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大马》 观点

墙上贴着的中国字:南洋华人、语言及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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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智明(台湾中研院欧美所副研究员)按:知名马英作家林玉玲(Shirley Lim Geok-lin)于2014年在台湾演讲,讲题为“ 中国尾声:霸权、帝国与后殖民想像的间隙 ”。她指出,华人/中国认同是一种政治建构,是霸权的意识形态创造,不是生物性遗传的成果。尤其在中国崛起的当前,侨社的华人/中国认同,正被霸权中国所挪用,转而消除了在地的多元风貌与复数历史。为使这个高度批判性的观点在中文语境里深入讨论, 台湾的《文化研究》学刊组织了一场讨论。 《当今大马》拣选几篇,转载如下。我们期待这些文章有助华语和英语马华社群彼此沟通,透过“华语系南方”的批判视角,来思考夹杂在中国帝国、英语霸权与马来优势文化中的“马华”,如何表述自身、记忆中国与抵抗霸权。

编按:本文原题为“墙上贴着的中国字”,原刊于《文化研究》 第二十一期 (2015年秋季)。作者黄锦树是台湾国立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1920年代,中国作家梁绍文到南洋考察,在他的《南洋旅行漫记》里的第68则〈马来化的中国人〉写道,马六甲的朋友沈鸿柏带他到荷兰街,给他介绍那说着流利英语的陈祯禄,再由陈祯禄给他介绍陈思福。其后到后者的家拜访(就在隔壁),而陈思福其人

远祖来到马六甲,至他本身已是第八代了,以年数来算, 最少也有四百多年;他原籍是福建人,但是现在连福建​​话也说不出来,平日在家里讲的都是马来话,在社交所用的是英语。祯禄和他都是一样!最怕的是讲中国话;还有那生意往来 的中国字他不但不用它,连见面也怕见得 。但是我见他的墙壁上,仍然糊着“招财进宝”、“精神爽利”的 迎春帖子,神台上还有“陈门堂上 历代祖先”的灵牌。我心里想 ,他怕见生意往来的中国字 ,为什么竟不怕墙上贴着的中国字呢? (梁绍文 1982〔1924〕:148)

这段记述很有意思。梁绍文在五四一代作家中并不算是很有名的,文字中提及的沈鸿柏陈祯禄可是大有来头。沈鸿柏(福建晋江,1873-1950),大马华教斗士沈慕羽(1913-2 009)的父亲,弱冠南迁,发迹于马六甲,是孙中山的忠实支持者,他也曾是同盟会马六甲支部的负责人,可说是有功于民国之肇建。十九世纪末(清末)始南迁,因此在南洋移民史上属新客,新客一般而言都深受兴起中的中国民族主义影响。

中国在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型中,循着民族国家的逻辑,一样发明了国语国文,离境之后国转为华(那应该是1950年代后的事了),国族、国家退而为民族,且用它来界定自身(华语-华文-华人)。那其实是全新的建制。而它的延续,有赖于特定的再生产机制,尤其是华校和华文报章。因此毫不奇怪的,沈鸿柏同时是马六甲培风学校的创办人(1913,小学;1925,初中;1957,高中), 华文学校的体制是准国民教育体制,是现代华人最主要的育成中心。梁绍文描绘的相遇可视为一历史事件,两种不同时间性的“华人”的相遇。

梁虽是旅人,但本身是受五四新式教育后的一代人,民族认同同于新客;陈思福不知何许人也,但和他同为峇峇(土生华人)且一样“在荷兰街有栋房子”(一如林玉玲的祖父)的陈祯禄(福建漳州, 1883-1960)在大马华人史上可是个大人物。和沈鸿柏同为马六甲殷商,但他家族移居马六甲已超过200年(自高曾祖父始),他是马华公会的创始人及第一任总会长。早期的马华公会是以争取马来亚华人权益为宗旨的政治组织,创建于紧急状态的第二年,也即是民国亡于大陆、人民共和国肇建之年(1949)。

