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审思明辨

“政治没有道德可言。对我来说，政治是最肮脏的东西，就像烂泥一样。但在某些时候，我们真的无法逃离，因此唯有投身政治。这种时候有时会降临，就像以前的革命时代。” [注1]

“在印尼，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当一名理想主义者，要么成为一名对周遭事物漠不关心的人。我很久以前就已经决定要当一名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 [注2]

以上两段话是印尼上世纪50和60年代著名华裔社运人史福义（Soe Hok Gie，读音为“Soo Hok Gee”）的心声，收录于他的日记，《抗议者日记》（Catatan Seorang Demonstran）中。这名忧国忧民的社运人却不幸于1969年逝世，享年仅27岁。他一群同样活跃于社会运动的朋友在他离世后联合出版他的日记。

史福义于1942年出生在雅加达的一个土生华人（Tionghoa Peranakan）家庭中，他的父亲史立笔（Soe Lie Piet，读音为“Soo Li Pit”，印尼名为Salam Sutrawan）是印尼上世纪30和40年代有名的土生华人作家和报人，曾以印尼文写过多篇小说。他的兄长，史福仁（Soe Hok Djin，读音为“Soo Hok Jin”，印尼名为Arief Budiman，读音为“Arif Budiman”）是印尼著名学者与时事评论人，曾在中爪哇沙拉迪卡市（Salatiga）的沙塔亚瓦扎那基督教大学（Universitas Kristen Satya Wacana）担任讲师，过后前往澳洲墨尔本大学出任印尼研究教授一职。

生性耿直，坚持到底

史福义曾祖父于1870年代从中国海南岛移居印尼，因此，史福义算是印尼第四代华人。史福义不谙华族语言，在家以印尼语跟家人沟通，不过他认同自己是华人，即使在苏哈多上台以及对华社推行强制同化政策后，也不曾替自己取印尼名字。

史福义与史福仁两兄弟深受作家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喜欢阅读，经常到公共图书馆借阅众多书籍。此外，史福义自小就培养写日记习惯，并与朋友频密通信。他在中学时期热爱阅读国内作家以及像乔治奥威尔和威廉莎士比亚的外国著名作家的作品，也经常阅读刊登于当年的印尼文报章如《大印度尼西亚日报》（Indonesia Raya）、《指南报》（Pedoman）以及由土生华人所创办的《竞报》（Keng Po）的政治新闻与评论文章。

史福义生性耿直，认为对的事情一定坚持到底。比如，他念初中二时曾在班上当众指出地质学老师在教课时所犯的错误。这让老师积怨，在大考中刻意刁难，给史福义很低的分数，使他留级。史福义不甘留级，极力要求父母让他转校。他的父母拗不过儿子，因此唯有照他的意思办。

高中毕业后，史福义于1961年考入雅加达印尼大学（Universitas Indonesia）历史系。当年印尼仍是由苏卡诺（Sukarno）总统领导，但他已在2年前，即1959年结束议会民主，并实行美其名为“领导式民主”的独裁统治，且逮捕多名批判他的异议人士。此外，苏卡诺一直都无法解决印尼的经济问题，以致通货膨胀日益严重，陷入贫穷困境的老百姓也越来越多。

总统府不远见到贫民

史福义曾在街头看到一个贫民穷得没钱买食物，因此唯有从垃圾桶中找出芒果皮来充饥。史福义于心不忍，就把部分零用钱交给贫民，让他买东西吃。讽刺的是，史福义遇到这个贫民的地方就离当年苏卡诺所居住的总统府不远。他把这件事写进日记，并抨击苏卡诺与其同僚只顾享受自己的荣华富贵与权力，却对老百姓的疾苦漠不关心。他认为，苏卡诺虽然曾为印尼争取独立，是印尼的独立之父，但他在独立之后却不曾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因此已背叛了独立的精神，这种人没资格继续领导印尼，应该下台。

