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特约】

俗语有道,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否也代表了民主制度的一种游戏规则？

经过九月大选昙花一现的喧闹，新加坡一党独大的局面丝毫不受动摇，人民行动党已在上周一宣布新内阁出炉。在其他国家，大选之后若有政党交替，或是组成联合政府，都是正常现象。但以新加坡的情况，连半个部长都不会给在野党沾光。

领导层的更新，是总理李显龙在大选以前已经强调的议题，现在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新加坡政治的唯一议题。对他而言，行动党获得将近百分之七十的选票，赢了89个议席中的83个，表示“新加坡拒绝分裂政治”。观察家认为这次支持率回弹，部分也是李光耀去世的效应，在野党的来势汹汹反而令人疑虑，结果还是将赌注下给最熟悉的那一色。

即使是一党专政，也有青黄不接的担忧。这次新内阁除了大幅度改组，换了15个部门的9个部长，也首次宣布了由3名统筹部长来协调半数在55岁以下的内阁。其中，教育部由两名刚中选的新议员来出任代部长。虽说是新人，黄志明是前任三军总长，另一位王乙康则曾担任总理首席私人秘书以及全国职工总会助理秘书长。

党国不分、军政一体

新加坡政治运作的稳定不变，其实关键也就在于这种党国不分，军政一体的紧密机制。它可以追溯到行动党在五十年代，宣扬民主社会主义以来的演变：一方面左翼工会力量被整合成亲资方的劳资政三边关系，另一方面以苏维埃式的党与群众关系，发展成以人民协会为首的基层组织。

虽然近年来社会媒体的兴起，给人一种民主意识抬头的错觉，但回观新加坡近十年，显然都是由徘徊在三分之二左右的选民为全国作出了较保守的选择。这回，工人党打着“掌握民权”的口号，民主党也宣扬着社会正义，换来的却是民众的无动于衷，便说明了即使有一部分选民坚信着一国多党的不可或缺，大部分更强调的不是民主的原则，而是当权者所提供的功效。年轻一代未必就笃信于民主进步的理想，那可能只是西方社会和少数激进分子的一种梦想；首次投票的选民可能更愿意见到保守政治的稳定，来确保自己未来的就业与置产。

个人利害大于民主改革

一些人眼前最关心的，是自己选区里会不会有新的走廊设施、新的巴士路线、托儿所，或是房子值不值钱等问题（虽然大选过后一周，刚巧就有报道说其实在野党选区的房价和其他地方都不相上下）。网上甚至有人表明，即使本身同意国会里不该只有一个政党的声音，但问题是负责建设的国家机构都给行动党掌控，不会让投给在野党的选民享受太多便利。由于个人的利害被挟持，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在野党议员都出自别人的选区。各家自扫门前雪，国家大事别人当。大选于是成了复杂的游戏。

早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已故在野党领袖惹耶勒南（J. B. Jeyaretnam）就曾经埋怨说，新加坡的选民关注房屋的价值和剪草之类的问题，多过于政治发展问题。他的儿子肯尼思（Kenneth Jeyaretnam）这回代表革新党大选落败后，也说了一句气话，批评说选民都被威权主义制度洗脑了：“新加坡人有怎样的政府都是自取的，我不愿再听到任何怨言。”

在野党可继续做出贡献？

新加坡这次大选的最大赢家，可以说是副总理尚达曼（见图），他即将兼任经济及社会政策统筹部长。选举期间，连民主党候选人都赞扬他在众多部长当中最出色。选票结果显示，他的得票率比总理李显龙还胜一筹。这在一个华人居多，还轮不到非华人当总理的国家里，也算是蛮有意思的现象。网上评语普遍认为他在竞选期间发表的演说最中肯。

相比之下，有些行动党从议员到部长级的候选人，给人的印象却是避重就轻，极尽能事进行人身攻击。其中代表了行动党新一代，比较受过中文教育熏陶的沈颖（以穿着旗袍著称），因为在一个视频里调侃民主党领袖徐顺全，说他“出pattern”，也遭到一些网民的嘲弄。

尚达曼在大选过后又打了圆场，提出在野党即使落选，也可以继续为新加坡做出贡献。但《联合早报》过后就有人发表言论指出，工人党议员刘程强去年曾经建议公开政府过去的档案和数据供人研究，都被拒绝了。新加坡又怎样能够营造集思广益的新气象呢？其实竞选期间引发的好些辩论，比如是否通过税收来增加福利，或削减军费来改善医疗保健，还有公积金在55岁前如何提出存款，都是平日都应该有多方讨论的课题。

权利皆握在执政党手上

新加坡的报章自由指数，在世界上是排名在150上下的，对在野党来说，除了基层组织都被执政党掌控以外，媒体是最大的致命伤。大选期间的媒体报导，都拿工人党在市镇理事会的财务问题来做文章，甚至未经证实就刊登黑函散播候选人的绯闻。

假如选民对在野党的印象因而打折扣的话，那也可能意味着新加坡民主制度的一个遗憾：人民仅从媒体渲染看在野党的部分不足，却不愿让他们到国会去监督国家大事的治理，当然更谈不上政治或社会理念方面的抗衡。这种新加坡式的“任人唯贤”是否不免也陷入一种偏差？如今，新加坡宣布新内阁的第二天，总理李显龙就致函提醒行动党议员要谦卑廉洁，“自我监督”似乎又将盖过政治辩论的需要。

新加坡所谓的民主是：选择有效率的专政，而放弃了有效的制衡，同时也忽视了信息的自由流通和民众的自由参与。或许某些西方国家相信民主进步是伴随着经济发达和信息科技发达而来的。但至少从大选这个关键性的程序来说，新加坡终究是不假思索地拒绝了。要争取民主空间，还是不能单靠五年一度的一场选举吧。

黄子明，新加坡人，留学德国，从事文化研究，目前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后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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