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话题】文：王慧仪、刘嘉美

没有人会质疑，今天我们正身处于深被全球化影响的时代，不管是求学、就业、旅游、婚姻、定居，已不局限于原生的家乡和国家。随着交通、科技与信息的日趋发达，跨越国界已越见普遍。这种便利所带来的好处与方便，使得主流社会在歌颂全球化之时，却忽视了全球化同时带来连串的破坏与危机：环境的破坏、贫富悬殊的加剧、在地文化的丧失，以及对个人而言，就是传统意义上“家”的丧失。

随着资本的扩张和跨国游走，劳工迁移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必然现象。从农村到城市地区、从第三世界国家到已发展国家寻找工作机会，已成为了劳动者为了生存，没有选择的选择。

要承受离乡背井，进入陌生、甚或充满排他敌意的他方，其背后的驱力与欲望，同时包括了追求现代化和实现个人自主的元素。劳动者期望在出国打工的历程上，改变他原有的阶级位置和社经地位，好摆脱原来的命运。在这些劳工群体中，不乏这样的故事：在外国打拼多年，为的是储钱回国做点小生意或置业，又或年轻女工不想太早步进婚姻，而选择离家摆脱家庭压力。

在这个意义上，出国的劳动者不管是基层低技术工人，还是具学历技术的工作者，其背后都存在着相近的推动力，促使他们或无奈或半自愿地离开母国，寻找机会。对于基层低技术的劳动者，他们处于全球生产炼的末端，那是最缺乏议价能力的位置。

出走为了更好的生活

Vi和其他的移工一样出生在农民家庭，在缅甸曼德勒（Mandalay）的农村种植花生，经常需要付出昂贵的成本才能进行种植，大部分盈利都是中盘商吸收，有时碰到花生收成欠佳或市场价格崩盘就会血本无归。农村极少工作机会，薪水也非常低，农村苦力的日薪只有马币4令吉，一家过着穷苦的生活。Vi家里的田地年年欠收，加上村内的牛头（注1）怂恿之下，把心一狠抵押了土地，借了马币4000令吉还了中介费，来到大马霹雳州一家小型椰浆工厂工作。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Jo也面对相同的命运；原本在农村耕作，靠养鸭子，卖鸭蛋或一些农作物过活，可是面对养殖鸭子的饲料越来越昂贵，无法负荷种植的费用和养活家庭，只好离开到海外工作。他在泗水的家乡有许多人都到海外，例如台湾、香港、马来西亚打工，而马来西亚是众多国家之中费用最便宜，能够用最简易的手续快速抵达。

马来西亚引进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柬埔寨、越南、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劳工，多数都是透过中介代理公司或职业训练中心的引介到海外工作。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该国的海外劳工39条例（UUNo39/2004）执行Satu Jalur Pintu（单一管道）政策，所有海外移工必须强制经过中介或职业训练中心才能出国工作，同时必须承担各种中介费，有些则须靠每个月的薪资来支付出国的贷款，换取短期的工作契约。外籍劳工必须支付的迁移费用，包括：机票、介绍费、健康检查、签证等各种费用，有的强制购买或透过海外国民卡（Oversea ID Card）来支付保险。许多劳工因此而被迫欠下贷款，必须透过每月领到的薪水来偿还债务，造成移民工呈现被迫劳动的状态。

另外，一些外籍劳工领着旅游签证前来打工，尤其是邻近国家的劳工，例如柬埔寨、泰国以及印度尼西亚。Jo卖掉所有的鸭子也不够钱支付中介费，但为了养活家人，只好铤而走险用旅游签证来马，以免去中介代理公司或职业训练中心昂贵的费用，也无须等待漫长的时间。

移工贡献长久被低估

当我们在衡量外籍劳工对本地的贡献时，常有一种说法，就是移工的收入所得一般只能获得法定最低工资，甚至是更低的标准，实际上以这样的薪资不太能聘请到本地工人，但是，即使如此，若是对比移工母国的薪资水平而言，在马来西亚的薪金已足够应付移工在母国的支出，并以此来论证，移工和本地工人的同工不同酬是合理的。

可是，这样的分析建基于将“生产”与“再生产”分离，那就是移工在马来西亚工作，但消费却发生在母国。然而，值得探讨的是，这样的假设是否合理？在新山的工人宿舍中，我们与工友们谈起他的消费习惯，每月薪水约900令吉，扣除每月近百元的宿舍租金和水电费后，可支配的收入并不多。一位工友分享说他每月的生活费，包括食宿基本开支约花600至700令吉，他笑说手头很紧时，只能少打电话回家，电话费也是他们不可或缺的开支之一。所幸的是，他的中介费用已还清，不然，生活就更困迫了。

2014年我国实行最低薪资，而外籍劳工的薪资也随着政策而调涨，似乎也能够和本地劳工一样赚取同等的薪资，可是外籍劳工却必须承担两国的经济压力。这天，Vi到市镇买智能型手机，这是他在大马工作将近8年后，第一次有剩余的钱换手机。

