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特约】

编按：香港占中主场金钟遭警方清场后，距今已近一个月，惟众多“伞民”与港府的角力战依然不殆。《当今大马》特邀长期驻守占中现场林怡廷，为读者爬梳和分析这场 雨伞 运 动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2014年12月11日，或许是一代香港人心中漫长的告别。

这是雨伞运动最主要占领区金钟被清场的日子。75天以前的9月28日，十万名香港人涌入立法会、政府总部所在的金钟，要求释放两日前率众冲进公民广场而被逮捕的学生。

那可能是一场革命初始的样貌。警方封锁了金钟地铁站，愤怒的群众从湾仔及中环两方向涌入，人群从人行道满溢到车辆疾驶的夏悫道上，占领逐渐形成。数万人站在香港的政治中心，港岛最重要的主干道上，共同感受过去香港人内心某种坚不可摧的信仰――法治与秩序被解构的震撼。

在87颗催泪弹直扑眼鼻皮肤的辛辣刺痛中，我看着仅仅将保鲜膜包住头部、克难保护眼睛以阻挡胡椒喷雾的香港年轻人，以及地上不计其数的折翼雨伞。数千名香港人不畏流言，在武警的枪口前等待隔日黎明。

我在清场前晚10点抵达金钟时，大台附近已经挤得无法行走。如释重负与不舍的情绪弥漫在现场，“We will be back”的标语以各种形式呈现，像是多声部复调对位的卡农。勇武派的市民代表宣布隔日尊重学生坐着被捕的决定，许多希望用肉身撞击出绚烂退场的年轻人，失望于现场的欢快气氛而默默离开，但依旧有数千人守夜到隔日。

清晨6点，我们被接近10度的寒意冻醒时，整个金钟占领区的柏油路洒满了七彩亮片，暗暗闪烁，彷佛隐喻垂死或新生前的香港。

清场行动从11日早上9点开始，75天占领而有机形成的夏悫村，在香港警方的高度效率下，不到12小时便几乎回到两个多月前的如常。我们走上通往添马公园的天桥，等待真正的结束，75天前我站在同样位置看一切发生。

晚上11点，夏悫道的两侧再度涌进疾驶的车辆，往港岛东面的湾仔方向，以及往西面的中环、半山方向正式全面通车。从天桥望下，一个尚未被清除的公车站顶盖写着：“You can’t stop us. This is not the end.”

从夏悫道到夏悫村

这场波兰壮阔的雨伞运动，可以追溯到两年前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庭的一篇报纸投书。他提出香港过去没有的“公民抗命”概念，呼吁以“占领中环”的行动争取真普选，而后经过漫长、学院式的审议商讨，虽然令许多民主派不耐，却预先为香港公民社会做思想的铺陈。

今年6月中，北京公布《一国两制白皮书》引发了80万香港人参与真普选方案公投；受到3月台湾太阳花学运刺激，跨校大学生组织“学联”宣布提前于七一游行后举行的占中预演，511人坐在渣打公园前的马路上被抬离时，所有人都深信，8月底人大落闸政改方案后的占中，最多可能千人参与。

然而，无法预测性才是历史的本质。9月22日大学生开始罢课，运动还像是一个闲适的民主嘉年华，9月26日黄之锋率众冲进公民广场被捕，激发了万人出来要求释放学生，先前累积许久的社会能量一次爆发。隔日占中三子宣布提前占中，9月28日下午，数万人涌入占领了金钟的夏悫道，警方用大量胡椒喷雾及87颗催泪弹企图驱散人群却适得其反，随后旺角、铜锣湾也被群众自主占领。主客观因素以及内外地缘政治的交缠，雨伞运动被催生出来。

事实上，不曾实践过的占领中环，若非经过当局一连串的失误，也不可能造成雨伞运动的格局。首次对国家暴力有具体经验，为了保护学生而站出来的香港人，在运动高峰期，有近20万人同时占领了金钟、旺角、尖沙嘴、中环、铜锣湾。根据近日的中大民调计算，700万的香港人口中，估计有120万人参与过占领运动，其所引发的政治能量，在最初几乎撼动了梁振英政权。

