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u bagai seorang pendatang

Ke sempadan yang mengasingkan

Sedang dulu di sini aku bermesra denganmu

Kedatangan tiada sambutan

Dan senyuman tiada balasan

Langkah kaki sampai di sini terhenti

- Francisca Peters, Aku Hanya Pendatang

我和沙林在酷热的天气中交谈，但他脸上没有一丝烦躁，或许他等著有人来探访他很长一段时间了。他以纯正的马来话把自身的遭遇娓娓道来：十岁辍学，十五岁因养父母不时施虐，他选择离家出走，只身来到吉隆坡，从此没再回去吉兰丹。

从他马来语的遣词用字看来，沙林丝毫不像只有小四程度。他言语淡定，思维清晰，甚至还带有一般游离族所没有的自信，说到兴奋处吉兰丹方言就脱口而出。我听不懂，他解释之余还致歉: Maafkan lah, aku ni anak Kelantan。

但我仍然看得出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不是那样地确定，甚至自我质疑。

是马来人吗？

他的迟疑和犹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沙林根本不是马来人。在他五岁的时候，他的亲生父母把他从柬埔寨带到吉兰丹，托养给一个马来家庭。沙林从此落足马来半岛，也未再见过亲生父母一面。他在一个纯马来的环境中成长，但无论是在学校或家里，他从来没有机会选择做一个马来人。

沙林的养父母不曾尝试将他入籍，所以必须付学费，把他寄读于一所当地的国小。之所以辍学，正是因为养父无法再继续负担其学费。又因为不是养父母所出，沙林始终感觉受到其他兄弟姐妹的轻视。

后来，养父母逼他去工作，分担家里的费用。但沙林既无技术，又无适合学历，所以只能打散工。养父母不满意他无法给予更多家用，乃加以毒打。我看著他满身的伤疤，无言以对。

最痛的是心灵

“我最痛的不是身体，而是心灵。”

“Yang sakit tu bukan badan aku, tapi hati。”我可以感觉到自己重复他这句话，然后问为何。

“他们说我既然这么没用，为什么不干脆消失？为什么明知他们穷，还要加重他们的负担？”

接著是彼此的沉默。

“你回去过吉兰丹吗？”我随意地问。

孰知沙林霎时激动起来：“我给他们写过信。你相信吗？他们不来找我也就算了，连信都没回，好像之前十五年，他们家里从来没有我这个人存在过一样！”

在吉隆坡，沙林工作一样不固定。没有身份证，又不是“合法”外劳，他只能凭自己流利的马来话和自学的 日常英语找杂工，只要自己不说破，没人会怀疑他不是马来人。但他毕竟没有银行和公积金户头，一旦雇主要求这些资料，他隔天马上不辞而别。如今政府大举遣返无证件人士，沙林在这片自己熟悉不过的土地上，如惊弓之鸟般惶恐度日，不时转换住处。

这个国家不接受我

结束探访之前，我谨慎地问：“你觉得自己是马来西亚人吗？”

这次沙林很冷静：“感觉就能让我变成这里的人吗？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但这个国家不接受我。如果被抓，也不晓得会被送去哪里；我不懂柬埔寨话，那里也不会要我。”

回去的路上，我千头万绪，不知从何梳理起。沙林的例子其实带出来的议题很多，例如谁才是马来人？他的马来话极其纯正，远胜一般城市长大，说话习惯参杂英语的马来小孩。马来人固然还是一个移动中的概念，但目前国家体制主导马来社群生活各层面的政治现实容不下他这样的“马来人”。

多元文化主义须名符其实。

而我们的社会当中，又有多少这样的个案？即使把新经济政策延长到下个世纪，像沙林这样的人何时才是受益者？当巫青团长高举马来短剑，在镁光灯前耀武扬威的时候，他脑子里头难道会想到类似沙林的群体？

在所谓华巫印三大民族这个人为结构之下，受到压制的是我国社会中许多族群的差异。我们谈到新经济政策，三大族群的情绪激动不已，但如何确保一个在必要时候会毫不犹豫展现其威权本质的政权能够尊重并保障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的诉求和差异？

换句话说，在我国的情境当中，公民权未必有效保障沙林个人的权益。马哈迪时代的马来西亚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确实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随之而来的是更为繁杂的社会结构。不只是所谓的土著政策已经不足以应付国家未来的挑战，就是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三大民族”这个基础，也不能有效处理当前的问题。

我们在为国家的未来设计路向的努力上，需要更多大胆，且更具创意的设想，包括在必要的时候，解构“三大民族”这个“共识”，让更多不在这个范围之内的人可以被纳进来，让多元文化主义能够名符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