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夕乍晓】

日据时代留给马来亚各民族难以磨灭的创伤记忆。对马来知识分子、文人而言，战争固然惨痛，却有不一样的期望与复杂的意义。

马来民族主义思潮在日据时期急速膨胀，不仅有对外来移民的敌视（特别是华人），族群内部也产生对马来人血统的正本清源以及对阿拉伯血统（Darah Keturunan Arab）和吉灵血统（Darah Keturunan Keling）马来人的排斥。

战争小说题材诞生

这些都广泛体现在文人作品中。自马六甲王朝覆灭被殖民统治四百余年间，为了寻求自强自立之道，马来人除了从殖民主吸取西方现代性经验，大和民族主义现代性也带给马来民族另一种选项。这些都反映在马来小说叙事中，至今不衰，马来学界称之为战争小说（novel perang）。

诚然，日军统治给马来人留下了难以磨灭与五味杂陈的记忆。在日治时期受严密监控（特别是后期）与压抑的情绪终于在战后爆发。除了三年八个月期间的在场写作，马来文学在战后至1990年代，断断续续交出了这段时期的记忆书写，尤以小说为最。有些小说作者或是当时的旁观者与见证者乃至历史的参与者。这类记忆书写一直都成为战后马来小说的重要题材。

日军投降翌年，即出现阿末穆拉（Ahmad Murad Nasaruddin）充满抗日情绪的小说《刀尖下的生命》（Nyawa Di Hujung Pedang）。从《刀尖下的生命》到阿都沙末赛益（A. Samad Said）发表于1992年的短篇〈战士的罪责〉（Dosa Pejuang），时间横跨36年或更长，可见日据记忆——无论是创伤或其他体验，对马来民族皆经久难忘。

审美以外思索现实

马来作家对这段历史记忆的复制与想象的特点在于，无论作者有没有在场经验，他们皆不忘扣紧当下国内外形势与议题进行反刍与思考，譬如再审视马来民族主义者在日治时期与日军的合作，导致族人抗日志士被坑害，以及对1981年以来官方反西方并靠向日韩两国（特别是日本），大力推行向东学习政策（Look East Policy）的思考。文学在审美以外始终有所关怀，展现了马来文学现代性的特殊面向。

最早书写战争创伤记忆的的中篇小说《刀尖下的生命》（下称《刀》）是战后英殖民政府回返马来亚翌年（1946）举行的征文首奖作品。由于是新闻部举行的征奖比赛，因此，它被视为殖民者借官方宣传机构突出日军的暴行与惨无人道，以弥补或挽救自己在战争中的软弱形象，同时借此宣示重返马来亚执政的合法性。

《刀》的文本生成既然有这样一个背景，因此，对英军在战争的着墨并不多。《刀》之后有《晋和雅》（Zain Zawiyah）。其它作者有阿都沙末赛益、阿烈纳瓦迪（Arena Wati）、阿都拉昔芽（Abdul Rashid Ngah）、卡拉帝瓦达（Kala Dewata）、阿齐兹查宾（Aziz Jahpin）、沙列道勿（Saleh Daud）等。

本文仅就阿末穆拉、阿都沙末赛益、阿烈纳瓦迪、安华立端（Anwar Ridhwan）四位小说家的日据题材小说或后三年八个月叙事进行讨论，尝试厘清和掌握本时期马来战争小说的思想主轴。四位作者来自不同的生活背景，虽然作品所呈现的主题类型、关照、艺术表现方法不尽相同，却为我们理解当代马来人的心灵转变有所帮助。

沙末赛益：人道悲悯

阿都沙末赛益的战争小说描摹社会中不同年龄和不同阶层对战争的心理反应，他的作品以都市为背景，作品中出现不少华族和印族人物，虽然写得略嫌表象。可贵的是，作者在刻画这些人物形象时，往往能抱着同理心与人道悲悯。这是同类型马来作品中少见的例子。

他的后三年八个月书写最为丰富，相关作品包括《莎丽娜》（Salina，1961）、《淤积的河》（Sungai Mengalir  Lesu，1967）、《岛屿之前》（Di Hadapan Pulau，1978）、《戈利当果》（Keledang，1979）、《弟弟来访》（Adik Datang，1980）。以上皆为中长篇小说。

除此以外，他另有四个相关题材的短篇，分别探讨四个不同的主题，即女人在日治时期的命运（〈失身〉，Penyerahan）、强制性劳役（〈强制劳工〉，Buruh Paksa）、老百姓在日军入城前夕的困厄（〈最后时刻〉，Saat Terakhir）、通敌的故事（〈战士的罪责〉，Dosa  Pejuang）。

