寰宇电视AEC台的《就事论事》移师新山，讨论办华文大专的课题。席间有观众表示所谓的南洋大学精神和华教斗争都是“上世纪的事” ，而华社民办的三所学院不但素质欠佳，更浪费资源。他认为办大学不实际，因为私立学院林立，对许多华裔家长而言，孩子的深造问题可迎刃而解。

这位观众的意见，不过是反映了我接触过的很多中产阶级华裔家长的看法，即民族主义对他们已经没有了吸引力。国家在过去十几年发展压倒一切的政策执行过程中，让不少华裔受益；而私立学院如雨后春笋冒起，确实舒缓了华社在教育方面的一些怨气。今天我们无法靠发动民族悲情来捍卫民族教育，一方面是教育机会显著增加(包括到中港台) ，一方面是大家的生活都比从前好过。坦白说，如今三、四十岁的中产阶级华裔当中，有多少人的生活能比其父母辈们悲苦？

和我颇为熟络的香港浸信会大学社会学系的丘延亮教授，外号阿肥。他曾经问我，“你们马来西亚华人干嘛老是要办形式上的大学？得了未必拥有，不得未必失去，搞个社区大学不是更理想？”

我于是尝试向他分析马来西亚华人要办大学，不只是因为让本地的华文教育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在我看来，更是一种政治行动，希望华人在独立建国过程中的贡献和付出能够得到认可。这就是文化公民权理论大师Will Kymlicka所说的，少数群体争取在公共领域得到认可是对多数群体或国家族国建构的一种反应。

当然，阿肥有他的道理，即认为今天各国主流大学未必就能造就像样的大学生，也未必就能够传授所谓的知识。台湾社区大学和德国的民众学院(Volkshochschuele) 固然有其成功之处，但我国华社在教育方面的问题错综复杂，阿肥所谈的，恐怕是另一个层次上的东西。

教育权力与教育机会

只是，持有民办华文大专不过是资源浪费且不切实际看法的人，他们所忽略的是两个重要课题：一是教育权力，二是教育机会。

在普世人权宣言中，教育是重要的一环。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选择以本身的语文接受教育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注意，我谈的是选择，并非强制。国家应该提供的就是这么一个选择的空间。定居美国的马来专业医生，也是英文版《今日大马》专栏作者Bakri Musa在其《再谈马来人的困境》(The Malay Dilemma Revisited) 一书中曾表示如果欧美纽澳的华裔移民可以接受英语教育，马来西亚华人何以要排斥马来学校。Bakri所忽视的，是马来西亚华裔不是新移民，而是建国者-我们的地位和印度人，马来人以及其他族群同样平等，本就不该有先后之分。移居西方的华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去享受那边现有的经济成果，但马来西亚的华裔和其他民族从独立那一刻开始就胼手胝足参与打造国民经济。就公民意义而言，和其他地区的华裔移民不可同日而语。

既然如此，国家在体制上限制非马来人的母语教育，我们据理力争本就无可非议之处。但在享受了过去多年‘经济繁荣’ 的成果之后，却有人在公民权力上让步，退而求其次，不愿去碰公民权这个蜂窝，所以才会把华文大专院校看成是一种累赘。又或者是如当日和我同台的莫顺宗所说，执政当局学聪明了，以小开放的甜头淡化了我们的公民意识，亦非不可能。

当然，在这片土地上还住着不少为我国的经济作出贡献的难民和外劳，他们虽然都不是公民，但他们孩子的教育也应该是我们关注的议题。这里提出来，不过是强调公民权这个概念本质上就有其局限和排他性，我们在行使公民权力之时，万万不可陷入公民-非公民的狭窄二分思维。

其二是教育机会。对经济能力不成问题的华裔家庭而言，我国的高等教育不曾如今日般普及，以英语为媒介的私立院校随处可见，让人有受宠若惊的错觉。尽管如此

，收费相对廉宜的国立大学依然是多数华裔家长的首选，说明了昂贵的私教并非一般人负担得起。国立大学录取学生程序中的偏差始终没有明显改善，也使不少家长继续为孩子的大专教育白了头发，伤了心神。这里就点出问题的核心：国立大学和私立院校仍然不能确保来自乡区或贫穷家庭的孩子能够获得他们应有的高等教育，因此民间有必要争办收费合理，有教无类的大专院校。

也有人会问：既然今天中国，台湾和香港升学的机会这么多，马来西亚国内还需要华文大专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先看看胡适先生在1947提出《十年高等教育计划》时候说的话。他认为当时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不但是学生要出国求知，更要把国内的大专办好，让经济能力有限的中国学生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使国家可以不必远求他国。

根据胡适先生的这个说法，中港台固然为我国的华裔学生提供不少的升学机会，但我们最终究竟要不要华文教育在本土扎根，既在地，又切合国情和需要？以今天马来西亚华社的能力和资源来看，如果我们连本土的华人研究还要仰仗中港台，岂能不汗颜？

华社自身的障碍

华社有教育机会的问题，住在园丘的印度人和其他土著社群面对的困境也一样，国立大专僧多粥少，还要和体制的不公平周旋；而私立学院也根本不把他们列为市场考量。这样的人口究竟有多大？平常习惯了相对舒适生活的中产阶级恐怕很少去思考这个问题的严重。

写这篇文章，不过是为了点出申办华文大专的过程中，阻力除了可以来自执政当局，更可以是来自华社本身。有人掌握了英文，就认为“反对英语教数理”是在搞民族情绪，而没有看到公民权力的层面；更有人晋升成为中产阶级，就忘记了同一个社群当中相对弱势的人的教育需求。如何处理来自华社本身的障碍，对华教人士和董教总的能耐和智慧而言，恐怕是更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