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认知地图】

一位从事移工中介的朋友告诉我一个故事：最近政府在进行外劳漂白计划，她说正当一位孟加拉移工手上拿着“重新雇用”文件，很开心能自由走在路上时，却不幸遇到警察，他处之泰然的态度让警察觉得不高兴，进而把他关在扣留所长达一个星期。当雇主请中介去处理时被警察告知：他们不喜欢移工的态度，移工看到警察应该要紧张，即使他们有证件也不能理所当然走在大路上。

警察此番言论背后的逻辑是，即使移工有合法证件，他们的身份还是不同于马来西亚国民，所以不能出现在当眼的地方。换言之，非公民的移工地位比本国人低下，因此不被允许自由出入有人潮热闹的地方。事实上，社会舆论经常有类似说法表示，移工不能使用或“占领”本地人的公共空间，例如公园、广场、车站。

空间上的社会歧视

人们排斥他者出现在公共空间，是一种在空间层级上的歧视，而空间表现与社会体系制度（性别、种族、阶级）有着密切关系，建筑形式与地景通常间接或直接表现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因此人们习以为常的空间形式，其实无处不透露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偏见或刻板印象，例如烟斗图案代表男厕、高跟鞋图案代表女厕、温馨的女性厨房广告、异性恋结婚的幸福教堂等。

上述空间的设计与呈现手法，简易地将复杂、多元和混种（hybridity）的广大社群做了二元区分，把他们分类成：白人/黑人、男/女、同性恋/异性恋、好人/坏人。掌握权力的一方往往将二元法运用在划分和界定空间领域，例如国家的入境处和私人住宅围墙，透过界定“自我”与“他者”间在空间及心理上的疆界，提供个体或是群体在身份上的认同感。

对掌权者而言，社会的领域性界定非常重要，因为此行动倾向将人们摆放和维持在其实际和象征的社会位置上。17世纪的巴黎资产阶级家庭，父母宁愿和小孩同房，或是让成年兄妹共处一室，也要让佣人有单独居住的空间。这并不是雇主有工人权利意识，而是雇主对于阶级/他者的警觉，高于性别的区隔。这种主仆分房就是一种以家户为尺度的空间性阶级隔离，印证了阶级的他者区隔，先于性别空间区隔的历史轨迹。

移工无法享公共空间

日转星移，今天在马来西亚的移工同样因为阶级、国籍、种族、性别的刻痕，而无法享有自己个人或公共空间的生活。从新闻或日常所见，人数庞大的移工住在雇主提供的狭小宿舍，生活毫无个人隐私可言。难得休假时间想要出外走走，也承受执法单位的刁难，或是本地人排斥的目光。

有些本地人会认为移工来马赚钱，应该付出此行代价，然而移工即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他们协助我国制造和出口产品、工地建设，同时也缴交人头税、购买本国物品，促进社会经济成长。

当权者在进行城乡规划的时候，经常没有考虑到庞大、复杂和多元阶层人民的空间使用需求，以致空间的机能设计成为有钱有势份子的“私人空间”。本地人应打破国籍和种族的偏见，欢迎移工在公共空间的出现，并且捍卫他们的权利。因为在如今城市公共服务不足的情况下，中下阶层的市民也成为空间层级下的受害者。

公共空间私人化现象

小市民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趋向私人化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例如收费制的俱乐部、高级购物中心区域、会员制的图书馆、酒店专属的海滩、私人游泳池等。社会的公共空间不再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而是变成商品符号，所以双峰塔或武吉免登地区成为有能力购物者的天堂，却限制中下阶层市民享用公共空间的机会。

如果今天人们不愿让移工在公共空间现身，未来自己也将面对更严峻的生活考验。因此我们必须给政府集体压力，让他们在规划公共空间时，必须纳入各个层级人们的需求，如移工、同性恋、年轻人、老人等，积极消除人们对于领域界线的“执着”。

跳脱社会二元分法造成的不公现象，以塑造更开放、友善和符合公共利益的生活空间环境。

古燕秋是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所硕士毕业生，现任职独中，教授公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