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冷眼看螃蟹2.0

有人问： 为什么马来人极右派可以搬棺材、丢粪便、撒鸡血、吊死鸡、肖像撒红漆、肖像撒尿，华人卻不能够踩纳吉和哈迪肖像？

答案很简单，叫做“选择性检控”（selective prosecution），从日常用语来说就是“双重标准”。我们要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改革“总检察长公署”(Attorney General's Chambers）和警察，这正是净选盟2.0十点体制改革中的第五点与第十点。

有人再问： 为什么民众羞辱政治人物在许多国家是家常便饭，为什么我们要小题大做？

答案也很简单：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和法律。马来西亚有很多恶法压制公众的异议权利，也助长了“选择性检控”。建立更宽容的政治文化是很长久的事情，但是法律可以先改变。这就是为什么净选盟第三个诉求是“异议权利”，十点体制改革的第九点就是废除或修订压制异议权利的恶法。

如何兼顾体制改革和自身安全？

那么在这三项体制改革发生之前，你应该做什么？

你有三个选择：

第一，“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相信一定要礼尚往来，才能达到公平。要冲击社会，这个做法不是不可以，而是这样做的人要勇敢地付出法律上的代价，进而在庭上或上庭时慷慨陈词，指陈法律的选择性监控和保守，把抗议提升到公民抗命的道德高度。

第二，明哲保身，什么话都不多说，以免因言贾祸。

第三，策略性地出击，以“正当性”为判断，考虑本身对风险的承受程度，去推进言论自由的前线。

每个人的生命是自己的，需要为自己负责。

我从不主张用羞辱性的语言去逞一时之快，因为我不相信发泄能够改变世界，也不准备为了发泄搞“公民抗命”，因为我没有那份勇气，为了发泄的“真性情”，去招惹官非。

我一直在走的是第三条路。我从中文写作转进英文，再转进马来文，今天即使我用中文在面子书上写作，也会有一些朋友用谷歌翻译来理解、检查我在说些什么。我并未只在华社说一套话，然后只面对华社公众的自由。我必须同时面对中文、英文和马来文的公众。不但如此，我触碰的课题从君主立宪、新经济政策到伊斯兰刑事法。

游走恶法边缘、挑战主流论述

我被警察逮捕三次，三次都与净选盟有关。其中第二次是反对霹雳州政变，因为我鼓励举国在同一天穿黑衣而被扣留三天。但是，他们最后并没有控告我。过去一年 多来，我一直写伊斯兰刑事法和新经济政策，都没有惹上官非。许多亲友劝我小心，但是，我恰恰觉得多一个人游走在恶法边缘挑战主流论述而安然无事，可能就有更多人敢多冒一点险。

为什么我这么“侥幸”？我相信是因为我知道游戏规则。这个游戏规则很简单，叫“正当性” （legitimacy)，就是华社爱用的“合情合理”。

我从来不敢期待这个政权对我仁慈，我每做一件挑战政权的事，我都问，如果我今夜被捕，明天国内外几个语文的新闻会怎么报道？看了报道的人，会不会觉得政府做对了？如果会，我就不做。如果政府逮捕我会让很多人对政权反感，那么或许进扣留所甚至监狱未必是门亏本生意。

不要以为和政权“捣蛋”只是“文人”的专利。

参与集会的风险

2011年年终，我们一群朋友（Kill The Bill） 为了反对即将实施的《和平集会法》，在KLCC公园连续八个周六下午举行黄色聚会。我们的SOP（标准作业程序）非常清楚，不拿标语，不拉布条，只拿黄色气球，把讯息写在上面。

为什么选择气球？因为气球代表欢乐，不可能用来攻击他人，也不会像标语或布条般可能干扰到他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排除警察或保安镇压的正当性。镇压我们不是为了保护公众安全或安宁，而是为了压制我们的政见。

由于当时有效的《警察法令》有关集会的条文更加严峻，我们在FAQ上说明被捕的风险，但是，同时说明，如果谁因为拿气球被捕，他就会登上BBC、CNN、 Al Jazeera，因为破了世界纪录。这是我们对当局的“忠告”： 如果你坚持要出丑，我们绝对舍命陪君子。而选择KLCC，当然是因为要让外国游客见证。Al-Jazerra当时的马来西亚广播室就设在KLCC里。

当然，八次示威中没有人被捕，到后来KLCC的保安大致上也接受了我们的SOP，虽讨厌我们却不得不容忍我们两个小时的存在。

（净选盟4集会后，有位女生因为派发气球被捕，说明要么政权越来越慌，要么警察越来越笨。）

一言以概之，要冲击这个政权，不能单靠发泄。没有想清楚后果的发泄有时更可能适得其反，不但帮助政权抓稳基本盘，你也可能发现自己单独面对官非。江湖险恶，这是我投身公共生活17年后的小小体悟。

黄进发是英国艾塞克斯大学比较民主化博士，曾任私立大学讲师，目前是槟城研究院全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