南洋华裔左倾相当普遍

其时华裔青年左倾是相当普遍的,英殖民政府动辄将之“遣返中国”。受过英文高等教育但不谙华语华文的陈祯禄,是相当典型的英殖民时代马来亚华人的菁英,是该社群的领袖之一(《南洋旅行漫记》里有一番描述)。华教史上著名的华教斗士林连玉(福建永春人,1901-1985,因争取华文教育遭褫夺公民权,死后被华人尊为族魂)与陈祯禄的1954年之会(商讨未来的马来亚华人教育政策)竟面临没有沟通语言的窘境(林连玉只会华语和闽南语,不谙陈祯禄通晓的殖民地马来亚准官方语言,梁绍文还精通英语),还得靠第三者翻译。

林连玉毕业的厦门集美师范也是个独特的指标,那是南洋头号爱国华侨、二十世纪初橡胶业巨子“新客”陈嘉庚(1874-1961)回厦门故乡创办的,陈嘉庚的另一项伟业是创办厦门大学。它和1955年陈六使等在新加坡创办的(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的)南洋大学,都有华人民族主义的强烈背景。南洋大学及新马华校,都是在英殖民政府敌视的阴影下建立的,华人和中国的可能关联一直被视为原罪。星马民族国家建立后,这种敌意甚至被更其深化。

让林玉玲觉得痛苦的南洋华人的民族主义,是很晚近的产物,它一开始主要来自中国存亡的召唤(先是清帝国的瓜分危机,再则是日本侵略,再则是国共之争),那认同的结构其后残存下来。在中国, 在大国崛起后,也许就理直气壮地去霸凌那些不认同这现代民族主义构造的另类华人了。

说英语马来语的华人阶层

林玉玲这类型说英语与马来语的华人,在南洋华人在地化的长期历史里,其实是主流,在当地是占尽优势的阶层。当然,那是殖民地社会的自然产物,也是南洋民族国家成立后,期许的未来型态——抛掉华文─华语包袱,谙英语,并溶入当地语言里(泰、马、菲、 印);英语绝对优势以利“国际化”(如新加坡,这和华人第二代以后在英、美、加、澳、纽并无不同)。

相较于华语,方言更具亲和力,一般而言,方言词汇可以直接嵌入,残存在土生华人日常沟通的马来语里。而殖民地土生华人中的极致,就是所谓的高等华人(尤以吃皇家饭的为极品),出生于成功的商人家庭,受了完整的殖民地英语教育后,留学英国,再回返新马,在殖民政府的官僚体系里谋得一官半职,或继承颇有根基的家业,往往就自认高人一等了,他们普遍上是瞧不起不谙英语英文的新客的(尤其是衣衫褴褛、家居破落的苦力) 。

林玉玲的家族,无疑也是高等华人阶级(梁绍文遇到的二陈都是)。从房子、车子、穿着到整个生活方式都是洋派的,富裕的上层中产阶级生活(林玉玲《月白的脸》有细致的刻划),我们这些底层华人移民(的后裔),每每只能仰望。这些土生华人之看新客劳工,大概就如日据末期享受了日本殖民现代化成果的台湾人之初遇从大陆撤退来台的民国败军流民,仿佛就看到“落伍”这两个字的具体化(大量二战后的台湾人的回忆录都写到那印象)。

“高等华人”的国族想象

高等华人的极致,就是李光耀和他创造的盎格鲁萨克逊式的新加坡国族。但设身处地想想,被马来世界包围的新加坡其实也没有太多选择,抛尽历史包袱,但也因此让它成功地“脱亚入欧”。如今,进步 / 落后的差异就体现在新马柔佛海峡一水之隔。长期的种族主义与分赃政治,使得大马在消耗尽自然资源之后,仍在“土著”的泥沼里打转。对华人而言,这似乎反证了英殖民比马来民族国家更具正当性。

英国的日不落式的广大而长期的殖民已创造了一种既成事实的历史正当性,以消灭掉各种地域文明差异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持续的工业革命为推进力,重商主义,英语而今还是和进步划上等号。作为日不落国的2.0版,美国以更富有弹性的方式实施它自身的帝国扩张(不是占有领土而是高科技监控),英语形同世界语。而今,其实全世界的华人(及中国人)都梦想当高级华人,想站在“进步”的一边。

