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无关养生

1843年，美国医师兼文学家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发表《 产褥热的传染性 》（The Contagiousness of Puerperal Fever），将产褥热称为“秘密瘟疫”，论文最后一段写着：

“之前我们放纵造成此类惨剧的人，如今是正视这个秘密瘟疫的时刻，每位医师不该将产褥热的发生视为纯粹不幸，而该将把它当成一种罪行；当此病例发生，医师不应为其专业护短，而是执行他们对这个社会至高无上的义务。”

产褥热（Puerperal Fever）这个医学术语，源自拉丁文“puer”，意即“儿童”和“parere”，意即“生产”。妇女生下孩子数天之后开始发烧，阴道和伤口化脓，很多个案会迅速死亡。18世纪时，产褥热开始出现于各大医院，有些地方在高峰时期甚至会造成30%孕妇死亡率的恐怖数据。

产褥热的大流行，始于大型医院及住院产科服务的出现。18世纪之前，多数妇女在家中生产。后来，各地政府和教会开始在都市建立医院，院内的产科服务收纳穷人、未婚怀孕妇女及妓女等弱势人士，让她们在医院内生产，也可以收留婴孩以避免弃婴或杀婴事件，而这些妇女接受免费产科照顾的代价就是成为训练医学生的个案。

维也纳总医院（Allgemeines Krankenhaus）在18世纪末开办，到了1840年代成为全世界最大型的教学医院，也是当时医学教育的麦加。1823年开始妇产科规定医学生每天早上需要做尸体解剖，1834年产科加建第二病房，后来第一病房由医师及医学生接生，而第二病房则是由助产妇接生。

史谟怀泽倡导勤洗手

史谟怀泽（Ignaz Semmelweis）是在匈牙利出生的德裔人，在维也纳医学院完成学位，1847年29岁时担任维也纳总医院产科部的助理主任。维也纳总医院收藏完整的历年病患数据，史谟怀泽很快便注意到几个现象：

第一病房和第二病房每年接生的数量大概都在3000左右，第一病房因为产褥热而死亡的病例平均数是700，而第二病房只有60例；而产褥热虽然在第一病房施虐，但在其他地方不常见，包括在家里、私人开业的妇科诊所、甚至是街道上生产的案例。

1847年3月，医院内著名的解剖学家克雷斯卡（Jakob Kolletschka）在解剖尸体时，被医学生的刀子意外割伤指头，几天后死亡。他的尸体被解剖时，发现器官与组织的化脓，和因为产褥热而死亡的妇女一模一样。多年后，史谟怀泽写到他当时的想法：

“倘若克雷斯卡教授的败血症来自死尸的物质，那么产褥热必定也来自同样的因子。导致产褥热的物质来自何方及如何到达妇女的身上？事实的真相必定是，这些死尸物质来自医师和学生解剖尸体之后，再去为妇女接生的双手。”

史谟怀泽进而启动了挽救妊娠妇女的战争，策略很简单，就是规定医师和学生解剖尸体后，在进入产科病房及内诊之前洗手。除了洗手，他也强烈要求医院当局勤于更换床单。很快的，因为产褥热而死亡的病例立竿见影大幅度下降。

1848年，欧洲各地发生革命，维也纳医学院许多医师和学生也加入。那年三月革命达到最高潮，学生不解剖，也不太接生，整个3月维也纳总医院没有因为产褥热而死亡的妇女。产褥热是因为医师的手不干净而造成的瘟疫，在革命的高峰时期展现得一清二楚。

因革新倡导受到排挤

然而最后欧洲革命没有成功，保守派重新掌权，包括医院最高层，史谟怀泽革命式的概念和措施不久后也注定被埋葬。

这些今天在医院里是理所当然程序，165年前却引起强烈的反弹。1849年，担任产科助理主任两年后，史谟怀泽不再受聘继任。1850年，感觉受到歧视，他不道而别离开维也纳，回到匈牙利的家乡布达佩斯谋得一职。在他老家匈牙利的医院，洗手和更换床单虽然也成功减低产褥热，但依旧同样受到反弹。

郁郁不得志的史谟怀泽，15年后被送入精神病院，两个星期之后死亡，尸体被解剖时发现他死于败血症，感染源自身上的一个疑是被看护打伤的伤口，和克雷斯卡教授及其他因为产褥热而死的妇女一模一样。

那是细菌学还没被接纳为正式学说的年代，史谟怀泽的观察及措施虽然成功大幅度减少产褥热，但是他的观点一直要到死后几年，当巴斯德（Louis Pasteur）和柯霍（Robert Koch）的细菌学说及李斯特（Joseph Lister）的无菌手术大放光彩之后，才被医学界承认和摆上殿堂。

史谟怀泽死后突然变成圣人，布达佩斯建立了史谟怀泽大学，维也纳有史谟怀泽妇科诊所，2008年奥地利面值50欧元的纪念金币是史谟怀泽的肖像，背面是当年的维也纳总医院及两个正在洗手的医师。

