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不算技术

中国大使黄惠康横空出现在茨厂街，将大家惊愕得人仰马翻。在半响不知所措的沉默后，各方的舆论蜂拥而至。

在这些众说纷纭的言论中，有一把熟悉的声音，发自受华文教育的华人社群：“中国政府不能代表华人社会”，或是“我们不是中国公民”。

这把声音一般上会出现在中国高层领导到访我国前后，因该领导人总会呼吁本地华人应对所属国家效忠。我国华裔数代身为马来西亚公民，效忠的对象当是马来西亚，实毋须中国领导人的提醒。虽然，确实有不少本地华人心向中国，但碍于政治极不正确，没有公开张声。

这把声音再次出现在中国大使发表了有代表华社发言之嫌的声言后，是预料中事。可是，这次在极为不同的场景出现这把声音，认人明显感觉到这声音背后所隐含的另一番心理因素。

英语社群多支持大使言论

在一般民众的评论里，尤其是华裔英语社群的评论，极少出现以上因身份认同情结而出现的“我非中国公民”的表态。他们的评论多是围绕在中国大使是否干预我国内政的问题上，而且，多数都是维护中国大使之言。

无论是义正词严、言过其辞、讽刺、斥责或狡辩，这些言论的情绪出发点都相当的一致，即对国阵巫统感到愤怒。因巫统公然默许其党员或代言人煽动种族仇恨情绪，以暴动甚至流血威胁属于大马国民的华族，且欲于9月16日和26日付诸行动。

另一些言论，则更直接表达因巫统被外来势力鞭挞的痛快。即使中国大使似乎干预了我国内政，但他所表达的正是巫统数十年来以种族主义施政下的结果。国阵巫统在数十年来恐吓和威胁伤害自身国民的措举下，丧失了可以辩护的任何理由。

这种情绪，暂且不论是否过于偏激或会否引来后患，是人之常情，也是受害者真实的情绪表现。

华语社群多拒绝大使干预

另一方面，在以华语沟通的华裔社群里，却有不少人对中国大使之举的第一个反应，是拒绝他干预大马华社。这些言论不正视因巫统的侮辱与流血恐吓而急须的援手干预，而是因中国大使有越权代表华裔之嫌，而拒绝他的干预——即使这些干预旨在谴责和阻吓国阵巫统对华社的种族主义恐吓。

这种受害者拒绝施援者对施暴者的谴责和阻吓，间接的在为施暴者缓颊的行为，几乎让人怀疑是否就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

当然，这些发言论者并非如“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中的受害者般，是直接的受害者。他们和其他大多数的评论者一般，不在茨厂街摆摊、工作或生活。因此，他们可能只是高调的旁观者，在不会受到直接的伤害之下，高谈阔论、点评事情。

然而，他们也可能真的是冷静的关切者，认为中国大使之举于华社而言是在帮倒忙。当然，他们更可能是为自身的利益说话，因为，须劳烦一位外来者来发言阻吓巫统的暴力威胁，凸显华裔当政者的无能。

可是，华社在巫统长期的语言和流血威胁下，为了生活，为了族群利益，也为了自身的利益，在各方面须跟巫统政府纠缠，实难不会产生如“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中，受害者对施害者所产生的纠缠意结。

因此，一些人会因担心大使言论可能引起马来人的不快，而给施援者的热脸以冷屁股的招待，似乎此事比暴动流血更重要。一些人则在巫裔还没意会之际，一再表明华裔生为马来西亚人，死为马来西亚鬼，搞得别人鸡皮疙瘩四起。另一些人甚至斩钉截铁的说，我们无须中国的保护！可是，当我们和至亲面对流血威胁时，难道我们还须先查明施援者的家宅，才接受援助？

相反的，当安华的女儿努鲁依莎到美国为她父亲的冤狱告状时，你不会感觉到她有任何愧疚不安的纠缠意结，不会认为这是要他人干预我国内政。

不愿面对切身感觉及真相

在这种情结下，我们习惯不先面对真实之事（如巫统的威胁言论）和真实的感受（华裔受威胁之感），让真相与道义无法彰显，让社群就算是在道义与理数上，也处于挨打状态。而这不就一再出现在和巫统有密切权力与工作关系的马华诸公身上吗？

当巫统领袖频频以暗喻的方式用五一三事件威胁华社时，马华诸公很多时候的第一反应不是顾左右而言他，就是反为对方缓颊说话，不敢正视这些言语中对华社做出流血威胁的真正用意，以致五一三事件成为华族的梦魇。有时，还须劳烦其他族群的人士如安美嘉帮腔，劝告马华和民政的头头们勇敢一点。这等懦弱已非为保官职所能解释得了。

马航MH17空难后，荷兰政府煞费苦心，花了一年的时间，严谨的对空难做调查报告，让航机被炸毁的过程之事实清楚呈现，建立公信，然后以此做为接下来追寻罪魁祸首的巩固根基，实可为处理公共事务的借鉴。

事实真相必须先确认，接下来的现实考量、斟酌、谈判甚至妥协才有所凭据，才不会变得卑下和懦弱无能。别以为为了大局着想，就可牺牲掉事实真相，因为，没有人知道你是真有为大局着想的洞见，还是为自己打算的歪理。

李敬添，物理学硕士，私立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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