《莎丽娜》出版六年之后，阿都沙末赛益交出另一部以日治为背景的力作《淤积的河》。两者都写战争，前者着重写女性在战争中的遭遇与处境。在生存条件完全匮乏的环境中，男人的生活支柱反而是女性。居住在新加坡一个由羊栏临时搭建而成的贫民区，莎丽娜通过出卖肉体维持她与一个不务正业的同居男人的生计。莎丽娜偶尔也资助守寡的两母子。

这部作品一反传统hikayat体小说书写女性的哀怨与悲情，塑造了不受礼教束缚的马来女性形象，获得荷兰学者A.Teuuw的高度评价，作者因此一炮而红。阿都沙末赛益借烽火屠城的硝烟（烟幕？）完成了马来现代文学转型的“壮举”，可谓机缘巧合。往后，某些马来学者从宗教观点对他书写妓女的做法提出责难，使《莎丽娜》近乎成为一项学术禁忌，存而不论。

《淤积的河》则从另一个侧面诠释战争的残酷。人们除了无时无刻需躲避炮弹的袭击，同时又得面对绝粮而濒临死亡的召唤。炮弹与饥饿同时煎熬着居住在淤积的污水河边的居民。“饥饿”成为这部小说异常突出的主题，虽然这个普遍议题早在战争时期的阿都沙末伊斯迈（A. Samad Ismail）的短篇如〈木薯〉和〈开往民丹岛〉已触及，却没有阿都沙末赛益处理得如此震撼人心，诚令人不忍直视。

极度饥饿的小孩不得不在污水河的漂浮物中寻找或争夺可果腹的东西，如烂黄梨、死鸡鸭、残余菜叶等。偏偏在污水河不远处有一座日军粮仓。有些男性居民不惜铤而走险，暗中挖掘隧道企图潜入偷粮，却又时时目睹其他偷粮者被日军砍下头颅高悬示众。污水河其上横跨一座青色大桥，常有人在那里投缳自尽，或被日军押至桥上杀头，而堵塞在淤积水中的头颅经常把在河中觅食的小孩吓得魂飞魄散。

综观通篇小说，阿都沙末赛益书写的“创伤记忆”不仅来自肉体的创痛，也来自精神意识的极度无助与恐慌。饥饿的煎熬作为一种创伤甚至比炮弹的袭击更不堪。小说中的盲儿在警报拉响时不愿被人带入防空洞，反而吵着要留在窗棂边聆听炮弹的呼啸与隆隆声，这情节颇有黑色幽默的意味，彻底揭示了人们在战争中的无助与无告。

阿烈纳瓦迪：历史与政治意识

跟阿都沙末赛益从人物心理与社会层面切入的角度不同，阿烈纳瓦迪的后三年八个月叙事则带有明显的历史与政治意识，并由此提出了“努山塔拉”（Nusantara）的马来民族主义命题。

在战后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建国的过程中，“努山塔拉”延伸为“大马来由”（Melayu Raya）或“大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Raya）概念。前者以文化血缘为纽带，后者以民族-国家为依归，两者都在马来人跨入现代阶段以后的集体想象，却在日军占领这个区域后达到热情的最高点。

阿烈纳瓦迪于1964年12月20日《新闻周报》发表了一个短篇〈昭南岛2604〉（Syonan To 2604），隐约透露了上述思维。小说主人公拉欣来自印尼三宝垄，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成为海员，运载私货，往返川行于昭南岛与暹罗、缅甸、爪哇之间。每一回在昭南岛上岸，拉欣必然给一家华人杂货店送货，另一个目的是为了探望意中人——店家女儿阿兰。这一回，他给阿兰带来漂亮的高跟鞋，这才晓得阿兰因日军炮火失去了双脚。

小说叙述一对异族男女不圆满的交往与恋爱，肤色阻碍不了拉欣-阿兰的爱慕，战火却使两人空留遗恨。小说也叙述男主人公被迫为日军运载兵粮，当努山塔拉情结碰上帝国-殖民主义，结局如何，作者虽未交代，却显而易见。

阿烈纳瓦迪写于六十年代的小说，都沿着这个努山塔拉-大马来民族主义主线铺陈叙事。易言之，小说中揭橥的马来民族主义意识是置于广阔的马来群岛的脉络进行铺陈的。譬如写于1967年的长篇《人质》（Sandera）即以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马来半岛为大背景，叙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半岛的反殖抗争，包括印尼的抗荷与马来亚的抗日与抗英故事。作者运用个人出生背景和人生经验的优势，结合马、印两地的人物角色，一再呼应着作者的努山塔拉-大马来民族主义情结。

