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夕乍晓】

近日参加华教团体内部会议，当触及独中课程中国家认同素养的存废时，我提出独中生到国外以后才开始爱国的现象。

事后回想，当时的发言过于简约，会上即有人提议以“乡土认同”取代“国家认同”，约言之，以爱乡土取代爱国，并以它作为独中课程指导方向之一。“国家”（甚至爱国）成为这一代人最忌讳的名词。笔者以为，这种观念或多或少指出了现象本身的问题所在。

爱乡土乃人之常情

平心而论，上述现象不限于独中生，国中华裔生（包括华中生）到了国外深造，也未尝没有这种现象。古人有诗句“胡马依北风，越鸟朝南指”，马来谚语“Hujan emas di negeri orang, hujan batu di negeri sendiri, baik juga negeri sendiri”表达的含义亦相去不远，说明怀乡，不因种族、社会位阶、宗教、价值观或现代化进展之急缓而有别。

最常见的是，这些留学生习惯于周末或假日聚首煮咖喱或烧家乡菜解馋，潜意识中对故乡与故人的思念透过味蕾获得了补偿或暂时的满足。文学研究者说这是味蕾上的乡愁，饮食人类学家则把它纳入离散论述体系，赋予它更深广的意义。

味蕾政治并非仅有的例子。会上一位董事相告，最近他和友人到西安旅游，碰见几个会讲华语的本地马来女孩，他乡遇“故人”，亲切交谈不在话下，让他真正感觉到没有隔阂的交流。对于我在会上提出的问题，他除了迷惘以外，亦颇有同感，故忍不住要告诉我那特殊的感觉。

类似的例子在生活中并非罕见，但为何在国外才有？有人直接了当说是国家认同一体感让他们心灵靠得更近。长期以来，各民族聚族而居，新村、甘榜和园丘公司屋虽相去不远，却少有交集。

华裔国家认同的纠葛

近二十年来，城市化迅速发展，马来乡民大量涌入城市，改变了人们对华人城市的刻板印象。但是，马来人在城里的聚居形式没有太大的改变，华人的情况亦然。按照现有情况，华人和马来人居住空间不同，乡土想像各族有异，在国外巧遇“陌路故人”的亲切感又如何产生？

因此，可以说我们所认知的“乡土”与“乡土认同”只是单纯的一面，作为课程目标远远不够。鉴于大马华文教育产生的特殊性（族群政治与单元教育政策的产物），因此，以“乡土认同”取代“国家认同”并未解决当下面对的问题。

此何异于换汤不换药？问题是：药即存乎，何以换汤？对于60年代出生成长的大马华人而言，国家给他们留下的美好经验与印象实在不多。当他们甫呱呱坠地，独立建国的澎湃热情已离他们远去，族群问题迎面而来。

上学以后，华文教育面对更为严峻的挑战，等到高中毕业上了大学，回首一路走来的崎岖路，结合眼前所见，让他们隐约感觉到问题之所在。面对种种客观情况，这些已成长起来的国立大学华裔生尝试回应，如80年代后半期兴起的校园写作，论者以忧患意识名之，笔者认为更多的是条件反射的情感宣泄，并未跳脱民族本位视角。

与此同时，国立大学华文学会开始关心社会与国家问题，90年代以后，多种由大学文青与社青参与创办的社会与政治评论以及思想性杂志相继出现，“发声”、“呛”、“挑战”、“省思”是他们常用的词汇，体现了本时期国内大学生与离校青年对社会家国的关怀与思辨。惟这些杂志的寿命有限，《小辣椒》的出版时间较长（2000-2004），在新世纪伊始的华裔大专生的思想空间留下了一些涟漪。

大约在同一时期，留台独中生受国内政治形势发展与台湾政治气候逐步松绑的冲击，开始回望这片出生的土地，因而催生了旅台大马青年社和《大马青年》的出版，实践“言论建国，学术报国”之理想，随后曾主辦大马青年文学奖，甚至有一度主辦马来小说翻译比赛。显然独中生已跨越了“乡土认同”，进入到前所未见的国家认同的高度。

但毋庸置疑，首先确实是从乡土本位出发的，那是普遍意义的乡土认同。它与战前华侨时代的乡梓认同观念一脉相承，简单却脱离了历史大叙事脉络，譬如重宗亲、血缘、姓氏、宗祠与家庙多于其他。彼时，华侨重乡土甚于国家，而现代意义的国家观仍在形塑之中。

因此，若以广义的“乡土”取代“国家”是当前独中生与华教工作者的普遍认同，说明了当前华教在现有教育目标下可能被忽视的内部问题与挑战。华教对未来命运的选择仅仅满足于作为小历史的参与者吗？

不能规避“国家认同”

至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何乡土有如许不为人知的陷阱？鲁迅书写《故乡》以及其他乡土小说，一方面是在中国历史跨入现代时期对乡土将亡而作的挽歌，另一方面是对中国文化中的乡土毒瘤（因告而未别）表示的沉痛与呐喊。

鲁迅小说中的乡土，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封建文化的象征，如闰土的沉默与承受、祥林嫂的蒙昧、阿Q的假大空，都是几千年来中国乡土人物的典型。鲁迅的乡土小说，乡土之爱让位于对新社会的憧憬。显然的，鲁迅的故乡与沈从文、汪曾祺的故乡是不同的。鲁迅的乡土是中国现代化的启蒙之书，而现代化即现代意义的国家化。

因此，“乡土认同”的核心问题无法不归结到“国家认同”。回到马来西亚的语境，它历经了西方和日本帝国-殖民主义的蹂躏与践踏，以及继承者对东西方现代化的盲目复制（前三任首相的亲英以及马哈迪的向东学习政策），还能保留多少乡土性？

由此可见，“乡土认同”实际上必须归结到“国家认同”之上，差别是，此“国家”是马来人主权优先的国家，所谓“国家认同”，自然是对马来人主权优先的认同。这个模式也落实到其他意识形态机制，如国家文化政策，以及2010年通过的国家创意工业政策（Dasar Industri Kreatif Negara）。

然而，问题的症结恰恰在此，也是本国华文教育工作者不可规避的问题。易言之，华人谈国家不是空想或空谈，教学中贯彻国家认同更为必要。“国家认同”亦非单一群体说了算，大马华文独立中学何尝不是因应单元国家主义思想和排他性的国家认同而存在迄今？

 

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讲师。习惯于风云卷荡，见不惯优雅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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