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特约】

《郑和的后现代》改编自新加坡已故剧作家郭宝崑的《郑和的后代》，在白沙罗表演艺术中心（DPAC）上演。现场呈现出来的效果，很是吸引人，超出了对一个学院二年级学生排演作品的期待值。这与编导贺世平为此剧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表现形式，与善于就地取材、挖掘演员的自身特质有很大关系。

虚实结合的布景设计，为表演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与精神空间，其中景随人走、360度转盘调度，还带来新鲜的视听感受。性格化的人物塑造、前史的细致交代，加上高矮肥瘦特征突出的演员本色，使一众人物形象鲜明、个性突出。

其中阿邦、客家佬、蛇哥、大力、小龟头等人物的设置与刻画乃至表演都颇为精彩。这一票人组成的人际关系网构建了狱中江湖，在特殊的环境里，他们被压迫，却也同时压迫别人。个别天赋异禀或有强硬后台的人物还能呼风唤雨，把原是限制他们的牢狱转化为大展身手的舞台。

主角阿郭的出位

对于主角阿郭的人物刻画，本剧并无笔墨涉及这个醉心社会改革的理想主义者兼戏剧爱好者，如何在一众好勇斗狠的“狼”群中建立领导地位。另外，演员在外型上（瘦小身形）也欠缺说服力，不过扮演者林思杰的低沉声线与稳健的台风，以及台词表现倒是为角色的可信性加分。

本剧的演员安排还有另一特别处，即清一色的女生反串监狱管理人员。这是由于戏剧系的学生性别构成的限制而不得已之安排——男生都演囚犯去了，只好让女生演狱方人员。其实这也可以转化为一个反串出彩的卖点，可惜现场看来效果并不尽人意。这个情况突出了戏剧院校收生的困窘，但也可以转化为加强跨性别训练的契机。

本剧保留了原作大部分内容，又加入了新的情节内容，使长度暴增至三小时。但由于导演对材料的处理与整体节奏的把握，冗长沉闷的情况并未出现，这也解释了为何本剧能走出学府到DPAC上演。演出反响甚好，但从改编的内容来看，也还有不少可议空间。

非后现代的剧本

剧名叫《郑和的后现代》，但从内容上来看，后现代戏剧或文学的一些主要特点如反传统、反终极价值、 反体裁、平面化等并未出现。相反，这是一部可以说基本上就是穿插了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的现实主义戏剧：性格化的人物塑造、清晰可辨的情节线索、完整的起承转合戏剧结构。

剧名中的“后现代”有搏人眼球之嫌。不过，这也是庆幸的，因为郭宝崑的原剧本就是散文式的书写文本，本剧改编后加入的内容与呈现方式刚好中和了原剧本的非线性、思维跳跃，甚至有点意识流的松散结构。

以前在新加坡看过郭宝崑去世后的重演版本，很不苟同那种极度抽象的处理，感觉企图“后现代”云云总没有好下场。相比之下，本次演出更为符合郭先生在剧本前言中的期许：“剧中联欢创想的随意性，与监狱环境压抑性之间的张力是一个重要元素……希望新的导演和演员结合他们自己的状况，创造一个符合他们自己意愿的外层结构。”

非地方的阉割性

“阉割”是原著剧本刻画的一个重要意象。借用剧评人陈志豪的说法：“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或国家的阉割性是完全相同，地方性的生命经验正是深刻唤醒人们反思与开启对话的钥匙。”

作为本土化改编剧本，本剧刻意改动了剧中最重要的一段阉割场景，即众多论者视为具有借古讽今的政治影射：航海中遇到的“人人之国”与 “王王之国”，影射李光耀统治下的新加坡，是“最最幸福的生活”，人们必须“阉割”掉个人理想，成为名符其实的“郑和的后代”。

改编后的“宝岛”变“半岛”，地理位置的指涉是明确的，但“阉割”意象的营造显然不尽人意。剧中叙述“后来这里被一群人控制了，他们强迫人民净身当太监。从此，半岛的人民世世代代为奴为仆”。

这样的替代内容实有狗续貂尾之嫌；而结束本段的“直到有一天，一群黄衣人带着大家挺身反抗”，只具有透露编导政治倾向而对说明“地方的阉割性”毫无帮助。

非死不可的主角

悲剧是包括死、痛苦或英雄的悲壮人生等内容，且以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传达哀伤和哀痛。剧中，由于害怕主人公郭在演出被禁止后还坚持演出，进而伤害自身利益，众囚犯在狱方的默许下，把郭给杀害了。编导以此情节为重要结构线索，把悲剧推向极致，达致戏剧主题的完成——揭示“阉割人格的阴暗与残忍”。

从以上引述的悲剧特点来看，这个悲剧高潮的塑造是必要的——郭非死不可。但艺术上的成功却是可疑的：因为狱方宣布取消演出，并不影响众囚犯的原定出狱日期（只是不让提早了），故郭的非演不可的坚持，就不可理喻了。

编剧将郭置于死地，其实伤害了郭这个角色的整体塑造：从一个才华洋溢又重情义、且情理兼备的领导人才突变为任性、无理取闹的偏执狂人。这当中没有充分的铺垫过渡，妻子携儿女往澳洲发展并未排斥他的参与，或许只能理解为失去家庭主导地位的一种失落，但也不至于因此而孤注一掷。

故郭之无来由的坚持对悲剧想要达至的“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传达哀伤和哀痛 ”是一种折损，并且附带地强化了对戏剧爱好者的成见——演戏的真的是疯子。

未出现的“中国大使”

本剧的内容呈现了现在（囚犯的生活）与过去（郑和的事迹）两个部分，郑和的部分就出现在戏中戏的“排练”中。之所以扯上郑和是因为“监狱的典狱长挑选八位不同背景又各具才华的囚犯，以提早释放为条件， 要求他们排演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舞台剧，作为监狱开放日的娱宾节目。”

那为什么选郑和为题材，是和其中一位贵宾“中国大使”有关。实际上本剧行动线与矛盾冲突的行进：“中国大使”将来访——囚犯排练郑和戏剧——剧本审查攻防战——禁演——大使取消到访——暴动——阿郭坚持演出——阿郭被杀，都牵扯了“中国大使”的因素。

“中国大使”最终取消探访，剧中也无大使出现场面，但“中国大使”始终作为一个外力牵动着戏剧人物的神经线。有观众看完戏后评论郭其实可以先出狱，然后到DPAC演出此剧，再把“中国大使”邀为座上宾，那么悲剧就不会发生。这虽然是一句玩笑话，却也不无意义，从中可以检视戏剧编排与生活的真实性与逻辑关系。

经不起推敲的内容

回到“中国大使”这个不出场的人物设置，编导的意图比较晦涩，但从剧中囚犯一律为华裔身份来看，再加上不久前中国驻马大使走访茨厂街时的“娘家论”，两者似有某种联系。但很难确定编导是否有中国情意结（“中国大使”的设置与全剧结构关系并非密不可分，拿掉“中国大使”也不影响戏剧的整体结构）。

倒是透过狱警口中所表达的另一种态度堪玩味：“中国方面要看的是和我国的友好邦交，不是要看什么太监、阉割。难道你以为他们会看不懂你的讽刺吗？ ”

《郑和的后现代》的演出形式与改编创意令人欣赏，但从真实感的角度来看，那些经不起推敲的内容就让感动打折了。而编导执着于主角非死不可，却含糊必死之理据，更使悲剧难逃功亏一篑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