三年八个月的经历让人物的政治态度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转变，特别是对战后重返马来亚的英政府而言。小说人物扎西德、马赫迪、安当和莎比娅的政治行为在日治时期变得非常激进。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布萨德游走于马、新、印三地，他的母亲和侄子加入游击战，与荷兰殖民者展开对抗。在日军逼近新加坡前夕，布萨德希望在日军投降前夕获得日军的扶助，图以迅雷之势抢先宣布马新两地与印尼同步独立。但事与愿违，当时马来亚各政党的立场分歧，终告功亏一篑。他惟有转向支援印尼游击队对抗荷兰殖民者的斗争。布萨德的努山塔拉意识也就此瓦解。显然，这是不折不扣的现实版马、新、印现代史，与目前官方的建国话语颇相悖逆。

日治时期马来民族主义萌芽

根据《巫统前马来民族主义的崛起——穆斯达法胡欣回忆录》（Memoir Mustapha Hussain: Kebangkitan Nasionalisme Melayu Sebelum UMNO）一书，马来民族主义是与1938年马来青年统一党（Kesatuan Melayu Muda，简称KMM）的创立同步崛起的。

然而，有学者指出战前的马来民族主义意识并不具体。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战前马来人对民族（nation）概念的理解与共同想象仍不统一，马新两地马来知识界仍对阿拉伯血统和吉灵血统者是否可以当着马来民族一分子而产生歧见；其二是战前马来人除了把华人和印度人当着外来移民，也涵括苏门答腊米南加保人，原因是对他们分享了本地马来人的经济利益而有所顾忌。（Joel S Kahn，Other Malays: Nationalism and Cosmopolitanism in the Modern Malay World. 2006.pg.70）

历史学者Ariffin Omar指出一直到二战爆发前夕，任何欲通过政治途径团结马来人，并由此发展出民族主义运动的尝试皆以失败告终(Malay Concepts of Democracy and Community, 1945–1950.1993.pg.17）。三年八个月对马来历史进程的重要性于此不言而喻。

日治时期，青年统一党主席依布拉欣耶谷（Ibrahim Yaacob）主张表面与日军合作，以取得武器和支持；副主席穆斯达法胡欣（即《巫统前马来民族主义的崛起》一书作者）对上述冒进想法并不敢苟同。他认为日军的大东亚共荣圈理念和英殖民的本质并无差异。他有意识地与日军保持距离，追求马来民族的独立自主才是他的终极目标。

马来人反殖四模式

深究马来人现代史，不难发现马来人反殖的四种模式。

一、以巫统为主的马来右翼，坚持与英殖民政府合作，以渐进的方式取得独立，并拥护王权和马来主权。其中的代表有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拉萨纳吉（Razak Najib）、着名学者哲霸（Za'ba）和各州殖民体系的高级官僚。

二、手法激进的依布拉欣耶谷，主张表面与日军合作，以实践其大印度尼西亚国理想。继承他的斗争模式的有青年醒觉会的阿末布斯达曼（Ahmad Boestamam）、妇女醒觉会的珊茜娅法姬（Shamsiah Fakeh）等。然而，这一群在战后很快地便被殖民势力镇压下来，有些远走他乡（如依布拉欣耶谷逃往雅加达），有些被逮捕，或转入地下。

三、马来左翼力量的激进武装抗争如穆沙阿末（Musa Ahmad）、拉昔迈丁（Rashid Maidin）等。一般上这些人都是技工或农民出身，社会地位较低，他们后来成为马来亚共产党领袖。当马来国民党、青年觉醒会和妇女觉醒会被殖民政府查封后，其部分领袖转而与马来亚共产党合作。

四、通过宗教民族主义的斗争途径，企图推翻殖民政府。这群人的领袖如Hizbul Muslimin创党人阿布巴卡阿尔巴基尔（Abu Bakar Al-Baqir），这个党是马来亚第一个以伊斯兰起家的政党。1948年以后，这些人大部分加入回教党，继续反殖民和独立抗争，如布汉努丁阿尔赫米（Burhanudin al-Helmy）。

简单说，以上四种群体，无论是马来右翼、大印度尼西亚意识者、马来左翼或回教核心群体的反殖与反帝，始终离不开民族主义斗争。外来社会思维与抗争模式如马列毛思想，只是一种手段或方便法（vehicle），并非实质。

