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前夕乍晓

华人迁移与原罪指控

张贵兴第一部小说集《伏虎》（1980）收入写于大学时期的作品，大多以作者的故乡砂拉越东北角罗东小镇为背景，叙述一个青年的青春启蒙历程，这时期的创作问题意识并不显著。1996年出版《顽皮家族》，开始回顾自己的来处，以及对华人渊源的追寻，以嘉年华式的笔调铺陈叙事，并投射在以雨林为意义铺陈的场域。往后三部中长篇——《群象》（1998）、《猴杯》（2000）和《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2001）是为典型例子。

张的砂共题材小说，体制大，颇见其企图心。长篇小说《群象》以施、余二家参与砂共武装斗争为背景，叙述砂共内部纷争，斗争终以失败告终的故事。

他的小说充分演练了虚构技艺，论者大多从他的雨林书写为论述起点，然后再推衍至其它面向。张贵兴往往在他倾力建构的雨林场景中，拟态成各种自然界中的树木或虫鱼鸟兽，“拟态”是他雨林书写中最频繁出现的词汇，这在《群象》中臻登峰造极之境。问题是，为什么拟态？除了雨林表象作为写作焦点，对张贵兴而言，是否还有更重要的书写意图？

胡金伦在介绍《群象》入选1998台湾两大报好书金榜时尝谓：婆罗洲的风土、华人与当地其他住民、乃至华人与中国的关联，将是张贵兴持续创作的主题，《猴杯》要探讨的便是中国移民到当地去所背负的原罪。

在某种程度上，胡金伦相当准确的掌握了张贵兴的写作命题与脉络。但胡金伦谓张贵兴的原罪说和贯串他的同乡李永平小说中的原罪观不可相提并论。前者尝试为族群史作宿命式的解读，根源当然是来自华人作为离散族群的边缘性存在状态；后者更多指向人与造物者之间的关系，落在道德规范内。

阅读张贵兴小说的难处就在这里，他的家族史（或某种意义的华人史）若置于表面看似没有意志的自然雨林背景写作。因此，对于雨林的解读，学界只能从“禽兽大观园”的角度进行解读，但雨林作为一种潜意识结构，对应于（华人）原罪母题，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父亲伤势初愈时，有一日从墙角翻出数幅扑克牌。他看着扑克牌的神情仿佛从前早餐桌上看到他爱吃的苏打饼。他啃食扑克牌，仿佛当年嗓红茶啃苏打饼。这饮食习惯他从英国赌友克里斯汀学来。男孩和母亲焚了家中所有扑克牌，但父亲已吃上瘾。凡是纸类，父亲都视为美食。他啃掉郁达夫《沉沦》、鲁迅《狂人日记》、沙特《呕吐》、《婆罗洲异教部落》、《巫术史》、《热带植物志》、数本古典文学经典。（《群象》，141-142）

男孩晚上在煤气灯下看书写字时，常见父亲像小虫翻爬于字里行间；让男孩把字写得脑满肠肥，把字看得皮嫩肉脆。父亲把书籍猎食得血肉模糊；书骸遍布施家。男孩终于明白父亲哭叫的意义。

“须让父亲待在一个没有树的地方……”

男孩凝视着孩子们没有圣贤教诲，没有诗词滋润的蛮脸，心里浮起怜悯。“关在畜舍里的东西，不是猪，不是狗，是我父亲，明白吗？”

“明白……”孩子们齐声说。

“为什么把令尊关在里面？”大男孩说。

“他病了，病得很重。”（143-144）

张贵兴小说体现的华人原罪意识把离散宿命更推进一层。离散不仅是外力的牵引，更包含南洋华人对文字的轻忽。《淮南子．本经训》记载：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文字是推动人类进化的媒介，是文化的精髓，这则传说的隐喻已不言自明。文字岂可任意玩忽、渎褻，一般民众或草根阶层对文字尤其崇敬有加。施家老父嗜吃文字，何止渎褻，简直是丧心病狂，因此注定必遭天谴而几乎灭门，不得善终。莫非这是华人处境的隐喻？

与《群象》嗜吃文字的精神错乱的父亲一样，《顽皮家族》也有不可理喻的情节描写。第二章话说顽龙终于漂流到婆罗洲岛，船上虽载了无数贵重和稀罕物，但顽龙却不晓得其价值，部分送给巡视大帆船的殖民地官员，剩下的一律分送帮过他忙的中国人，发了疯似的大作散财童子。岛民领了东西，且看他们如何使用：

居民绞尽脑汁开发这些礼物的实用性。他们把一套十七世纪马鞍改装成犂具放在水牛身上，把一套宋代胄鎧打扮成庄严无比的稻草人，把一个十八世纪义大利贵族用过的浴缸当作猪槽。外地人到他们家里作客，发觉屁股下坐的沙发虽然是欧洲皇族的遗物，扶手和靠背上却沾着小孩的尿屎和几天前的饭菜；墙上的挂钟虽然已有五百年历史，墙壁却可以渗透风雨和阳光；天花板亚哟摇欲坠，上面挂着的吊灯金碧辉煌却从来没有亮过；吃饭时虽然使用的是银器、铜器和瓷器，饭桌上却蹲着几只饿猫，饭桌下趴着几只准备抢食的恶犬。（页39-40）