但概念提出者的占中三子，在运动一开始就被边缘化，927当晚戴耀庭宣布提前占中时，甚至有许多民众离开。现场许多人自认出来是为了保护学生而非支持占中，“占中三子说得太多了，学生直接行动才有可能。”一个中大学生直率的跟我说。

然而从罢课、突发游行到中环或梁振英官邸、冲进公民广场乃至被捕，一路走来对群众有号召力的学生（主要是大学组织“学联”及高中生组织“学民思潮”），由于缺乏经验，在决策上因为怕犯错而自我限缩，没能有效掌握运动动能，逐渐丧失对占领现场的全面领导力。

另一方面北京及香港特区政府学到了教训，以按兵不动的主调，在唯一一次与学联五位代表对话后，就关上大门拒绝再次对话，让运动进入漫长的消耗战。许多人不满意“大会”坐以待毙，也因此产生了路线之争（左胶vs.右胶、和理非非vs.勇武抵挡），使得雨伞运动的面貌，呈现更为复杂、歧异、去中心化、反大会、反组织的倾向。

另翼旺角：不被理解的抵抗

拥有大台、媒体镁光灯、明星学生、艺文创作、还有摊位指引图如游乐园般的金钟，是向世人展现香港高度文明的抗争中心，温暖美好的乌托邦，而928催泪瓦斯一夜后，群众自发占领的旺角，则是边缘、另翼、纷扰不断的真实世界。

过去香港的政治／社会运动场域，无论是维多利亚公园、立法会、公民广场、政府总部、中环渣打道等，一向是港岛中心。处于维多利亚港对岸的九龙，尤其是龙蛇杂处的旺角，这个香港中下阶层主要的生活消费场域，不曾在这类集会的考虑范围。

然而，是旺角自发性占领的对岸呼应，让928当晚没跟着大会呼吁撤离金钟的数千名香港人，有勇气在枪口前直到黎明。这场偶发的初始，奠定了雨伞运动前两个月的格局。

旺角占领区以旺角地铁站出来的亚皆老街及弥敦道的十字路口延伸，是九龙的交通枢纽。运动初期十字路口全占满时，这个比金钟、中环更具生活感的占领区，的确对当地商家引起不小冲击。

实际上直到现在，旺角都不是能被主流理解的地方／人。几乎和金钟相反，国家越暴力旺角就越壮大。金钟的菁英特质，和旺角的草根性，使得这场运动不但在世代呈现判断上的矛盾，阶级差异也被召唤出来。

黑社会、反占中人士的骚扰不断，不时从高楼扔下的秽物、左右胶的对立，具争议的本土派团体长期镇守，被视为激进、好事、逞凶好斗的蒙面少年…旺角占领的初期，不断被香港主流意见领袖认为不入流，在战略上没有必要，呼吁尽快撤离，集中火力在金钟。

但旺角基地的存在，催生出一个有机、多元的群体。他们自我定义为勇武派，多半拥有不清晰的本土意识。在香港18%的大学升学率的环境下，这些年轻人20出头却已不是学生，中学毕业后做着一个月1万4000块港币以下的低薪工作，却总是下了班来到现场守夜，直到隔天坐第一班地铁回家。

这个群体的主体性经过一场场战役而逐渐坚实。即便遭遇内（运动）外（政府、滋事者）部的双重压力，过程中旺角也曾遭遇警方无预警清场，却在隔日重新占领回来，展现顽强的战斗意志，如同野草般除之不尽。这种抵抗的特性，使得11月26日被清场后，一度发生激烈的游击式街头抵抗，并且迸生了新型态、超乎香港社运想象的抗争方式：鸠呜团（购物）。

打开的主体与边界

如果说“占领中环”不曾实践过，便随着占中三子12月5日的自首被彻底抛弃，旺角清场后转化为“流动占领”的型态，或许宣示参与者在雨伞运动中，经验上的真正独立，以及更加坚实的主体性。