Vi认为虽然大马的薪水提高，但是物价却也逐年升涨，包括母国缅甸的物价，赚到的薪水有时也不够花费，母国的家庭依然过着借贷度日的生活。每当赚到钱，Vi就把钱寄回家让家人买肥料、工具或田地，继续种植。遇到市场价格好就能够还清债务；遇到价格不好时又必须欠债。即使每个月寄钱回家，但是母国家庭的经济依然非常不稳定，更不用说存钱买机票回家。

在柔佛新沙威硬盘工厂公司（JCY，注2）工作的孟加拉国工人表示，自从实行900令吉的最低薪资后，却面对变相扣薪的问题。该公司提供的夜班津贴也从原本的四令吉减少至二令吉，每年的人头税、以及各种费用，包括住宿费、交通费、水电费，以及在当地基本生活物价提高等，都被转嫁到工人身上，但他们每个月却只领取微薄的薪水。

图二：工厂员工宿舍环境脏乱、拥挤，员工却每个月必须付50令吉的住宿费。

移工在马不只是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他们工资中大部分的消费基本上都在本国发生，甚至支撑起一个以移工为消费对象的基层经济体。在发展主义的驱使下，城市以地产带动经济，发展项目、新型楼宇与大型商场的建造，导致地价和租金的快步上升。小商户和摊贩首当其冲，大商场建成后，本地消费确实减少了，有小店老板直言，“没有外劳来买东西，根本就做不下去。”传统冲印店老板也说，如今人人都用数码相机，家里也有打印机了，现在大部分的生意额都是来自移工的生意。

当地各种杂货店、通讯店、茶餐室的主要顾客都是外籍劳工，大街小巷、公交车站、夜市集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踪影。一些店面改装成缅甸小吃店或茶室，三不五时就可以看见缅甸劳工喝茶、聊天或观赏缅甸节目。

图三：外籍劳工不但是当地重要的劳动力也是消费群，支撑当地经济。

求生存承担生活风险

护照，除了是“自由”的象征，实质上也代表了本身的议价空间，代表他们能够自由选择雇主和工作地点，不受契约约束。移工圈子称这类的工人为“Free Column”，但是必须支付高达3000令吉的中介费或代理费用以取得工作准证；另外一类则是无证劳动，印度尼西亚劳工称为“Kosong”。无证件代表必须承担各种风险，包括：没有任何法律保障薪资和福利、没有医疗照顾，而且必须面临被警察逮捕的风险。Jo笑言，一切只能靠运气。

印度尼西亚籍劳工相比起其他国籍劳工，多了语言的优势，也较容易找到工作。Jo原本是在彭亨州武吉丁宜（Bukit Tinggi）的建筑工地工作，但是频频遇到警察逮捕行动，无法安心工作。最后，在同乡的介绍下来到了霹雳州渔村。由于地区偏远市镇、风险较低，即便薪水较低但是却能享受宁静的生活。

坊间称无证或无护照返乡为“后门”（pintu belakang），也就是坐船越洋到印度尼西亚棉兰（Medan）上岸；而“前门”（pintu depan）则是经过领事馆。Jo在马工作将近5年，非常想念家中的父母和家乡，所以希望明年能够回到印度尼西亚。当笔者询问是否会觉得害怕？Jo笑说，没有办法，这是唯一的一条路。Jo对合法管道回国的方式或程序一无所知，也没有护照，但为了回家而只好冒险。

来自缅甸孟族的Zaw Zaw在霹雳渔村担任渔工，来马一年多。他失去了原有的护照后，从孟族难民办事处申请联合国难民身份认定以及大马居留权。他和大部分缅甸难民一样没有工作准证，也经常面对警察的骚扰和逮捕。下霹雳渔民协会主席纪日海认为，如果难民没有合法的工作权，将会面对生存问题，间接带来治安的隐忧。

每当遇到警察逮捕行动时，同乡或当地居民就会帮忙通风报信，大家赶快逃到港边的沼泽地。Jo坦言，虽然乡下比起城市风险较低，但是每年还是会碰上大逮捕行动，也有同乡遭到逮捕。除此之外，在逃跑过程当中，如不小心也会遭遇意外受伤或生命受到威胁。8月中旬，当地一名缅甸籍难民身份的渔工为了躲避警察而跳海，最后不幸身亡。

图四：Jo来马已经五年，换过几份工作，最后选择薪水较低却能够过安宁过日子的生活。

社会成本谁承担？

一位在本国电子工厂工作的孟加拉国籍工人Mohamad，他自2007年来马工作，至今已七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只回家一次，那已是两年前的事了。家庭长期被分离，数年才可见面一次，这是许多移工的写照。Mohamad说，无法参加长女的婚礼是他最大的遗撼，他那时曾向主管申请假期回乡，可是不被批准，结果错过了女儿的婚礼。“她现在已有小孩了，我已是外公了！”Mohamad满足地笑道。

