱即是资本持有者所赚取的利润，但对消费合作社而言，最终出现结余，即表示产品当初的定价高于实际需要，所以这笔“多收的钱”是要退还给社员的。

图说：2003年湾宝西瓜节。湾宝社区的农户，是供应西瓜与其他蔬果给主妇联盟的长期合作者；2008年，这片优质农地被县政府画为“后龙科技园区”，村民惊觉世代赖以为生的土地即将被徵收。湾宝村民决心保护家园，展开了反征收行动，历经了两年半的12次北上抗争，终于取回土地自主权。这个艰辛的抗争过程中，主妇联盟消费合作社始终与湾宝农民站在一起。每年的湾宝西瓜节，是村民与社员共乐的“农村嘉年华”。

资本主义的替代可能

合作社的组织模式确实适合用于各种不同的事业体，含盖生活各个面向的需求，“消费合作社”只是合作社的多元形式之一。陈岫之在2003年加入合作社时开始接触到合作运动的理念，自此对合作运动抱持着近乎宗教情怀的热忱。她在2012年移居花莲后，在因缘际会之下，与一群夥伙创立了“花莲好生活劳动合作社”。

劳动合作社尝试提出的，是一种有别于为资本服务的劳动形式；在那个理想的形式中，劳动的价值是为了满足众人需求，而且人人都能在工作中享有自我尊严。总之，劳动是为了自身的生命价值，而不是出卖给资本家变成对方牟利的工具。

花莲好生活劳动合作社透过共同集资与劳动，试着经营提供在地食材的餐厅，未来规划还包括社区的文化旅游、生态教育，以及食农教育讲师培训等等事业体。他们的理想是提供更多自主劳动的机会，让青年留在社区，为地方经济与社会做出贡献。

主妇联盟合作社近年来也开始思索，如何把合作运动扩展到生活的其他领域；例如，如何以合作社来解决老龄化社员的老人照护需求，或是推动绿色能源的开发。众人的力量一旦联合起来，对社会的想像图像也就开阔许多，且得以在其中做各种尝试，思考社员各个人生阶段的生命自尊与生存课题，也为现今的社会制度提出不同的替代形式。

主妇联盟合作社在1999年与日本的“生活俱乐部”以及韩国的“女性民友会生协”缔结为“亚细亚姐妹会”。日本生活俱乐部已有四、五十年的历史，社员人数三十几万，而韩国的合作运动则在首尔市政府近年来的友善政策下百花齐放；这两个国家的合作社法规皆比台湾完善，目前合作运动已扩展至教育、医疗、能源、儿童及老人照护、住宅等等领域，为主妇联盟带来许多启发。

做回自己生命的主人

国家政策不一定能及时回应人民的真实需求，合作社这样的组织，集合群体的力量，在经济利益挂帅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难得地让“合作”一词回归到它最单纯的意义与价值——让这股集结起来的力量，无论是消费力、劳动力，或是任何形式的力量，导向社群福祉的提升，而非为资本家的利益而服务。

在国家政策还未来得及应变之前，合作社由下而上聚合力量，落实民主精神，实地解决成员的需求，也同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重要的倡议与监督角色；每个国家，确实都需要这样实实在在的公民力量，从国家机器与企业财团手中取回人民的自主权。

陈岫之（右图）说，“我们正在创造另一种可能。我热爱合作社的理念，因为它教我们要做自己生命的主人，而且相信人性是好的，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是为了让世界更美好。”

主妇联盟合作社堪称台湾合作运动的典范，然而，这么多年来学界与官方每每提到合作社运动，主妇联盟永远是那“唯一”的例子；这表明合作运动长期以来并未得到政策的重视，而这个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经济中众多社会问题、让弱势团体翻身的组织模式，也未真正进入大众的视野。相较于许多国家，台湾的合作社法规也显得过时且不完善。对于政府的长期忽视，陈岫之深感不平之余，笑说这也无可厚非，“政府当然不支持，因为合作社会让人民变聪明。”

本文经同意转载自《街报》2014年8月号。阅读《街报》免费在线，请点击这里。http://issuu.com/gentamedia/docs/streetvoice12_aug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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