读后不禁要追问：这是谁的华人史？华人的原罪是客观的事实，抑或是经由作者所放的蛊？如果这也可以理解成对整个华族的拷问，则学界已掉入张贵兴的陷阱（或不经意成了共谋），把华人愚化、丑化之后再来批判。就有一位大陆学者这样分析：砂共扬子江队长余家同和投诚后的火焰山部队队长王达达皆喜欢养鳄。王大达的办公室和他本人一样缤纷和充满活力。各类热带植物盆栽四处悬挂，使办公室犹如菜市场。因之得结论：从精神的图腾供奉到物化的商品，其中转折吊诡重重，在精神逐步堕落的同时，却换来了物质的丰盈。显然，《群象》关注的身份认同问题则是对整个华族的拷问。

值得注意的是，施家老爸的食语／失语间接说明张贵兴对个人文字经营的刻意求工与“修辞的反复演出”的原由，这或可反衬出张贵兴的内在（存在的）焦虑。因此，创造语林、铸造文字迷宫几乎已成为他的看家本领。问题是：反复修辞的背后是否还有些什么更纵深、潜在的东西可资探讨呢？

书写暴力的演练？

笔者的看法是，张贵兴的华人史与家族史写作仅仅是一部“私历史小说”，易言之，它仅仅反映张个人私历史意识。这样的写作完全不需要与客观现实有任何联系，作者在情节、结构的选择与安排上可以任意杜撰，以致违反写作伦理与内在逻辑都在所不惜，因而形成某种形式的书写暴力。

纵观张贵兴的写作历程，上世纪九○年代中期以后，他开始有计划地把写作视野投注在中国人海外迁移史之上，其中不无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焦虑。从《顽皮家族》的“马华创世纪”写作，到《群象》的国族寓言铺陈，再到《猴杯》的家族史的再现，张贵兴一再敷演中国人拓殖海外的离散经验，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它背后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想象的原乡”。张的原乡在现实地理版图中或无处可寻，但在意识上与心理上却有一些非常具体的东西，即张贵兴在《顽皮家族》中极力透过“洪水”和“大船”营造的漂泊离散的意象；把夔顽龙一家带到婆罗洲的大船竟然是一艘贼船，而洪水也始终未有消退的迹象。在小说尾声，张贵兴作了如下的预言：

一切又和当初一样。没有人知道洪水何时消失，没有人知道他们将会飘到哪里。也许他们会飘到一个新地方，过另一种新生活，也许他们只是在原地打转，或者绕一个圈，重新回到村庄上。（页168）

对应于华人移民史，“洪水”是脉络，“船”是离散者最终的家园，也是张贵兴与其它在台马华作家想象原乡的起点。王德威对张的这种精神世界作了非常生动和适切的概括：张贵兴将中国人的海外开拓史，比作误上一艘海盗船的漂流史。搁浅在哪里，就在哪里开张营生。夔家人随遇而安，充满韧性。但尽管他们的事业枝繁叶茂，他们原未尝有过落地生根的打算。他们是坐着船来的，船里另有天地。这是富饶之船，也是孤立之船。

因着自给自足的认知，导致大马华人无论选择土地认同或离散皆无法逃避被现实诅咒的命运，或成为张贵兴一再敷演、演绎的华人原罪。前者有《群象》中失声失语而又近乎无知地嗜吃文字的施家老爸，后者则有《顽皮家族》中逐洪水而居的富饶之船、孤立之船。

张贵兴的小说呈现高度美学化的倾向，同时也高度私化与主观化。这并没有什么不妥，但面对大叙事写作时，一如他孜孜经营的家族史、砂共武装斗争、国族寓言等，他的私（历史）小说呈现出的面貌并非寻常。私小说意味着主题与人物的生活经验不具普遍意义，作者往往写个人小我的经验。即便是家族史，也缺少客观性与普遍性。吊诡的是，小说经营的是不折不扣的历史潜结构，却把复杂的大叙事过度简单化。张贵兴的小说人物甚至不比雨林个性化。雨林／语林寄托了张贵兴的美学旨趣，其他因素反而成了衬托。毫无疑问，张贵兴的语言是现代的，但精神却是非现代的。这造就了张小说的诗性／私性特征，恰恰形成读者接受上的困难。借黄锦树的话：“在这里，他找到了一种面对故乡的方式：把它美学化、纯粹化——把个体存在的具体历史性经由美学的中介转换为一种诗意的深化、一首具神化意味的诗，一个纯粹的‘词’”，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张贵兴小说的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