重新检视雨伞运动的发展，在初期是被动的、意外的，其格局来自当局的错误决策。即使两个月来抗争者占领了主要街道，局势稳定后，香港警察维持秩序的成本低而轻松。

然而面目多样的旺角占领者却彻底转化了运动的本质。鸠呜团从被动到主动，连口号、方式都脱离传统香港社运脉络，转化成更为自由、创意的在地经验，让香港警察疲于奔命。香港政府管治成本增加，即便清场后也无法忽视民间对于真普选的强烈诉求。

但另一方面，抗争边界如同潘多拉的盒子，打开后的自由更自由，引来的暴力也更加暴力。旺角打死不退的被动抵抗，所呈现的硬蕊性（Hardcore），更像80年代的台湾街头，压抑、混乱、激烈。因为能从肉身的冲撞、牺牲来体现自己在这场运动的存在感，旺角抗争者更愿意承受暴力，也挑战、打破了过去香港警察对于维护秩序所使用的“合理暴力”边界。

这种对抗的激化，最后是否会导致保守中产阶级的更加退缩，还有待观察。但旺角的确彻底解放了过去香港人对抗争的想象――传统社运圈习惯的合法游行、集会与公民抗命，引来主流社会“暴力化”的指责和标签。他们不信任大会，强调自主性，这群迅速窜起、隐然成形的新兴力量，多数厌弃主流泛民的温和路线，在目前的民主派光谱中，缺少实质的政治代理人。

香港人誓将归来　如何归来？

“We’ll be back”是雨伞运动结束时的主调，符号、讯息、行动，如同回声无所不在的重现。有时单独行动，有时合流，形式变化多端，攀岩挂幅、鸠呜团、报佳音团，各式的流动占领，或是如杂草重生般不断复活的列侬墙，成了所有抗争者的默契。

但一群去中心、去组织、拒绝领导的群众，将如何归来、以甚么形式归来，才能对坚不让步的当权者产生实质压力？

过去泛民在香港民主运动的角色不可抹灭，譬如2003年反廿三条法案等，泛民在议会仍有重要功能。但近年香港政府已对几十万人游行无动于衷，对近80天高强度的雨伞运动展现出的强硬作风，使得温和的议会路线逐渐丧失支持。在许多抗争者眼里，香港民主运动30年，传统的游行、集会方式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成果，即便立法议员长毛的抬棺材、拉布等过往被视为激进的行动，都被视为无效、流于形式的表演。

缺乏真正的普选机制，香港特区政府不具备民意正当性的权力基础，而议会也无法有效反映民意监督施政时，街头路线成了抗争者内心唯一可能的出路。

但和台湾过去党外的脉络不同，香港民主派并非街头出身，因此面对雨伞运动如此庞大的街头抗争，习惯以议会为战场的泛民政治人物失去了位置，被视为妥协而不可信任。到后期抗争者激烈的冲撞，泛民议员与以切割和谴责，也引起许多街头抗争派的不满。另一方面，传统社运派和理非非路线没获得实质成果，已经难以说服这群没有出路感的年轻人，内部充满不信任与分化。

事实上，鹰派、去中心化、反大会的倾向在台湾太阳花运动时也存在，无论强调升级、不达目的不撤退的战略鹰派；或者对民主的边界想象更为无政府主义，由非一流大学学生在立法院二楼自成的紧密社群“二楼奴工”，他们批判帆廷为首的决策中心“不民主”，但毕竟只是少数。

反观香港的雨伞运动，去组织、去中心化的特性到后期逐渐影响着运动的走向，不像一般激进派被压缩到边缘位置，反而相当程度的蔓延在香港年轻人之间，逼得较温和的大台学生，在运动满两个月后的11月30日当晚集结群众，做出包围政总的行动升级决定。虽然最后失败收场，那个在龙和道激烈而暴力的一夜，也有数千人参与。

