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思明辨】
印尼大学生是1998年5月改革运动的要角，也是推翻苏哈多独裁政权的主要推手。东南亚政治经济学问题专家托马斯宾斯基（Thomas Pepinsky）曾在其著作《经济危机与威权政体的倒台：印尼和马来西亚比较研究》（Economic Crises and the Breakdown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Indonesia and Malays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中指出，苏哈多倒台的主因是印尼华族富商撤资及不再支持苏哈多，跟大学生和社运人所发动的运动关系不大，但我相信，这些富商也是因为从示威看到苏哈多已失民心，不值得继续支持。
印尼学运源自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苏哈多政权的独裁统治在危机中垮台。印尼经济遭受重创，印尼货币大幅度贬值，从1997年6月中的1美元兑3000印尼盾暴跌至1998年年初的1美元兑1万4000印尼盾，跌幅逾366%（1）。这也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许多老百姓因而失去工作。
印尼政府遂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寻求援助，并同意后者要求减免政府补贴的条件，这导致汽油价和电费分别飙升70%和60%，更加重老百姓的生活负担，大规模骚乱因而开始在全国各地发生（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可说是未见其利，先见其弊。
反对苏哈多继任总统
这场金融风暴同样影响正在求学的印尼大学生，他们也不满政府无法解决经济问题。在日惹（Yogyakarta）的加查马达大学（Universitas Gadjah Mada），一群大学生于1998年2月在校内做民调，以征询大学生意见，人民协商大会（简称人协大会）是否应重选苏哈多为总统。
当时印尼总统是由人协大会选出，而不是像现在般由人民直接选出。民调显示逾90%的大学生反对苏哈多继续担任总统，因为他们认为苏哈多掌权太久，而且无法解决印尼的经济和贪腐问题（3）。这项民调结果获得印尼私营电视台和各报章的广泛报导（4）。
然而，在3月的总统选举中，人协大会罔顾民意，依旧选出苏哈多为印尼总统。印尼大学生就开始在全国各地展开示威活动，要求苏哈多下台。维安部队很多时候都采取强硬的手法镇压示威者，结果引发许多暴力事件。
例如，3月，中爪哇的梭罗（Solo）和苏门答腊南部的楠榜（Lampung）发生维安部队企图阻止大学生离开校园，结果引发大学生向他们扔石头的暴力事件。到了4月，苏门答腊最大的城市棉兰（Medan）更发生大学生向维安部队抛手榴弹的事件（5）。
为了镇压示威活动，以苏哈多女婿普拉博沃（Prabowo）的陆军特种部队（Komando Pasukan Khusus，简称Kopassus）更在1998年2月和5月之间逮捕22名学运分子和社运人，并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将他们监禁。这些学运分子和社运人在扣留所中受尽拷打和电击，导致一人丧生。当中9名被扣留者后来获释，但另外12名迄今仍下落不明（6）。
到了5月12日，当4名来自雅加达帝利沙地大学（Universitas Trisakti）的大学生在示威活动中被军人枪杀后，民众对苏哈多政权的不满达到了极限，许多老百姓也参与示威要求政府改革。
5月18日，数十名学运分子前往国会大厦，要求人协大会召开特别会议弹劾苏哈多。他们也获得在场维持秩序的军官的同意，占据国会大厦。隔天早晨，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纷纷乘坐巴士抵达现场参与占据国会大厦行动，有者甚至爬上了大厦屋顶，此景顿时成为印尼改革运动的主要象征（7）。
普拉博沃仍举足轻重
一些学运分子认为，身在现场的军官之所以允许他们占据国会大厦，是因为在帝利沙地大学的大学生被枪杀后，民众对军方的不满达到顶峰，这对军方形成巨大压力，因此军官毫无其他选择而让在场的大学生占据国会大厦（8）。
之后，一些内阁成员宣布辞职，苏哈多眼见大势已去，终于在5月21日宣布下台，由副手哈比比接任总统一职。长达32年的强人统治就这样结束了。
印尼在苏哈多下台后走向民主化，新政府恢复多党制以及放宽新闻和言论自由，国会也通过新法令，赋予人民权利，分别从2004年和2005年开始直接选出总统和地方首长。
然而，讽刺的是，当年涉嫌逮捕与虐待22名学运分子和社运人的前陆军特种部队领袖普拉博沃和其同僚迄今仍未受到制裁，相反地，普拉博沃在政坛依然举足轻重，且是目前印尼第三大政党大印尼运动党（Partai Gerakan Indonesia Raya，简称Gerindra）党魁。他也是2014年总统选举的候选人，但最终不敌对手佐科威。
更甚的是，当年被陆军特种部队逮捕的其中两名学运分子数年前转态支持普拉博沃，并加入后者所领导的大印尼运动党。他们也参选2009年的普选，并当选为该党的国会议员（9）。
无法回应政治新局势
这显示在改革开放后，印尼的改革分子仍无法形成抗衡政治旧势力的政治力量，导致旧势力在印尼政坛一直阴魂不散，最近雅加达前省长钟万学被判亵渎伊斯兰教罪名成立而获刑两年即是一个例子（10）。
而且，印尼学运在苏哈多下台后已不如之前般活跃，其影响力也变得削弱了许多，这主要是跟三个因素有关。
第一，1998年的学运分子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推翻苏哈多，却对复杂的政治新局势缺乏应付的准备，以致无法维持先前的动力（11）。
