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水中倒影

编按：配合9月15日国际民主日，《当今大马》邀请专栏作者撰文从人权、医疗、国家制度、性别等角度，为读者揭开“民主”的不同面貌。

一年前，马来西亚律师公会（Malaysian Bar）针对一马弊案召开特大，之后就传出纳吉政权有意介入律师公会的运作。

今年10月的国会，一马弊案仍会是一大焦点。除了年度国家预算案的辩论环节，会触及焦点人物“大马一号官员”（MO1）——首相署部长阿都拉曼达兰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访谈时已承认，“MO1”就是纳吉。

另外，其中一项政府提呈的法案，也和一马弊案扯上关系。

2015年9月12日，律师公会援引《1976年法律专业法令》第65（1）条文召开特大。当天，分别有五项提案，其中三项针对一马公司弊案、纳吉的“26亿门”与一马公司子公司SRC国际公司的提案，在特大上获得通过。

当时，美国司法部的诉讼文件仍未出炉，我们还不知道，“26亿门”也是一马弊案的一部分。

修订法律专业法令

纳吉政权有意介入律师公会运作的消息传开之后，今年7月4日，《每日新闻》刊登一篇总检察长阿班迪（见图）撰写的文章。在这篇题为 <恢复设立律师公会的原意> 一文中，阿班迪开宗明义表明，纳吉政权已经决定将修订《1976年法律专业法令》。

不过，阿班迪强调政府此举不是要管制律师公会的运作，而是要恢复律师公会的创设宗旨。

这一次，纳吉政权准备委派两名政府代表进入律师公会理事会（Bar Council）。阿班迪宣称这是为了加强律师公会和政府的友好关系。

委派两名政府代表的用意真的那么单纯？要加强友好关系，需要委派政府代表进入律师公会吗？纳吉政权背后的用意是什么，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民主日与律师公会

9月15日是国际民主日。配合民主日，我这篇文章也来谈一谈和民主相关的议题。

2007年的一场“律师公正之行”，加强了人们对律师公会的关注。但是，律师公会和民主的关系是什么？何以我们对政府要控制律师公会的修法举动深表关注？这不是一场“律师公正之行”就能让人明白的。

我们常说，马来西亚是采取三权分立制（separation of power）的国家。这是个不小的误会。就民主原则而言，三权分立有利于立法权对行政权的制衡。但是，就制度面而言，马来西亚采取的是权力混合制（fusion of power）。

行政权主导立法权，是法制运作的现实面。立法对行政的制衡，是在行政主导立法的前提下运作。从行政主导立法，走向行政宰制立法，间中有一道虚线。

这道虚线区分执政党的入阁议员和非入阁议员。入阁议员代表的是行政，而非入阁议员，既是我们常说的政府后座议员，代表的是立法。模糊了这道虚线，后座议员将沦为政府支持者俱乐部。

议员咨询律师公会

要强化这道虚线，就需要强化政府后座议员和在野议员的立法角色。马来西亚国会没有拟定法律的部门，政府法案的拟定工作是交由总检察署。而非政府法案的拟定，特别是个人议员法案，非常需要律师公会的协助。

就现实面而言，议员常常需要咨询律师公会，以深入了解政府提呈的一项法案。但如何在行政主导立法的情况下，不任由行政宰制立法，胥视政府后座议员和在野议员是否各擅其职，而律师公会又是否能够从中提供协助，加强立法的内涵。

律师公会针对立法机构的残缺不全，为议会殿堂输送立法养分。与此同时，作为国家法治精神的捍卫者，律师公会针对足以影响法制健全运作的国家大事和公共事务，采取法律或者集体行动。

律师公会这些举动，是民主社会的常态，不该被视为针对任何政治领导人，或者偏向在野党；更不该成为一个政权伺机修法，企图加以控制的理由。

捍卫民主最后一道墙

律师公会是否能够独立运作，而不受制于行政权的制约，这不仅仅是基于结社自由。更深层的因素，是律师公会的独立运作，不管是就立法对行政而言，或者就司法对行政而言，都是捍卫民主和法治精神的一道后墙。

这一次，律师公会并未要求修订《1976年法律专业法令》，而是政府要修订。我们若任由一个政权，铁锤一敲就把钉子钉进去。终有一日，这道后墙会突然爆开、坍塌。

届时，受影响的不只是律师公会。这道后墙的坍塌，也切断了一条脐带。那是一条输送立法养分的民主脐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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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兴是政改研究所（KPRU）执行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