马来民族主义斗争是殖民现代化的结果，19世纪中叶以后的英殖民开启了马来群岛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日军统治的三年八个月则给马来知识精英极大的自信心，并改变了马来人对西方现代化力量的反思。

经过了日据时期至战后五十年代的四种斗争模式的探索、寻路与躁动，马来人终于喊出默迪卡（独立之意）的呼声与建立马来人国家/政体（Malay  nation/polity）的愿望，并由此衔接上马六甲王朝的谱系与血脉。

穆斯达法胡欣个案：复合式民族主义斗争

在反殖与民族主义抗争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穆斯达法胡欣的个案。他在马来青年统一党时期与依布拉欣耶谷的主张不同，当马来人对日军踏足马来半岛土地以及对“亚细亚人的亚细亚”口号释放善意的时刻，他很快便意识到日军的意图并与之保持距离。果然，日军于1942年6月下令解散该党。他不得不更谨慎处理他和日军人员的关系，借此营救了不少效忠英政府的马来抗日分子与无辜百姓。

战后，他加入由马来青年统一党转化而成的左翼马来国民党（Malay Nationalist Party），但很快的该党即被查封。1951年巫统创办人拿督翁（Dato' Onn Jaafar）辞谢主席职而穆斯达法胡欣被友好推举竞选巫统主席。他在公开选举中以一票之差不敌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他选择离开巫统。其政治斗争生涯之曲折，却不能简单以联日/媚日，或以马来左翼或右翼马来民族主义分子作概括或贴标签。

穆斯达法胡欣的政治斗争，恰恰可以说明二战前后的马来民族主义分子在民族内部缺乏有利的抗争条件下，不得不选择迂回抗争的道路。体现在他身上的，是一种以时势斗争模式为表（无论是激进左翼，或与殖民者合作），实质是马来民族主义精神的复合式民族主义斗争。这种种现象，外人并不容易理解。而穆斯达法胡欣本人也和马来左翼人士的命运一样，在马来史学界中逐渐被淡忘。

与穆斯达法胡欣案例（历史文本）相似的文学叙事，今日的马来作家又作何思考？阿都沙末赛益在短篇小说〈战士的罪责〉（Dosa Pejuang）提出了初步的反省。小说描述一个回教堂神职人员卡曼在日据时期参与抗日组织，最终发现组织内部有人向日军告密，导致约200位成员被日军杀害。

小说显示并非所有马来抗日分子认同与日军合作；有一心一意为争取民族建国的卡曼，也有出卖民族利益求荣的马来贵族成员。显然，这就是小说题目的旨意——出卖者必须承担的罪责。

安华立端：思索历史遗留的责任

安华立端的短篇《战后》一文中的人物则对三年八个月那段记忆断而未忘。日据时期，正处于花样年华的女主角马茜妲被闯入甘榜（马来村庄）的日军强暴而有了身孕。不久，她嫁了现任丈夫以后始终没有向丈夫吐露真相。

她默默承受着宗教、他人的怀疑目光以及马来人家庭伦理观念施予她的心理煎熬。等孩子到了升大学的年龄，老天却跟她开了一个玩笑。她的儿子竟获得日本政府奖学金，再度唤起深埋在她心中的记忆与伤痛。

上辈的耻辱却成了这代人的荣耀，是巧合还是天意？小说家似追问：历史的教训在哪？抑或这代人根本没有必要承担历史遗留的责任？1981年，马来西亚第四任首相马哈迪不惜开罪西方（特别是前殖民宗主英国），厉行向东学习政策。一时之间，大批公务员启程往日本取经，同时，一批又一批的马来子弟被派往日韩留学。把《战后》置于此脉络，或许更能彰显当代马来作者对殖民战争与全球化的思考。

转向反思日治与亲日政策

三年八个月的日军统治造就了“马来战争小说”，这是马来现代文学的重要题材与小说类型，也为本时期留下了重要的社会史文献。马来民族主义思潮也恰恰是在这个时期获得大大的提升与鼓舞。三年八个月的创伤经验并未因战争结束而中止。

阿末穆拉是战后这类小说的先行者，随之出现阿都沙末赛益和阿烈纳瓦迪等等，而六十年代是战争小说产量最高的时期。值得注意的是，马来作家无论是在三年八个月期间或之后的创伤书写，到了八、九十年代终出现转折。作家从原先的人命伤亡与家园破碎的书写转向对日治时期的反思，包括从更高角度对反殖诸种手段以及对当下亲日政策的思考。这是马来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面向。

 

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讲师。习惯于风云卷荡，见不惯优雅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