第二，在新政府恢复多党制后，不少政党都想招收更多年轻成员，其中一项管道即通过大学学生团体招募新成员。目前，印尼不少大学学生团体其实是某些政党的非正式青年支部，例如亲公正福利党（Partai Keadilan Sejahtera，简称PKS）的印尼伊斯兰学生行动联盟（Kesatuan Aksi Mahasiswa Muslim Indonesia，简称KAMMI）、亲从业党（Partai Golongan Karya，简称Golkar）的伊斯兰学生会（Himpunan Mahasiswa Islam，简称HMI）以及亲印尼民主斗争党（Partai Demokrasi Indonesia Perjuangan，简称PDI-P）的印尼全国大学生运动组织（Gerakan Mahasiswa Nasional Indonesia，简称GMNI）（12）。这间接分化了大学生，使到学运分子之间不容易凝聚成一股力量。
第三，后苏哈多时代的印尼学运也深受全球化的影响，不少大学生变得较重视追求金钱和物质享受，对社运不再感兴趣（13）。
无论如何，这一切并不能抹杀印尼1998年学运对该国改革运动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如果没有这场学运，相信苏哈多将会掌权更久，印尼的民主化也肯定会延缓。
注释：
1. 见“The Weaking of Rupiah and Property Market in Indonesia”，Satyatama Graha Tara （SGT）网站，2013年9月6日。
2. 见Amy L. Freedman，Political Change and Consolidation：Democracy’s Rocky Road in Thailand，Indonesia，South Korea，and Malaysia（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6年), 页15。
3. 见Ikrar Nusa Bhakti，“Trends in Indonesian Student Movements in 1998”， 收录于Geoff Forrester与R. J. May编著，The Fall of Soeharto（Singapore：Select Books，1999年），页173-174。
4. 同上。
5. 见Edward Aspinall，“The Indonesian student uprising of 1998”，收录于Arief Budiman、Barbara Hatley与Damien Kingsbury编著，Reformasi：Crisis and Change in Indonesia（Clayton：Monash Asia Institute，1999年），页215-216。
6. 见Joseph Daves，“The Kidnapping and Disappearance of Political Dissidents”，The Indonesian Army网站，2014年7月4日；Risky Hartono，“Activist on Being Tortured by the Man Who Could Be Indonesia's Next President”，Vice News，2014年5月13日。
7. 见Edward Aspinall，“The Indonesian student uprising of 1998”，页217-218。
8. 同上。
9. 见Marcus Mietzner，“Fighting the Hellbounds：Pro-democracy Activists and Party Politics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第43卷第1期（2013年2月），页43-44。
10. 详情可参考拙文“钟万学判囚成因”，《当今大马》，2017年6月6日，。
11. 见Fauzan, “印尼学生运动”，夏潮联合会网站，。
12. 见Cornila Desyana，“KAMMI，Sayap Kampus Tak Resmi PKS”，Tempo，2013年2月9日，；Adeline M. Tumenggung与Yanuar Nugroho，“Marooned in the Junction：Indonesian Youth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收录于Beate Martin编著，Go！：Young Progressives in Southeast Asia（Manila：Friedrich Ebert Stiftung，2005年），页38。
13. 见Adeline M. Tumenggung与Yanuar Nugroho，“Marooned in the Junction：Indonesian Youth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收录于Beate Martin编著，Go！：Young Progressives in Southeast Asia（Manila：Friedrich Ebert Stiftung，2005年），页55-56。
钟武凌，出生于吉打亚罗士打市，霹雳怡保市长大，2014年考获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为马来亚大学高级讲师。她的毕业论文是关于华裔印尼人在后苏哈多时代印尼的民主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除了华人社会，其研究兴趣也包括政治社会学、族群关系以及印尼和马来西亚社会与政治。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