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筑梦】

上一期专栏讲述拿律矿工日常的一餐咸鱼配白饭，如何因为庞大的需求而促成拿律与周边地区区域分工，进而逐渐影响附近地区所扮演的角色。本期所要关注的是拿律矿工饭后的一口鸦片烟。

1870年代，英国刚接管拿律时，1石的白米和咸鱼市价分别为4.20元以及6元，但是一球（0.03石）的鸦片却要价18元，可想而知鸦片的单位价格远比粮食来得高。那么，成千上万名矿工每天吞云吐雾的习惯，又会对区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顶端大图：19世纪华人吸食鸦片的情景。资料来源：澳洲国家图书馆。

边区开发的驱力

19世纪中叶以前，海峡殖民地槟城、马六甲、新加坡是本区商业发达、华人聚集的国际贸易港市（图1），对当地许多的华人而言，马来半岛内陆仍然是一片混沌未开、充满瘴疠的化外之地，若非不得已，一般人并不太愿意前往生活。拿律尚未发现锡矿之前，正是属于这类核心港市以外的边区。在发现锡矿之后，华人才开始进入这些边区。

虽然锡矿业在今人眼中是稳赚的产业，但是对当时居于贸易港市的华人头家（资本家）而言并不见得如此，因为锡矿资源蕴藏量以及分布有很高的不稳定性，矿场的探地、清芭、搭建也需要大量资金，构成沉重的经济负担。

此外，在矿场尚未获利前，头家还需要先负担大量劳力成本，包含招募矿工的费用、矿场人员的工资，以及每天的伙食等。再者，即使矿地顺利开挖，锡矿价格也经常受到市场供需影响，而有所波动。

图1：马来半岛地区的贸易港市。

由此看来，投资锡矿就像是走钢线，获利则大富大贵，失利则掉入万丈深渊，各种记载上便有许多矿场因上述因素而倒闭、易手的案例。因此投资像拿律这类矿业边区对当时贸易港市的头家而言，仍有着许多的风险考量，并非必然趋之若鹜。

但是，若将鸦片作为锡矿的“搭档”共同作为投资考量的话，却能够在此过程中降低头家的投资风险，让原来不稳定的形势“华丽转身”，甚至成为包赚的产业。究竟这项商品有什么能耐？答案可能隐藏在拿律矿工的日常生活习惯当中。

生活少不了鸦片

抽鸦片虽然表面上是华人普遍的习惯，但鸦片的消费者其实有明显的阶级之分，根据19世纪新加坡英商John Anderson对马来亚地区的考察，经济条件较好的土生华人吸食鸦片比例较小，大约不超过7.5%，反倒是社经条件较低的新客劳工才是消费的大宗！

对许多矿工而言，他们或许可以不进食，但绝不能少抽一次鸦片，因此苦力的日常生活少不了鸦片。在矿地工作的苦力矿工必须抵受日晒雨淋，以及长时间泡水，他们在这种恶劣环境底下辛苦工作后其实没有其他的娱乐，因此抽鸦片成为矿工最简单的快乐享受，藉一口鸦片忘却苦闷，消解忧愁，也纾解一天的疲惫。更有许多人在饭前、饭后以及休息时，都要抽上一口鸦片。除了因为鸦片瘾之外，当时人们也以鸦片来缓解病痛，特别是痢疾、疟疾、脚气病等疾病。

1870年代末，英国矿业工程师Doyle到访拿律时，也忍不住记载拿律矿工普遍吸食鸦片的情景。他说到，矿工白天工作，晚上藉由烟枪纾解一天的疲劳。除了拿律矿区，Pasqual在雪兰莪矿工宿舍的所见也做了记录。

Pasqual见到矿工的睡垫旁，放置几样私人物品，有茶壶、鸦片枪以及用作照明及点燃鸦片的灯火，从这些配置可知鸦片对边区矿工的重要。在拿律1874年底的税收当中，鸦片便有约1万8000元，占该年税收份额的18%，仅次于锡矿税的69%。在1890年代末，拿律约有75%矿工有吸食鸦片的习惯。