史谟怀泽死后被追封为细菌学说及洗手战役的先知，及妊娠妇女和新生婴儿的救星。然而为何他生前已经被证明如此有效的措施，却被全世界最著名的医学院嗤之以鼻，甚至被当时享有盛名的资深医师群起而攻，大力反对及排斥而导致他走向绝路？这个课题，医学史家反复研讨，迄今依然还没有最后定论。

排外护短与阶级之分

我个人觉得，现代医学制度有两个特色造成了史谟怀泽模式的悲剧。第一是排外及护短，第二是过度僵化的阶级观念。

 

现代医学这个专业团体，前身是和其他行业一样的工会。维护会员的利益，当今的医学专业和古代的医师工会没有太大的不同。现代医学和其他传统医疗系统对峙，也苦苦阻挡其他疗法得到法定地位。很多时候，团体过度维护会员，容易造成护短的行为。

本文首段提到的美国医师霍姆斯，他其实早在1843年发表的论文里怀疑医师是传染产褥热的源头，他也写到“医护人员将产褥热由一张病床带到另一张病床”。霍姆斯当时是个菜鸟医师，他的观点马上被美国的妇产科权威们炮轰。著名的费城妇产科老大梅格斯（Charles Meigs）就对霍姆斯不屑一顾，因为这个刚从欧洲归来的年青医师不是产科专家。

虽然他们两人都点出医师是造成产褥热流行的缘由，史谟怀泽更是不留情面的指责继续坚持不洗手的医师是谋杀犯，然而霍姆斯没有像史谟怀泽那般在这个课题上和老大们苦苦纠缠，或许因为“识趣”，所以他的职业生涯不像史谟怀泽般被扼杀。后来在匈牙利的那段日子，史谟怀泽更以一连串的公开书信攻击欧洲许多著名的产科医师行为是屠杀。很少医师可以接受他们是令病人丧命的主因，更加剧了主流派医师们排斥喋喋不休的史谟怀泽，以及加强他们为自己妇科运作的模式辩护。

医史学家英格里斯（Brian Inglis）在他1965年出版的《医学史》里就如此评论史谟怀泽，“当时的专科医师自大自满，巴斯德的细菌研究还没人知晓，他在时机不当的时候发表理论，也不遵守惯例与其他医师彬彬有礼的讨论医学争端。”

现代医学对于阶级的严格观念，几百年来一直不变。现代医学一般认为其他医疗是不入流的，而医学之内每个专科也很在意各自的阶级，大家都觉得自己比其他专科更为优异。在各自专科里，职位的阶级也很明显，年青医师很难挑战资深医师的观点，而资深医师一般也不会轻易接纳下属的新看法及想法，即使这些新概念已经表现出临床的优点。

史谟怀泽活在19世纪中期，那是德语在医学界当道的日子，而这个匈牙利人无法很流利的说和写维也纳的帝国德语。史谟怀泽在维也纳的时期几乎没有在医学期刊发表过论文，因此无法登上大师的殿堂。当时有德国医学教皇之称的菲尔考（Rudolf Virchow）就声称史谟怀泽的学说是一派胡言，这类权威的反驳很有力的谋杀了正在起步的理论。菲尔考其实也是德语医学的改革派人物，很年青时就推翻了维也纳的权威病理学，他靠着流利的口才和大量的论文在柏林树立起权威，革了一个权威的命，这是史谟怀泽无法做到的，也是这位匈牙利人的致命伤。

专家心里没有弹性？

今天在现代医学界里，阶级观念依然明显的存在，医师的权威建立在发表论文的多寡，而有权威的论文全在英语医学期刊上刊出，英语系国家的医师因此占尽优势，尤其是这些国家的顶尖医学研究中心。此现象也令许多非英语系的国家面对论文发表的难题，其中一个解决的方案是用枪手代写论文，这是近年来值得关注的现象。

回到本地医学界，一般上资深医师会对著名大学毕业的医学生比较另眼相看，而英语说和写得比较流利的医师普遍上会被认为是比较有能力的医师。阶级观念并没有随着时间消失，许多年青或资浅医师的突破性观点，会被这些僵化的观念埋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今医学许多疗效并不显著的药物与手术，很多时候也依靠权威背书，使这些疗法继续成为主流。

铃木俊隆禅师说过，“初学者有无限可能，而专家心里没有弹性。心里有空间，对许多可能性有所准备，才能够接受任何事物。”这也许在崇拜科学的医师眼里是飘渺的玄学，但是阶级僵化及排外多年的现代医学科学也许缺乏的恰恰正是此类弹性，才造成了史谟怀泽的悲剧。

我曾经在维也纳1908年新建立的总医院妇科大楼之前，看见史谟怀泽的纪念碑（见图），那个斑驳的铜像上是他的肖像，下角还有一位怀抱婴孩的母亲。史谟怀泽成了孕妇的守护神，他的遭遇彷佛已经是被平反了的历史事件，然而我相信他的悲剧依然还在世界各角落不停的上演。

翁诗钻毕业于马大医学系，和死神拔河第十九个年头，深感生命朝夕无常，对医学没有幻想，只能脚踏实地赚一份薪水。但愿以后墓志铭上刻的是——一个曾经医治过人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