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时代】

上月，我到一个组屋村参加由居民举办的开斋节活动。社区位置偏僻，外墙髒黑破落，垃圾无人处理，信箱的盖子几乎全数坏掉，楼下大堂缺乏充足照明，即使在下午时分还是昏暗。

一位青年住户形容，这是“连外劳都不愿来住的地方”；另一位住户接着说，他早前中风，行动不及以前灵活，但想到手停口停，难得工厂老闆不嫌弃，便继续当工厂保安，一天工作12小时，工资只有1200令吉左右。在这一刻，他最关心的问题是，组屋坏了的电梯何时才能修理好，“我每天上下班要爬楼梯回家，走完一层都要停下来休息，好辛苦。”

政党来这里办“选民登记”活动，居民不怎麽热心，反倒是因开斋节活动而准备的沙爹串与冰淇淋更令人期待。全国大选很快便要来到，这里的居民不是不知道，只是治安、卫生与贫穷才是他们每天必须面对的战役，而且也不是所有人能从这场战役中捱过来，有两名居民在这里跳楼自杀，两人自杀的日子前后相隔只有五天。

74%选民经济是关键

组屋里的居民说，“我敢肯定这里没有一户家庭赚超过2000令吉。” 这些月入不超过2000令吉的家庭，多数育有数名孩子、三代人一起生活，过着相当刻苦的生活。

这些基层劳工是马来西亚人口的重要构成，根据统计局数字，马来西亚在2017年的劳动人口总数为1493万，个人入息中位数为1703令吉，而在乡区的个人入息中位数更只得1256令吉。

这些低收入家庭还要面对惊人的物价升幅， 特别是基本生活开销，在过去一年内交通开支增加了10.5%、食用油增加了39.4%、鱼类也涨价了7.2%，这只是过去短短一年内的物价变化。

默迪卡民调中心今年公布的民调显示，74%的受访问选民认为经济因素才是选举中首要关注的课题，比起一直以来政党聚焦的族群问题和政治纷争更为重要。

物价飙涨、放缓的经济发展、有限的就业选择，都为国阵政权带来危机。首相纳吉也明白这一点，因此，他多次强调马来西亚的物价指数是东盟地区最低、国内几乎全民就业，以及政府已经为低下阶层做了很多，包括至今已经发放了190亿的一马援助金。

尽管经济压力已明显是人民最关切的课题，不少评论也认为持续上涨的物价开支会为国阵政权带来不稳定因素，但在日常的政治讨论里，却鲜有政党或政治领袖提出如何改善人民，特别是低下阶层生活困境的解决方案。

政治骂战脱离真实生活

基层的需求长期被忽略，但从马来西亚的人口结构来说，他们才是真正的“沉默大多数”。这些每天营营役役的劳工阶层，对生活现状不满，无暇关心政治，也缺乏发声的平台，他们的政治意向又是如何？

他们有的以政治冷感的姿态出现，领袖们充满激情的政治演讲，无法呼唤这些基层劳工的改革热情。朝野之间的争论不是政治骂战，就是愿景太遥远虚无，脱离他们的真实生活，也没有为人民今天所面对的困境提出出路。

如果参考美国总统选举和英国的脱欧公投，便会发现基层选民更倾向支持保守排外的力量，基层选民把选票投给亲富人的共和党，支持种族主义和充满性别歧视的总统，而另一边厢，美国民主党不再为劳工说话，精英参政脱离基层，无力回应人民对于经济前景的不安， 使得基层市民转而为右翼保守力量添注政治能量。

提出基层劳工政策主轴

马来西亚从未出现政党轮替，但对于执政党的不满也不必然就会转化成反对党的支持力量，如果反对联盟，不管是怎样的结盟状态，要是不能提出人民真正关心的、与生活相关的政策，基层选民可能就会回到原来的、安全的舒适圈：接受执政党在选举前的好处，然后以选票回报，或是在以族群或宗教复兴为号召的政治中寻找安全与归属感。

如果说民间对政治保持失望或观望的情绪，那大抵不是因为改朝换代的不可能，而是人民是否愿意相信生活会因政党轮替变得更好、民主化对于个人具有什麽意义。

与其讨论马来海啸的可能，不如探讨是否能创造基层海啸或劳工海啸，打破历届选举对基层政策缺席的传统，探讨跨种族共同困境的出路，以劳工政策或基层政策作主轴，提出基层政纲，并定下清晰的改革蓝图。

马来西亚现有的扶贫措施，如一马援助金，之所以为人咎病，是因为用意更多是政治上的收买，而非真正协助基层脱离弱势者和等待救援者的位置，也无能解决分配不公的结构。未来的劳工与基层政纲应该包含对首次分配的检讨，拉近劳资失衡的权力位置，例如从检讨最低薪金标准、鼓励组织工会、改革福利制度等做起，使公平正义等美好的愿景，能真正落实在日常具体的生活中。

 

刘嘉美，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毕业后一直在工运圈子打滚。近几年经常进出马来西亚，第一句学会的马来文是 lawan tetap lawan，相信鸡蛋终会战胜高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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