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筑梦】

吃一顿饭是我们日常生活必须完成的小事，你可曾想过一百多年前来到南国筑梦的华人劳工，他们伙食的面貌？在这一期的专栏，我们就来看看当时马来半岛最大的矿区拿律（即今天的太平)，当地的矿工平常到底吃些甚么？更重要的是，他们日平常的一顿饭，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其他地方的地理角色以及促成地与地之间的共生关系？

一顿饭能对其他地方造成影响听起来好像有点夸张，然而，若是成千上万的人，他们一天三餐的伙食都大致相同的话，那么这顿饭的影响力就非常大了。矿工饭碗中的食物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锡矿业是劳力非常密集的产业。

据1870年代的统计，拿律规模约20多英亩的矿场，人数可以达到300人，反观以胡椒、甘蜜种植为主的农业区—柔佛，一个达50英亩的园丘(相当于28个武吉加里尔足球场草坪的大小)，所需要的劳动力只有9至10人。

拿律是一百多年前全马最大且最重要的锡矿产区，在1872年初拿律人口达到饱和时，华人人口估计就有4万人，1879年拿律战争之后，该县也有1万7000多人，而当时期（1881年）整个威省华人人口的总和，也只有2万2000多人。

拿律虽然人多，但约八成的人口都从事矿业，当地马来人的稻作面积不大，无法应付需求，因此矿区华人所需的粮食大部分都必须仰赖进口，换句话说，矿区无法自给自足的特性已构成庞大的市场，成为推动本区商品经济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那么，究竟在当时是哪一些食物对其他地方带来影响呢？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拿律矿工们饭碗里头到底装了些什么？

拿律矿工碗里的食物

虽然目前尚未找到专门记载本地早期庶民饮食细节的纪录，但所幸我们还能从1860至70年代拿律战争期间，一些受害者向英国警方报失的物品中一窥当时人们的伙食内容。

其中Ung Ah Sin和伍庚辰两名矿主的清单列得较为详细，在粮食方面，Ung Ah Sin的报失物品主要有米（约2400公斤）、咸鱼（约32公斤）、咸猪肉（约42公斤）以及咸虾（2瓶）。伍庚辰损失的主要有米（约3600公斤)、鱼（约5公斤）、咸鱼（4箩）、猪（7头）、禽畜（50只）、虾米（约5公斤）、咸虾（3罐），以及咸鱼（约16公斤）。

从上面的物资来看，白米、咸鱼、猪、鸡、鸭、虾米、咸虾都是矿工重要的粮食。在这之中，白米、鸡、猪和咸鱼所占的比重是最大的，至于他们的日常如何吃？如何搭配料理？我们无从得知。

但是霹雳副参政司史必迪上尉（Captain Speedy）于1874年底向海峡殖民地总督提呈的拿律施政报告书当中，至少为我们提供了较明确的解答，原来咸鱼配饭就是拿律一般矿工最常吃的一餐！他甚至在报告中斩钉截铁地表示，当地华人所出现的一些常见的疾病，就是因为吃太多咸鱼所致！

事实上，Speedy所见的并非是孤立个案，根据伯治（James W. W. Birch，未来的霹雳参政司）同一时期（1874年）对双溪乌绒（今芙蓉一带）矿场的记录，也提及当地伙食也是以白饭、咸鱼为主。此外，在1874年瑞天咸（Frank Swettenham）与毕麒麟（William A. Pickering）等人到拿律一带协调战后社会秩序时，他们吃的主要也是白饭和咸鱼。

当然，除了这两者之外，他们可能也有搭配青菜、辣椒等等的食材，但从上述记载可以确定的是，咸鱼与白饭是矿工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伙食。

照片1：渔民晒制的咸鱼（资料来源：林爱莉2009年摄于瓜拉牛拉）

白饭与咸鱼

白饭本来就是闽粤华人的主食，至今亦然，因此并不稀奇，比较特别的是与饭搭配的咸鱼。咸鱼在纪录中的量虽然不多，但却超越鸡、猪成为当时矿工的主食，原因在于咸鱼是经过脱水晒干的食材，因此32公斤的咸鱼数量是很大的，它会比7头猪更能喂饱矿工们的肚子。

此外，咸鱼由于味道较重，所以少量的咸鱼可以搭配大量的白饭，对于烈日下从事体力劳作的矿工而言，是补充肉类蛋白质、盐分，以及追求饱足感的来源。虽然咸鱼的功能十分“应景”，但是咸鱼的出现更多是出于成本的考量，经过腌制的咸鱼在没有冷藏技术下能长久保存，且可大量进购，是成本低廉的肉类，因此深获头家、矿主的青睐。

