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兼容并蓄

去年十一月， 我在巴黎。当我漫游这座城市时，我感受到其浪漫与自由的气息，也察觉到潜伏着的宗教和阶级矛盾。

阿姆斯特丹和柏林也拥有不少的穆斯林，然而他们所面对的歧视似乎比较少。歧视当然不能用来合理化暴力行为，然而它却能滋长仇恨；不平等的自由是脆弱的，因此只高呼民主自由，却不正视歧视和偏见，无法带来持久的和平。

如今，巴黎一而再地被袭击，紧张的气氛掩盖了浪漫的气息。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巴黎的，也希望能重游巴黎，我为巴黎祈祷。

古城变成战场

十年前的十二月，我到过贝鲁特和大马士革。其中大马士革的古老清真寺和市集，还有其附近的蓝白色天主教徒村落，最让我印象深刻。

遗憾的，那时候，我只在大马士革逗留两天。现在，能重游大马士革的机会非常渺茫。叙利亚许多文明悠久的大城小镇如今都变成战场，历史遗迹被无情毁灭，平民被迫离开家园，我为大马士革祈祷。

我还记得，当时从贝鲁特回到吉隆坡不久后，以色列的炮弹轰炸我刚去过的黎巴嫩南部城市。几天后，一群伊斯兰组织在星期五祈祷后，于吉隆坡的一所清真寺外示威，抗议以色列的暴行。

独自参与示威

我独自去参与。抗议者绝大多数是马来穆斯林，有几位穆斯林前来询问我，究竟是来采访或研究；他们似乎已经假定非穆斯林不会谴责以色列的暴行，由于牺牲者大多数是穆斯林，因此只有穆斯林才会有切肤之痛。我心想：所有生命都是等值的，为何我们只关注“同类”呢？

多年前，在中文报工作时，我也曾质疑虽然伤亡人数一样巨大，为何编辑选择大幅度报道发生在中国的地震，却低调处理差不多同一时期发生在土耳其的地震。

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生命固然没有贵贱之分，然而我们的关怀面往往受到我们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认知所局限。我想这是人之常情，尽管这常情很多时候是被社会建构的。

评论者过于武断

巴黎袭击事件后，不少评论者批评国际媒体和社交网络持双重标准，广泛关注在巴黎发生的恐怖事件，却低调处理在贝鲁特和其它地方发生的袭击。我们固然可以质疑媒体的运作，可是简单地认为媒体视西方人的生命价值比其他国家的人尊贵，却是有点武断。

巴黎是国际大都会，是许多人到过或渴望去探访的城市。相对于贝鲁特或巴格达，巴黎也更为人知，因此它获得特别的关注是无可厚非的。再说，“伊斯兰国”大规模地袭击巴黎，证明恐怖行径不仅困扰中东国家，也威胁西方甚至其他地方的安全。

我不是左派。然而，我不认同欧洲各国的右翼领袖借巴黎事件来散播排外情绪，加剧对穆斯林的仇恨和对移民的偏见。有涉案者其实是法国籍穆斯林，这跟许多穆斯林在法国社会面对歧视和被边缘化不无关系。

忧资源分配问题

右翼领袖选择把伊斯兰等同于暴力，其实是在自我实现“文明冲突论”，将西方文明与伊斯兰对立，把欧洲穆斯林平民推向极端，这也正是“伊斯兰国”组织所期望的。

我不是右派。然而，我不认同许多欧洲左翼人士简单地把所有担忧移民潮的人士视为“种族主义者”或“新纳粹”。不少人反对移民的过度涌入，担忧的不仅是社会安定，还包括工作机会和资源分配等问题。

一些左翼分子选择把反移民者等同于“新纳粹”，他们高喊“欢迎移民”的口号，却漠视反移民者的焦虑和不安，只会把更多的欧洲平民推向右倾，进而壮大右派的力量。

区分开明与保守

回到马来西亚，有人以左翼分子或社会民主主义者自居，却套用欧洲右翼领袖的言论来散播对伊斯兰或移民的仇恨。

是的，相当大部分马来西亚穆斯林的社会价值观是相对保守的，然而他们绝大多数都不是极端的。如果我们硬把保守人士等同于极端分子，我们只会把他们推向极端的一面。

如果我们简单地将穆斯林分为开明的与保守的，只跟开明穆斯林合作，拒绝与保守穆斯林对话，我们很可能把日常穆斯林推向保守，把保守穆斯林推向极端。

丘伟荣毕业于澳洲国立大学亚太研究所，曾任媒体与民调工作，目前在柏林现代东方中心（Zentrum Moderner Orient）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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