因此，史福义在进入大学后就参与名为“印尼革新运动”（Gerakan Pembaharuan Indonesia）的反苏卡诺政府地下活动，负责撰写与派发反政府的传单，并在各印尼文报章撰文批判苏卡诺政府。此外，他也加入社会主义学生运动（Gerakan Mahasiswa Sosialis），这个学生组织深受印尼社会党（Partai Sosialis Indonesia）的影响。印尼社会党是印尼上世纪40及50年代的一个左派政党，由印尼革命战争时期的总理苏丹夏赫里尔（Sutan Sjahrir）所创立。苏丹曾参与抗日与抗荷活动，为印尼争取独立的功臣之一，而史福义非常敬仰他。

史福义也是当年反对印尼共产党（简称印共）的学运分子之一。但我认为，他所以反印共，并不是因为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因为印共亲苏卡诺，也不曾批判苏卡诺违反民主精神和罔顾老百姓疾苦的政策。

批评苏哈多迫害印共

由于当年印尼军方的右派势力也同样不满苏卡诺，并有意推翻后者，史福义因此跟他们合作，策划反苏卡诺政权的抗议活动。史福义不是完人，也有思考出错的时候。在我看来，他一生中所犯过最大的错误就是太信任军方的右派势力。他以为这些反苏卡诺的军官是真正为国为民的领袖，当权后定会改善老百姓生活，并恢复民主体制，因此支持军方推翻苏卡诺。此外，在1965年10月的政变事件后，史福义相信军方指中国政府支持印共发动政变的说法，因此与一群反共人士攻击中国新华社的雅加达分社办事处。

然而，以苏哈多为主的军方势力在当权后就以残暴的手段镇压被指为政变幕后策划者的印共，高达200万名的印共党员与左派人士被杀害，另有大约30万人被监禁。史福义即使对印共反感，也不忍看到他们遭受残暴的迫害，他因而撰文评击苏哈多政权以不人道的手法迫害印共党员与左派人士，因此触怒了不少亲苏哈多政权的人。史福义也因而收到多封恐吓信，但他从不因此停止撰文批判政府。

史福义自苏卡诺当权时期，即不断通过报章，措词强烈地批判政府，招致不少人的不满，曾有读者写匿名信攻击他，骂他是个“不识好歹的华人，应该滚回中国”。史福义的母亲实在看不下去，忍不住对儿子说：“义，你搞这些事情究竟是为了什么？你这样只会得罪人，也赚不到钱。”（“Gie, untuk apa semuanya ni. Kamu hanya mencari musuh saja, tidak mendapat uang.”）史福义只是无奈地回答：“啊，妈您不明白。”（“Ah, Mama tidak mengerti.”）

苏哈多政权对印共的迫害以及过后对华裔印尼人全面推行的强制同化政策，令史福义对新政权的希望完全破灭。另一方面，苏哈多掌权初期，曾委任数名支持军方推翻苏卡诺的前学运分子为国会议员，他们也是史福义的好朋友。但这些前学运分子在上任后却只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而不曾在国会里为老百姓争取权益。生性耿直的史福义对此深感不满，就联同一群学运分子藉一盒化妆品来讽刺他们。史福义与朋友们把化妆品寄给这些国会议员，并附上一封信，讥讽地吩咐他们好好打扮，让主子对他们有更好的印象。

远足吸入火山毒气亡

史福义在印尼大学完成历史系学士与硕士课程后留在母校担任历史系讲师。他的学士论文题目为《在红灯笼之下：三宝垄伊斯兰联盟的历史片断，1917-1920》（Di Bawah Lentera Merah: Riwayat Sarekat Islam Semarang，1917-1920）。这篇论文是讲述伊斯兰联盟中爪哇三宝垄市分会的历史。

伊斯兰联盟是印尼上世纪初的一个穆斯林商会，成立宗旨乃加强穆斯林商人之间的合作，并提升穆斯林商人的竞争力。但这个组织后来却变得激进，并分裂成亲左、亲右两大派系。史福义的硕士论文《处于路口左边的人：关于1948年茉莉芬叛乱事件》（Orang-orang di Persimpangan Kiri Jalan: Kisah Pemberontakan Madiun 1948）即研究印尼右派势力于1948年在东爪哇茉莉芬市镇压印共的事件。

