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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是生活,部队为家——序海凡《可口的飢饿》

潘婉明

更新: 2017/2/15 4:22 凌晨

【当今特约】

约于2007至2009年之间,在能力所及的搜索范围内,我尽可能广泛地阅读跟马共有关的文学创作。当时我对“马共书写”的飢渴,与其说是兴趣,不如说是必要。一方面,当我撰写论文的文献回顾时,意识到文学及创作文本在非历史或学术文献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是必须处理的一批读本。另一方面,我觉得有必要以历史研究者的理解介入及回应马华文学界对“马共书写”的讨论。

其时“马共书写”虽然是使用中的名词,但它也是定位不明的领域。一般而言,“马共书写”指以马共及其历史为人物或情节所展开的文学创作,但它一度被旅台作家扩大为由马共所书写或出版的、包括自传体在内的其他文类,又被本土学者否决它有自成一家的必要,直接纳入马华文学的左翼传统即可。于是“马共书写”便在无共识、无定义或各自定义的情况下自由论述。

理解历史伤痕和记忆

我本不以为意,因为“马共书写”不是迫切的历史学课题。我关心的只是,“马共书写”如何能成为有意义的文献,其所蕴含的讯息与情感如何被理解,才能帮助我们认识到隐藏在叙事背后的意识型态、历史伤痕和社会记忆。

我自忖没有能力定义一个文学概念,但基于论述的需要,我必需提出我对“马共书写”的界定。几经思索,我认为“马共书写”应以马共人物或战斗为故事背景、以历史为创作动机、遵循现实主义文艺教条,以及必需是文学创作;这些作品能体现组织的运作、思维和政治决策,透露各阵营的合作与冲突,展现内部张力;能刻划人性臧否人物,其精神需反映时代的历史意义或世代的生命抉择,也呈现战士们的生活面貌、心灵和处境,等等。

基于此,我将殖民时期的英文创作如韩素音的《餐风饮露》纳入“马共书写”,同时也将殖民官员和西方人士撰写的一批当时代文本列为“马共书写”的报导文学传统。马华作家方面自商晚筠以降,包括唐珉、驼铃、小黑、梁放、李永平、张贵兴、(认真的)黄锦树、黎紫书等人的作品也概括进来。我自然明白纳入与排除之间难以周全,所幸这不是我首重的任务。

文学以外的解读价值

我定义的“马共书写”其实是自我研究需求的投射。当时有两个想法:首先,马华文学素有“以文述史”或“补史之阙”的动机,因此只有当“马共书写”的文献价值得以提升,特别是由马共所书写的“马共书写”更被正视,方能更有效地应用到历史研究里;其次,把“马共书写”留在文学畛域里,就可以把“马共书写”和马共所书写的其他文体区分开。

传记和回忆录自然归属“历史书写”,因为据我对文本的解读及在田野的掌握,这些执笔或口述的作者,无一不以严肃的姿态与身份回顾历史现场,丝毫没有文学动机。论者若没有这层认识,无论对当事人或作品都是冒犯。事实上,两者是共存不悖的关係,也有“互文”的作用。当我们越仔细阅读马共的“历史书写”,就越能辩识出“马共书写”作为创作的历史价值,承认它有其他解读的方式,有文学以外的可能性。

不是直接当作史料用

由于“马共书写”的文学-历史体质,宿命地与历史纠缠,却又因其文学属性而没有被充分理解,因此我比较担心的反而是,将“马共书写”视为纯粹的文学文本分析时,论者可能因为背景掌握不足,对人物和细节生疏,抱持空泛的想像,而抹煞了“以文述史”的传统,产生不适切的历史期待。

我也担心越来越多投入“马共书写”的作家,因缺乏史识的误读,(或如黄锦树那样史识充足但过于天马行空创意无限的顽童),而使持续产出的“马共书写”陷入架空历史的新类型创作,且在数量上凌驾过去半个世纪所累积的朴实作品。如此,即使“马共书写”的文学类型得以成立,它的意义将大为不同。

我主张任何文献都可能是有意义的文本,这并不是说“马共书写”可以当作史料应用,如果硬要混为一谈,就没有对话的空间了。文本不一定是史料,但它们未必不是材料。许多精緻的社会文化生活史研究,皆仰赖文学材料来完成,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而且如何有效使用文学的文本,使研究成果经得起检验,本身就是学术存在的意义。

这些年来,我实在厌倦了一再地说服那些狭隘的、无条件否决创作文本的历史洁癖人士。犹记得2001年当我第一次引用作家韩素音的传记时(注意,是传记而非创作),评论人不问内容劈头就批:“韩素音的东西能看吗?”当时青涩没能回应,但这一充满成见的责问倒启发了我,思考透过文学窥视马共历史的可行性。

金枝芒和贺巾的启示

初读“马共书写”我非常审慎,广泛而有系统的阅读下来,获益匪浅。在马共文献或马共“我方论述”还很匮乏的阶段,“马共书写”帮助我对马共的面貌、马共与外界的双向互/不互动有了基本的概念。“马共书写”林林总总,水平参差不齐,作者局内外人皆有之。这些作品放在一起阅读很激发思考,在交叉比对、彼此辩证下,不时产生或发现问题。这正是我所指的文本视为材料的旨趣!

