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特约】

万众瞩目的习马会日前于新加坡举行，其中台湾资深媒体人周玉蔻在记者会上，坚持争取发言权的言行举止，在会后发酵，引起广泛讨论，甚至让学界更深层探讨当今媒体记者的认知，以及媒体生态。

根据台​​湾媒体描述，周玉蔻在两场分别由中方和台方举办的记者会上，企图突破当局设计好的采访流程，举手高声发问。值得注意的是，此举“扰乱”了整场记者会的“秩序”。最后台湾总统马英九“选择”不回答她的提问，因为这不在设计好的范围内。

现场记者描述，周玉蔻用娇滴滴的声音高喊：“马总统，你—说—谎——”，当场有记者戏谑接话：“我要和你离婚——”。如此戏剧性结束，看在现场600多位的媒体人眼里，每人各有诠释。

其中，台湾媒体和学界对此反应颇大。嗅觉敏锐的香港《端传媒》已在现场和周玉蔻做 专访 。

习马会主次之分明显

电视台主播事后反省发现，习马会中台湾“被消失”；学界严厉批判记者采访习马会只为沾光、打卡、凑热闹、成为传声筒、为设计好的新闻内容打包散播消息。马来西亚媒体在此批判声浪中，也无不幸免。

首先，根据国际情势判断，习马会基本上筹备仓促。马英九即将卸下台湾总统职位，再加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段时期频频进行国际访问，继越南之后就到访新加坡，在当地举行习马会似是水到渠成的安排。

另一边厢，马英九则是特地从台湾飞到新加坡，握手见面后再专机回台，不是顺道。主次之分已显而易见。

习马会不管怎么看，历史定位和意义肯定不如1993年“汪辜会谈”的“九二共识”那么具有实质性的意义。这从之后中方和台方都回避“一中各表”的回应可印证。两方最多握个手、见个面、喝个茶、共进晚餐，如此而已。

更大程度，是习近平通过这场国际记者会，向区域国家“宣示主权”——不论是对蔡英文、民进党、台湾人民，还是对东南亚国家。

记者会经过精心设计

其次，这是场完全经过设计包装的国际记者会。见面流程、新闻发布会内容、被“挑中”发问的媒体、甚至发问问题，都是经过精心设计。为的就是表演一出“大戏”，让一些不知就里的国际媒体蜂拥而来采访，成为设计者的有效传声筒。

做一场秀，然后借记者和媒体，传播中方主导的议题设定，往国际传播，形成并主导国际舆论。媒体记者的反应，无论是习马会之前、进行当天、会后，部分记者表现出的显然毫无媒体自觉。

首先，国际和台湾媒体（包括本地中文媒体）在习马会之前，就频密炒作习马会的历史意义。各种标题的出​​现，如“相隔66年两岸首脑首次会面”、“会面地点香格里拉大酒店的特殊性”、“马英九好酒孝敬习近平”等，其热度犹如为习马会做预告，以告诉大众“这将是一场很重要的会面，你们可要留意了”。

两岸首脑会面当然值得一记。但根据上述国际情势分析，媒体其实不必太过认真。某一台湾电视台主播描述，因为体内的“记者魂”，充满热情想要采访习马会，见证与纪录历史性的一幕。相信这也是大部分拥有“记者魂”的记者参与采访的“热情”。

是热情还是虚荣心？

但是，这是采访“热情”？还是有机会参与的“虚荣心”作祟？记者本是较特殊的职业，因在媒体机构任职让记者能拥有某些特权，得以接近大人物、国际领袖。记者掌握第四权，手中的笔在社会拥有影响力，如同话语权，可主导社会舆论。

记者是平凡人欣羡的对象，因为他们手中的笔有权力，也有对领袖发问的权力。记者是各界要拉拢的对象，因为他们拥有“媒体近用权”，掌握刊登在媒体上的管道，尽管没有绝对刊登权力。