眼看印尼的政治与社会状况不曾因新政权的上台而有所改善，史福义有时不禁苦恼，自己不断撰文批判政府，却似乎无法实质改变印尼社会。面对不少读者与家人的不谅解，史福义倍感无奈与孤单。为了松弛精神，他经常与热爱爬山的朋友一同爬山。唯有身在山上，他才能暂时忘却印尼政坛与社会的乱象。

这名忧国忧民且敢怒敢言的社运人却不幸在1969年12月16日于东爪哇赛梅鲁火山（gunung berapi Semeru）远足时意外吸入毒气而去世，同时丧生的还包括一名与他一同远足的朋友。印尼顿时失去了一名勇于追求正义的社运人。

由于史福义生前因经常撰文批判政府而得罪不少人，因此印尼坊间曾谣传他和他的朋友是在山上被人谋杀，而非死于意外，但迄今仍未有确凿证据的佐证。

一部传记电影掀起议论

史福义生前力批苏哈多政权，再其加上华人身份，因此即使他曾是印尼著名的社运人，印尼历史教科书并不给他任何的着墨。而且，他的一群大学师友于1990年出版其学士论文《在红灯笼之下：三宝垄伊斯兰联盟的历史片断，1917-1920》后，更遭苏哈多政权查禁，理由是该书宣扬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违反印尼的建国原则 [注3]。如此一来，在苏哈多当权时期，鲜有印尼人认识史福义。

然而，到了2005年，随着一部以史福义的生平为背景的传记电影上映后，他再次成为印尼人议论纷纷的对象。这部电影题目为《义》（Gie），由印尼名导演利利利沙（Riri Riza）执导，并由名编剧米拉列斯玛娜（Mira Lesmana）出品。《义》乃根据史福义日记所拍摄，拍得很细腻，情节引人入胜，荣获2005年印尼电影节最佳电影奖。

然而，电影有美中不足之处，导演选择了没有华人血统，外貌也不像华人的著名演员尼可拉斯萨布特拉（Nicholas Saputra）来饰演史福义。尼可拉斯是欧亚裔印尼人，父亲为德国人，母亲为印尼土著。据悉，导演选择尼可拉斯，全因他当时已是印尼相当受欢迎的男演员，能吸引更多印尼人买票观赏。事实上，有许多印尼观众，尤其是年轻人，确实是冲着尼可拉斯的演技而来。

无论如何，在某种程度上，《义》成功打破一些印尼人对华人的刻板印象，让他们了解到，华人并不都是只顾赚钱而对政治与社会状况漠不关心的经济动物。史福义虽然英年早逝，但他在印尼社会运动以及时事评论方面的确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名社运人坚守信念和勇于追求正义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

注释：

1. 原文为“Dalam politik tak ada moral. Bagiku sendiri politik adalah barang yang paling kotor, lumpur-lumpur yang kotor. Tetapi suatu saat di mana kita tak dapat menghindari diri lagi maka terjunlah. Kadang-kadang saat ini tiba, seperti revolusi dahulu”。参考Soe Hok Gie（史福义），Catatan Seorang Demonstran（《抗议者日记》）（Jakarta：Lembaga Penelitian，Pendidikan dan Penerangan Ekonomi dan Sosial，1983年），页121。

2. 原文为“Di Indonesia hanya ada dua pilihan. Menjadi idealis atau apatis. Saya sudah lama memutuskan bahwa saya harus menjadi idealis, sampai batas-batas sejauh-jauhnya”。参考Soe Hok Gie（史福义），Catatan Seorang Demonstran（《抗议者日记》）（Jakarta：Lembaga Penelitian，Pendidikan dan Penerangan Ekonomi dan Sosial，1983年），页221。

3. 印尼政府在苏哈多下台后撤销对该书的禁令。

钟武凌，出生于吉打亚罗士打市，霹雳怡保市长大，2014年考获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博士。她的毕业论文是关于华裔印尼人在后苏哈多时代印尼的民主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