读到金枝芒和贺巾,使我对“马共书写”一路坚持下来的执着和观察,有了更札实的立论基础。金枝芒被马共奉为“人民文学家”,他的创作资历很深而且持续不辍。他以马共几场著名战役为背景,用文学的形式记录了同志们口述的实际战斗经历。但他身为军中作家,身负教育、宣传和激励士气的任务,使其作品受教条所限,架构单调人物刻板,如共产党战士总是形象高大,而敌人面目狰狞。

不过出乎意料的是,或许出于军旅动荡,金枝芒的创作有许多非常粗糙的、未经修饰的、也相对坦率的描述,很值得细究。身为读者兼研究者,我认为如何解读这些内容,从中判断马共的处境、实作和思维并产生问题,比纯粹阅读小说更有意思。

贺巾是新加坡左翼斗争的当事人,他有非常独特的、跨地域的流亡经历、电台生活和游击生涯。由于新加坡没有武装斗争的环境,马共在此採取了地下斗争路线,当坚持不下去时,又发展出一条印尼流亡路线,但这段历史几乎没有文字材料。

贺巾先后在2004年和2011年出版《巨浪》和《流亡》,很大程度地填补了这个空白。前者率先地为“五一三学运”提供了有力的现身说法,后者对于帮助我们了解新加坡马共的流亡路线、遭遇和经历也起了抛砖引玉作用。自此之后,各方面的口述历史才陆续发表,补充、驳斥或纠正他,不过贺巾的小说还是有效的研究文本。

呈现特殊生活与精神

当同样也来自新加坡的海凡加入“马共书写”的行列,“马共书写”自成一种写作类型的条件更为充实了。我读海凡不免联想到贺巾,他们的共同点是作品人性化,情节合理,人物形象多元,但更为重要的是,两人都深具批判和自我反思意识。不过贺巾拘泥于历史事实,个人经历以外的情节施展不开,小说处处见出谨慎。海凡似乎没有这麽沉重的面向历史的包袱,他的作品淡化了述史动机,更具文学含量。

然而海凡并没有跨出写实主义的文艺框架。海凡谦称他不善于讲故事,他的小说缺乏舖排和想象力,基本上人物都有原型,情节都有所据。他整合同志们的共同特质进行移花接木,再添加推理、揣测和联想来完成他的作品。不过海凡写作也不是完全没有使命的。他认为这些经历里有许多真传奇,异于常情、超乎想像,应得到适当的处理,让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环境下呈现的精神面貌表现出来。于是他要把自己所见、所闻、所理解的这群人的生活和情思,描写出来,留存下来。

这样的写作理念,让海凡的作品自然、轻巧。他把马共战斗生活这种外在于读者经验的创作题材,用直接的方式表达、用通俗的语言呈现,没有累赘的说明,也不担心读者跟不上。他的小说充斥行军术语、游击行话、俗谚和方言,也反映部队的日常与规范,如在深山移动、在雨林求生、飢饿的危机、觅食的技能、出发的荣誉、工作的需要等等。

武装部队的重心固然是战斗,海凡小说也不乏枪林弹雨的生死瞬间,但更核心的却是生活和日常。那些关于种芭、狩猎、过河、割山、佈雷、藏粮、出发、接头、扎营、放哨等等,既是行军所需,也是战士以生命为代价的日常生活。

出于亲身经历,海凡写行军题材非常精彩,其写实程度犹如以小说形式来表现的“行军志”,加上人物内心活动和对话而已。相较于其他题材,如工人生活、地下工作、社会压迫、女性处境等等,就稍嫌薄弱。不过海凡仍旧关注女性角色,他的小说也描写妇女疾病、两性互动、女同志的生理及情绪变化、男同志的语言歧视和实际轻蔑、军中男女的情感流动等等。但海凡对女性经验只有观察而没有体验,所以相关情节点到为止,反而显得隐晦/讳,无法发展成探讨性别的作品,颇为可惜。

另一形式社会生活史

我的研究是从性别的角度去解构“大写”的马共历史,让这场战斗的主体扩大,包容更多主题,拼凑出不一样的历史版图。我认为马共战斗史可以是另一种形式的社会生活史,因此我以日常的实作为主轴,探索马共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阅读海凡,证成我的问题意识和观察:马共这场战斗处处落实生活与家的实践。游击是生活,部队为家。

晚近十年,马共研究的文献越来越充裕,口述历史的累积也越来越丰富广泛,我其实已不为“马共书写”的历史体质进行辩证,让文本自己说话即可。当马共书写,“马共书写”就得以可能,它不必再为补史之阙而存在,而能更多地回归文学本位。

注:原稿投《怡和世纪》第31期,经同意转载,修订成本文。


潘婉明,自由撰稿人、专栏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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