鸦片买卖潜规则

虽然咸鱼白饭和鸦片一样都是矿工日常不可或缺的物品，但所不同的是，前者大多是由头家、矿主所负担，后者则是矿工自费向矿场头家购买，因此拿律数万名矿工每天吞云吐雾的习惯，无形中成为头家获利的庞大消费市场。

按照当时的潜规则，有份投资矿场的头家，便有权垄断矿场内部的鸦片销售。在此情况下，矿工不允许在其他地方购买矿场已经有售卖的产品。除了鸦片之外，其他日用品当然也在垄断项目之列，但仍以鸦片的销量最大，获利最高。

不仅如此，当时的潜规则也允许头家以较高的市场价格向矿工贩售鸦片，根据霹雳首任参政司毕治（J. W. W. Birch）的记载，在1875年，拿律矿工所购买到的鸦片，就比原来的价格贵了约77%。

换句话说，矿场头家所负担的开矿成本虽然高，但是从左手支付给矿工的工资，在右手又可以藉由鸦片销售来回收矿工的生产所得，从而也提高经营矿场的边际利益。这样的制度使得头家在这些日常必须品提供的回酬率每年高达36%。

由此可见，殖民港市的头家注资开发马来半岛边区之后，并不只是单纯经营矿业，他们也同时扩张商品消费市场。根据海峡殖民地年鉴，在1881年，拿律县的华人就有1万7358人，不仅超越当时威省的1万4000人，也直逼槟岛的2万2720人，而这已经是拿律战争后人口大量减少及外流的数字了。

因此，掌控槟城鸦片来源，便等同于掌握拿律的庞大市场。在此情况下，大大提高资本家的投资意愿，许多人都竞相投资矿场，以作为产品倾销的目的地。因此，可以看到槟城许多拥有厚实经济和社会势力的鸦片包税商在拿律都拥有巨大矿业利益，例如大伯公会的邱天德家族、和胜会的辜上达家族、义兴的胡维棋等人。

一些经营矿业起家的拿律矿主，也投身于鸦片包税活动之列，例如海山会的郑景贵、义兴—和合社的陈亚炎等人（图2）。前述所提及者都是马来西亚历史上家喻户晓的槟城头家、公司领袖，在拿律的庙宇、义山也经常能够见到他们及其家族的捐献记录。

图2：郑景贵、邱天德、辜上达、陈亚炎（左起）。

诚如澳洲学者Trocki所言，鸦片是驱动整个东南亚华人资本主义（Chinese capitalism）与商品经济的重要商品，其消费加速核心港市资金向内陆边区挹注，成为边区开发的重要推手。

对矿业边区拿律而言，矿工在吞云吐雾间，正加速槟城与拿律之间的资金运转，然而无奈的是，矿工所赚取的辛劳（今称薪资）也在换取鸦片的过程中化为推进边区开发的养分，消融在拿律的土壤之中。


参考文献
1. Birch, James Wheeler Woodford. (1976). The Journals of J. W. W. Birch: First British Resident to Perak, 1874-1875. Kuala Lumpu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C.1320 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affairs of certain native states in the Malay Peninsula,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75
3. Doyle, Patrick. (1879). Tin Mining in Larut. London: E. & F. N. Spon.
4.Pasqual, Joseph Christopher. (1895). Chinese Tin Mining in Selangor I. The Selangor Journal: Jotting Past and Present. 2(4), 25-29.
5. Singapore and Straits Directory (Singapore: 1881).
6. Trocki, A. Carl. (1990). Opium and Empire: Chinese Society in Colonial Singapore, 1800-1910. Ithaca;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7. Trocki, A. Carl. (2002). Opium and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Capitalism i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3,297–314.
8. Wright, Arnold., & Cartwright, H. A. (Eds.). (1908).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9. （1894）. First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Opium: with Minutes of evidence and appendices, Vol 5. London: Printed for H.M. Stationery Off., by Eyre and Spottiswoode.

白伟权，新山人，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博士，东吴大学兼任助理教授。关注本土历史与文化，著有《柔佛新山华人社会的变迁与整合:1855-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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