在中国积弱之时,土生华人也有傻傻受到感召而努力再中国化的,最有名的就是受完整欧洲教育的辜鸿铭(福建同安, 1857-1928),但他归返中国,毕生努力学习中文及国学,却只有他的西学被同代人承认;他的“国学”和中文造诣,都只是他人的谈资而已。而受陈嘉庚之邀到厦门主掌厦大十六年的海峡殖民地菁英林文庆(福建海澄,1869-1957),在中国如果还有人知道他,大概就因为他曾被鲁迅尖刻的批评过。

这些受感召而回中国的土生华人面临的其实是时差的尴尬,也许因为他们的外语更为精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毕竟远比中国留学生来得全面而深入;对西方典籍的长期浸淫,兼之和英国人的长期相处,得窥西方现代性的流弊,让他们对中国古籍里的说法更有好感。而这,让他们和五四一代人产生了尖锐的不和谐。辜鸿铭在北大,林文庆在厦大,都因尊孔、重视国学而被讥落伍。而他们来自的殖民地的现代化程度,其实是远远超过彼时的中国的。但就算他们进入了帝国阴影下的民国的内部,还是被视为外部之人,时差的印迹几乎是难以去除的。

华校生尚有次人一等之感

在目前的星马,因英文不好(或不够好),华校生还是有次人一等的感觉(新加坡最年轻的华校生应该都超过五十岁了,形象犹悲伤地漂浮在英培安、谢裕民的小说里)。而华人的华语,遇到中国人、台湾人都会认为你怪腔怪调,不“标准”。差异是抹不掉的,在这一点上,会不会说华语只不过是程度上的差别。方言的形成源于地理上的长期区隔(空间与时间——不论是中国及印度内陆广袤大地的地理区隔,还是印尼菲律宾的千岛水域分隔),民族的差异源于语言的差异。而长辈有言:“三代成峇”,土生华人的境遇其实也即是方言形成的条件,自祖先离境之后,华人就位居某个庞大结构的外部。这外部业已是本体论式的,那墙,也许高厚于长城。

在梁绍文写《南洋旅行漫记》的那个年代,即便中国还很弱,那样的新文化人几乎理所当然地无法接受华人不认同中国,而不禁在书里做了种族主义式的冷嘲:

可是和陈祯禄谈话却记不可提及“中国”二字,倘若犯了,当面就要抬扛。因为他心目中 ,自己便是一个英国的市民(可惜他眼睛不蓝头发不金),“中国”是软弱无能肮脏卑陋的代表者,所以他怕自认是中国人。(梁绍文 1982〔1924〕:147)

1920年代,也恰是我那一个汉字也不认得的祖父母从福建南迁马来半岛的年代(梁绍文式的新知识分子必然是他仰望的对象)。渡海南行的包袱里,也许带着请识字的人抄写的〈黄门堂上历代祖先〉 及〈唐番土地神〉的木牌(后来我家里看到的,是在地重新誊写过的版本),前者摆在神台一角,后者着地安放在金灿灿的神龛里。年节时,倘有熟悉的商家赠送“年年有余”、“岁岁平安”、“招财进宝”之类写在红纸上的吉祥话,也是欢欢喜喜的拿回去贴在门上、墙上的,即便那些字他们一个都不认得。

因为是那个年代,有民族主义的氛围,有华校,他们自然的希望子孙能读华文书、说华语。如果南迁早一百年,身为“天朝弃民”, 必然会顺应彼时的时势,期盼孩子受完整的英文教育,来日最好能吃“皇家饭”;娴熟掌握马来语,以便如鱼得水地在南洋谋生。

“墙上的中国字”还是要贴的,即便不认得。那要不是些吉祥、向阳的符号,就像西班牙瓷砖上美丽的伊斯兰花纹;就是对血缘的致意——就像我们那以方言发音、罗马字注记的姓,及始终清楚记载的祖籍地(墓碑上历历),祖先来处的标记。

那也就够了。

【延伸阅读】

庄华兴/ 读林玉玲《中国的尾声》

魏月萍/ 崩解的认同:林玉玲的“马华”与帝国论述

熊婷惠/ 笑问客从何处来:南台湾与东南亚华人的方言情感

苏颖欣/ “倒退走进中国”:林玉玲的回返与认同恢复

【引用书目】

梁绍文。 1982。 《南洋旅行漫记》。台北:新文丰出版社。上海:中华 书局〔初版: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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