这群年轻人过去不常参与过民主/社会运动，是因国家暴力挺身而出的运动素人，经过79天的一场场战役，实践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抗争经验，无论是装备或语言，警察暴力让他们的心志更坚定，网络社群更容易在去组织的状态下集结。但没有组织的明确目标和策略，导致力量分散。香港民主运动的未来，急需一个足以处理内部矛盾，整合统筹、召唤行动的实质领袖。

告别六四情意结

另一方面，传统民主派长久以来“建设民主香港为了建设民主中国”的论述已经丧失了时代性。

今年2月，在港大学生会刊物《学苑》大胆提出“香港民族、命运自决”概念的时任总编辑、政治系的梁继平告诉我，真正让他开始思考香港民族论述的起点，正是六四晚会上支联会的口号，“我发现自己喊不出口。”

“建设民主香港为了建设民主中国”存在于香港八九情意结的一代，以及许多规避政治气候而来香港定居的中国自由派，却和80、90后香港年轻人内心的真实情感产生断裂。甚至连六四悲剧的恐惧，对这代香港年轻人而言都是抽象认知，不造成具体阴影，也进而影响不同世代、不同认同对运动策略的判断。

928催泪瓦斯那夜，学联呼吁现场群众撤离，但两个20岁的年轻人告诉我，他们不相信香港警察敢开枪，就算开枪也不怕，他们做好了牺牲的准备。隔日凌晨，一个17岁刚上大学，一头金黄色短发，黝黑的俏丽女孩，在前线的枪口前坚定而平静的跟我说：“如果我们因为子弹就退缩，以后政府都会这么做。但这样一来，又和以前的游行有甚么两样？香港永远都不可能改变。”

香港要改变，的确已经无法再循过去老路，但新路在哪里，已成了这代人的共同摸索。

泛民的妥协和保守，逐渐丧失这群新觉醒年轻人的信任，而掌握进步诠释权的社运派对于阶级、社会问题的论述，也无法有效处理高涨的本土意识——其光明面是对民主化的欲求，阴暗面则是升高的族群矛盾。

那些无法被过去框架定义的雨伞世代，因为运动迅速长成、深化了政治意识，他们在占领现场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利用通讯软件形成一个个30至50人不等，松散的社群。他们有的人已深感没有适合的政治代理人，积极思考组政团、参政的可能性，下一届区议会选举是目标。

无论如何，It’s just the beginning。金钟清场当晚9点，最后被抬离的抗争者，香港工党、长期举办六四晚会的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在被带上警车时，喊了一整天“我要真普选、我要真普选”的口号隐没在暗淡星光的港岛夜空。不久后，无法辨识的远方也响起同样的叫喊，不见人影的呼应如山谷的回声，悬疑、费解让预备要撤离的警方绷紧神经。

看不见的不代表不存在，我的香港朋友跟我说。香港社会在冷漠、高效、功利主义的外表下，伏流平日难以窥探的炙热能量，在这次一并喷发。但革命尚未成功，经过具体的实践经验，已有了本质上的剧烈变化，也揭示出更多层次的社会肌理，让未来更加充满不确知的想象。

秩序感被解构的香港社会将是甚么模样？北京是否会更加紧缩？未来泛民的既有板块会不会分割，不同意识形态的民主派是否能整合？这些都无法在这场未完成的革命得到解答。

或许唯一能够确定的是，香港正式进入高度政治化的时代。在运动中更加固化的共同体意识，让最终李卓人的呼叫和远方的回音，成了香港未来民主运动的重要隐喻：旧的民主Icon逐渐淡出，面目不清的新一代正在远处窜起。与“建设民主中国”分道扬镳，年轻人喊出“自己香港自己救”，势将成为未来香港政治运动的主调。

注：本文部分经费由台湾国家文艺基金会赞助。

林怡廷是独立记者，前《阳光时务周刊》台北特派员，兼任文字及摄影，目前专注观察东南亚区域民主化及地缘政治。深度报导〈兰屿 核废之岛〉获2013年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环境报导奖，及第17届香港人权新闻奖（Human Right Press Aw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