那么，究竟矿工简单的一餐咸鱼配饭如何对周边地方造成影响呢？

白米需求对周边的影响

白米方面，矿区庞大的米粮需求也促成了本地区的区域分工的因素之一，拿律稻米大多由居住在槟城的矿场股东所提供，有趣的是，这些矿场股东也是白米贸易商，他们也因为矿区的利益而注资拿律，巩固米粮销路。

透过这层关系，我们可以看到槟城最重要米商家族，像是林清德（林/潘兴隆之子）、陈西祥（林宁绰之妻）、林耀樁（林宁绰次子）在早期拿律庙宇都出现捐款纪录。

照片2：太平庙碑上的槟城白米巨商（光绪31年，1905）（资料来源：白伟权2015年1月27日摄于太平和善堂）

由于槟城产米不多，因此这些白米贸易商从威省、吉打、北霹雳的吉辇，甚至暹罗、缅甸等地进口，经过碾米加工之后，才出口到拿律。虽然拿律不是槟城稻米贸易的唯一市场，但它的市场比重强化了这些地区作为稻米产地的地理角色，同时也巩固了槟城作为转口贸易中心的地位。

必须注意的是，曾经有一段时期（英治之前）槟城—拿律的贸易还是属于国际贸易！


照片3：威省中部的稻田（资料来源：白伟权2012年1月27日摄于威省）

与矿区共生的华人渔村

同样地，拿律矿工饭碗中的咸鱼也为另一个地区造成影响。虽然拿律海岸原来就有一些马来渔村，但是马来渔民的鱼获无法满足庞大的市场需求，因此吸引华人来此业鱼，进而使沿海地带冒起许多大大小小的渔村，改变原有的地景。

由于咸鱼是重要的消费品，因而也与鸦片、酒、当铺、赌场等经济项目并列，成为拿律地区的饷码内容，这些渔村的咸鱼饷码也是由拿律矿场的股东所控制，他们也是槟城的公司（会党）领袖。

在1870年代拿律战争之前，当地岸外就已经出现的渔村有瓜拉古楼，它在1874年就已经有约300名渔民，是该区最大的渔村。古楼渔民和海山矿区的拥有结盟的关系，1860年代战争中逃亡槟城的义兴首领曾在此被抓，1870年代的战争中，这个渔村也作为接济海山矿区物资的基地。另一个福建人为主的渔村是Telok Rubiah，至少在1860年代就已经存在。

再来是潮州人为主的角头渔村，它至少在1850年代便已经存在，到了1880年代末曾有100多名渔民。拿律岸外其他在1870年代中以前便已经出现的华人渔村还有Sg. Ayer Mati、牛拉、Kelumpang、Selinsing、老港、Sg. Sangga Kecil、十八丁，及大直弄等。

时至今日，虽然拿律矿区已经不复存在，太平也有严重人口外流的现象，但是曾经的繁荣却也令该区岸外留下许多的渔村，他们至今有的没落消失、有的茁壮成长，有的甚至扩散至附近地区。

拿律矿区与岸外渔村的共生关系当然不是孤立的个案，环顾马来半岛西海岸的渔村，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一线的华人渔村大多集中在中北马矿业曾经兴盛一时的地区，特别是雪兰莪和霹雳沿海，足见矿区庞大市场需求对渔村形成的影响力。


图4：拿律沿海的十八丁渔村（资料来源：白伟权2015年8月23日摄）

我们生活中的一顿饭看起来毫不起眼，但却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周遭或是地球上另一个角落的地理角色，并连接出地与地之间的紧密关系。咸鱼配饭，一个我们已经淡忘的主食，在百年前却因为环境、成本与技术的考量而在拿律矿工的餐桌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更重要的是，这碗简单的咸鱼白饭强化了槟城作为区域贸易核心，以及威省、吉打等地作为稻米产区的地理角色，同时也令岸外的红树林地带兴起一座座的华人渔村，形成一种区域分工的现象。

回头想想，我们今天的一餐，又对周边的地理环境带来甚么样的影响呢？


参考文献
Birch, James Wheeler Woodford. (1976). The Journals of J. W. W. Birch: First British Resident to Perak, 1874-1875. Kuala Lumpu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1111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Affairs of Certain Native States in the Malay Peninsula, in the Neighbourhood, 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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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w, A. T. (1891). The Fishing Industry of Krian and Kurau, Perak.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3, 95-122
Doyle, Patrick. (1879). Tin Mining in Larut. London: E. & F. N. S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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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ttenham, A. Frank. (1975). Sir Frank Swettenham's Malayan Journals, 1874-1876. Kuala Lumpur,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u, Xiao-An. (2010). Chinese Busines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 1882-1941: Kedah and Penang. Singapore: NUS Press.

白伟权，新山人，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博士，东吴大学兼任助理教授。关注本土历史与文化，著有《柔佛新山华人社会的变迁与整合:1855-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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