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505:公民社会自主性何在?
【读者特约】
继2013年5月5日第13届全国大选之后,马来西亚的民主体系正逐步崩坏。反对政治的分裂与溃败,分崩离析而错失政权轮替的契机,以致人民联盟走入历史,换来尚无建树的希望联盟。然而,我国社会与民主运动视野仍局限于政治改革这一途径,无法索回公民社会独立的声音,为民主进程开创另一可能,唤醒广大民众对改革的信心。
持平而言,政党轮替确实是社会改革的快捷之法。当新旧政权交替,新任政府必然较为弱势,需要民意支持方可顺利施政,因而公民组织可趁机进入体系或提出要求,强化民主机制与推展社会改革。这也是公民社会在308大选后的方程式,将多数筹码放在反对政治之上,希望藉此壮大在野党,促成政党轮替。
【读者特约】
继2013年5月5日第13届全国大选之后,马来西亚的民主体系正逐步崩坏。反对政治的分裂与溃败,分崩离析而错失政权轮替的契机,以致人民联盟走入历史,换来尚无建树的希望联盟。然而,我国社会与民主运动视野仍局限于政治改革这一途径,无法索回公民社会独立的声音,为民主进程开创另一可能,唤醒广大民众对改革的信心。
持平而言,政党轮替确实是社会改革的快捷之法。当新旧政权交替,新任政府必然较为弱势,需要民意支持方可顺利施政,因而公民组织可趁机进入体系或提出要求,强化民主机制与推展社会改革。这也是公民社会在308大选后的方程式,将多数筹码放在反对政治之上,希望藉此壮大在野党,促成政党轮替。
可是,一面强化政党政治,亦表示公民运动的弱化。期中不少有志之士离开社运场域,投入政治活动,欲透过政策层面立竿见影,直接改革社会。以505大选结果而论,反对政治获得过半选民的支持,议席上虽不足以导致政党轮替,但整体而言实有所成长。其中,社运扮演亟其重要之角色,于选前频频动员社会催化民众情绪,进而推高了反对政治的选票。
质疑民主改革可行性
多数选民对13届大选注以莫大的改革希望,不少海外游子甚至担心运票过程或有缺失,特意购买机票返国投票。因而希望越大失望越大,505变天不成让民众怀疑以民主机制改朝换代的可行性,社会的改革声浪遂陷入第一次低潮期。
此时,不乏公民组织开始植入廉价的希望,似如在野党代理毛遂自荐,欲号召动员走入马来乡村,游说并组织该区居民转向支持反对政治。
事与愿违,选后迎来的并非更成熟的反对政治、更巩固的在野阵营。反之,在野党内部与联盟开始内耗互斗,权力斗争逐一浮出水面,导致人民对替代阵线失去信心,认为民联亦不过是另一批好权之徒。
在野党上演兄弟阋墙
随之,民联成员党因对伊刑法的立场不一,最终宣告结束此短命联盟。然而,在野党接连在砂州选举与西马两场补选上演兄弟阋墙,徒让国阵渔翁得利,也让社会改革陷入第二次的低潮期。
期中发生的一马公司弊案,让首相纳吉成为暴风眼,其个人诚信亦跌至谷底,甚至一度面对罢免危机。此弊案不仅重挫国阵政府的执政效力,并且引发巫统内部斗争,时任副首相被撤除所有内阁职务。
面对如此重大事件,在野阵线却因内部纠纷,而无法善用此契机,施压政府严惩失职者,以确立公职人员须有的透明与问责机制。公民组织因长期过度依赖政治人物,而无法及时串联公民力量,难以有效自主发声,以及提出强而有力的公民诉求。
综观以上种种,马来西亚的改革力量究竟怎么了?
摒弃对政党政治依赖
公民组织的强点在于其具理念性、自主性与公信力,组织往往并非为谋私利而以大众利益、社会改革而服务。诚然,公民组织利用政党推动社会改革实乃无可厚非,但若期待政党呼应社运要求,抑或无条件支持在野党,以便解决首要敌人,希望藉而促成社会改革,推动我国民主进程,事实证明此想法过于单纯、简单。一味将社运力量附庸于政党政治之下,反而将消耗社运难得聚集的支持力,绿色盛会即是如此。
社运与政党皆属利益团体,两者可因相同目标而相互合作,以获取最大的利益。据此,公民组织应有清楚的目标与使命,以政党合作结盟仅是手段(mean)而非最终目的(end),需时刻确保其改革理念与自主性。只有这样,公民组织方可免于政党的牵制,以致改革运动被政治人物所主导。
308大选之后,在野党已被社运无条件的支持给宠坏,各项改革承诺皆无实际进展。以地方议会选举为例,在野党执政的州属将其视为政党利益,仍以诸多借口推搪,不愿将第三张选票还给民众,而公民组织对此却给予容忍与宽恕,深怕任何过激之举将破坏在野阵线。事实却是,尽管公民组织如何细心呵护,在野党却将个人或党的利益凌驾于人民的利益之上,以致协商机制失效,在野阵营一再分裂。
重审与在野党合作关系
是以,公民组织理应重审现有与在野党的合作关系,勿让后者认为社运支持乃理所当然,而忘记了对于国家改革之承诺,沉迷于短期的政治斗争之中。在野党是否无法在来临大选一对一单挑国阵,并非公民组织所能左右,然而却需让在野党明确了解人民或社运的支持并非是毫无代价的。这胥视从政者是否兑现承诺,如实回应人民的期待与要求。
面对国家危机四伏,反对政治溃不成军,此刻的公民组织实应重新整合社运力量,拟定关键议题并筹组社运联盟,方可领导社会舆论,重夺各项议题的话语权。综观世界各地的公民起义,为确保运动的自主性与公共性,绝大多数由公民力量所领导,方能在既有民主体系下,有效地向朝野政党施压。简单而论,民主政治是以人数为其谈判筹码,影响力越大则话语权越大,才能在谈判桌上取得优势。
去年8月的净选盟4.0大集会确实对国阵政府造成巨大压力,但公民组织未能及时将执政者拖入谈判桌上实属遗憾。随后,公民组织面对重大课题(如一马公司弊案)也无力结合力量,持续跟进与施压,反之将领导角色过渡于政治人物,以致该议题仅仅沦为政治精英之间的博弈。
应回归社会改革运动
由此可见,此刻公民组织实不该再次陷入政党政治争权夺利的斗争漩涡之中,反之应与其拉开距离,回归以社会改革为主的运动核心。
社会改革本非易事,似拿石头不断敲击高墙,期待某天它轰然倒下。308大选开启民众对于政治改革的希望,而505大选无疑是一大挫折,却也并未将希望火种完全抹杀。
然而,此希望之火需要看见未来可能方能再次燃烧,而公民组织理应责无旁贷,凸显其理念与自主,并重拾领导之责,带领群众推进我们的民主进程。
江伟俊是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历史学硕士,现任隆雪华青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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