除了大的社会结构，其实每个移工牵扯出是一个个他/她个人，以及他们家庭的生命故事。工作地基本是不会提供任何社会福利、医疗、养老的保障，更莫说是家庭长期分隔所做成的负面影响，如夫妻关系、子女教养等问题。这种种的再生产成本基本上是由移工和他的家庭一力承担，这些都是没有被计算、不被看见的社会成本。

Vi与本地女孩相恋，也育有一对双胞胎，但是碍于法令的限制不得与外籍人士或本地人结婚，而无法获得“合法”父亲的身分。即便他们过着家庭生活，但是孩子在法律上仍属单亲家庭。最后可能因工作年限到期或雇主不再续约，而必须面临亲生骨肉分离的情况。

本地缺工人？

图五：霹雳州半港渔村的大部分居民已经迁移到市镇或都市，而变得冷清；外籍劳工的进驻逐渐成为当地的主要人口之一。

经过时代变迁，霹雳州半港渔港从渔村转变成一个小型工业区，主要以捕鱼和加工业作为当地经济主脉，而外籍劳动者是当地主要劳动力和外来人口。当地人迁离了渔村，把原本的房子转租给外籍劳工，租金也比租给当地人来得高。

纪日海见证了当地从1980年代初从事渔工的印度尼西亚、泰国劳工，到现在的缅甸、柬埔寨、泰国劳工近二十多年的变化。由于当地加工食品业以及渔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而引进越南、尼泊尔、缅甸、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劳工，就占了当地80%的劳动力，并以缅甸劳工占大多数。这批劳动力还包括缅甸难民，无证劳工，以及领旅游签证来马非法打工的柬埔寨、泰国、印度尼西亚劳工。

当地用旅游签证打工的柬埔寨、泰缅籍劳工，在海上20日左右，之后又回到母国再重新申请旅游签证进入大马；他们成为频密往返两地的劳工，一天薪资60令吉至80令吉。

当地年轻一代不愿选择捕鱼或工厂的工作，而迁移到都市或转入服务业，因此出海捕鱼或粗重的工作就没有人做。原本当地女性担任的砍鱼头工作，也逐渐由外籍女工来取代。一些修理、装修或装电线的零工，也变成外籍劳工兼职工作的机会。小型批发商阿喜（匿名）认为，这种苦力工作，本地人不愿意做，也做不来。

图六：由于年轻一代女性已不愿从事脏、臭、辛苦、低薪，砍鱼头的工作，当地人转向聘请外籍女性。

由于不符合政府聘雇外籍劳工的条件，阿喜只好聘请无证劳工，对他来说聘请无证外籍劳工相对方便，不但免去各种处理文件的成本，遇到不合适工作的工人也能够随时替换。当笔者询及，如果工人生病是否提供照顾时，他若有所思了一会儿说，“外劳是不会生病的”。

这背后反映的是，外籍劳工占据我国劳动市场的重要地位，但却长久被视为去人性化、最具弹性化（注3），且没有保障的底层劳工。即使他们无处不在，但总是被视而不见。直至上月柔佛硬盘工厂连续发生罢工事件，社会才惊觉移工的怒火已发展成集体的反抗。在罢工行动中，他们动员了场内的基层工人，提出清晰的要求，不再像过去般，只能选择逃跑或无奈接受的被动反抗。这次他们摆脱了多重制肘，公开地对抗不合理的劳动体制。他们以痛苦、疲惫、思想、梦想、反抗，交织成一幅马来西亚移工的生命画卷。

注释：

1. 牛头，也被称为“Sponsor”，通常是地方上有资源与人脉的人，例如：商人、村长等。这些人在移工招募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接轨移工与外国中介的网络，中介经由牛头来招募移工，而移工透过牛头寻找出国的管道，包括准备各式文件。牛头往往收取两边的费用。

2. 2014年8月JCY工厂发生工人抗争的事件，起因于不满同乡延误治疗而病亡，以及苛刻的工作条件。媒体普遍将这起事件归为“外劳骚乱”，却忽略外籍劳工针对工作环境与福利提出改善诉求的声音。

3. 国家实施亲资方的策略，让外籍劳工的福利与生产脱钩。资方拥有相对弹性的调控权力来决定有利于本身利益的工作条件与需求，例如：外籍劳工是短暂契约、不能自由转换雇主、且需要做严格的健康检查、不能组工会等，往往让外籍劳工的福利与权利遭受打压，或面对苛刻的工作环境。

作者王慧仪是实践移工组织的行动者，而刘嘉美是记录基层的文字苦力。本文经同意转载自《街报》2014年 10月号 ，题目与内文经编辑。阅读《街报》免费在线，请点击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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