任职记者或媒体人太久后，一些人开始迷失自我。在被领袖、社会人士抬捧后，其掌握媒体的权力使他们忘了记者应尽的天职——追寻真相。他们被各种各样的诱惑和权力助长虚荣心，如在新闻报导旁注明记者名字（byline）、得以上镜担任主播、执行独家报导、全国封面报导、特派驻外报导、获体制内奖项等。媒体“公告天下”的特质，让和媒体有深切联系的记者，很容易在媒体上寻求满足感和成就感，进而衍生虚荣心。

虚荣心会让记者迷失

笔者之前写作《马来西亚华文报记者的自我认知》论文，一名接受研究访问的记者承认，当记者为他带来虚荣心。一位前记者也表示，报社奖励般地在封面注明记者名字，助长他的虚荣心，使他不断产制符合报社标准的新闻报导，来“报答”报社的“器重”。可见，虚荣心是记者普遍容易产生的迷失心理。

回到习马会。采访如此大场面，记者有的是热情还是虚荣心？台湾学界已有评论严厉批评，指一大批记者抱着“沾光、打卡和凑热闹的心态群聚”，这很明显是一种虚荣心的展现。记者群聚打卡是要告诉他人，因为他们特殊的记者身分，使他们得以亲身采访这个“历史性”会面。追寻真相的记者天职，不重要；能见证历史，向全世界宣示自己能参与，比较重要。

其次，根据周玉蔻的形容，全场600多名记者坐在记者会10多分钟，看着当局演出一场设计好的“大戏”，在整个场合中完全就是道具。意即，所有为了炒作热度而蜂拥而去的记者们被玩弄了还不自知。

记者充当道具传声筒

记者会被当局设定好是一场做作的表演，他们需要看戏的观众，以及把“戏剧讯息”传播至国际的传声筒。部分记者事前看不出这当中的门道，事后更不察觉，协助打包讯息、报导，更按照当局想要的议题设定来传播。

记者作为记者会现场的“观众”，会后的“传声筒”，周玉蔻形容得极为传神——就是一种可被利用的“道具”而已。

港剧《选战》早对记者作为“道具”的角色，已有讽刺性描述。剧中参与选举的两位候选人，不论是李心洁还是廖启智，都把记者当作是为他们传播政治议程的对象。剧中，他们和幕僚讨论，套好要展示给社会的舆论后，就召开记者会，把他们要扮演或计算好的演出在记者会上搬演，然后再讨论演出后的效果，进行下一道政治计算。

而记者们也被动地追着两位候选人跑，候选人说什么就报导什么，那就是一条新闻。然而，真相呢？

大马媒体仅是陪衬？

一位采访习马会的本地记者告诉笔者，他不认为自己是道具。原因是他代表的是马来西亚媒体，本来就只是个陪衬角色。中台两方没发表“一中各表”，台湾是否“被消失”，对他来说只是个无关我国的国外新闻，切身感受不深。这回答，真是耐人寻味呀。

第三，综观本地中文报呈现的习马会内容，多被中台媒体牵着鼻子走，跟随国际记者会设定的内容走向报导。这显示本地媒体没有根据在地情势设定议题，主要跟随国外媒体，尤其台湾媒体的议题设定来走。

或许对本地记者而言，仅是抱着凑热闹的心态去“看看”或“见证”国际记者会的排场。至于“一中各表”或两岸实质性谈判进展，与我国不太相关。

媒体问责本分再省思

事实上，习马双方会面的时间点、地点，都颇耐人寻味，记者卻未深入报道。

另一点则是周玉蔻争取提问权，被新加坡媒体认为扰乱记者会秩序。周玉蔻指出，新加坡媒体被驯化太久，忘了记者提问的本分。事实上，周玉蔻在现场也认为台湾记者不会问问题。

一场国际记者会反映出现今记者认知和媒体生态，但仍有一些专业记者能突破当局的议题设定和舆论主导，做出不一样的新闻与分析，展现记者应有的专业素养。

最后，要为周玉蔻坚持提问权的勇气鼓掌，希望能为媒体带来更多自省与反思。

廖珮雯，曾任职东方日报新山办事处记者。毕业自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和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曾拍摄柔南原住民和边佳兰抗争纪录片。原本只想当个小学院的小讲师，后来成为走入社会的记者，现期许当个行动派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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