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大马》 观点

女性与政治:〈三八节有感〉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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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手的天真】

“‘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丁玲在1942年的〈三八节有感〉一文里噼头就问。3月8日这天,妇女节与性别平权及革命斗争的关联已不被提起,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专为女性订制”的消费明目,彷彿在这一天,女人更值得被宠爱、被呵护。

丁玲在丈夫胡也频被国民党杀害后便加入共产党,后在1936年远赴延安,成为第一个抵达延安的文人,鼓舞了共党士气。自此,书写《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现代女作家成了典型的“延安文人”。

然而,虽受毛泽东盛赞,丁玲之后的日子也不顺遂,〈三八节有感〉便是她在整风运动遭批评的开始。此文感叹延安女性面对的种种问题,批评党内握有权力的男性,引起高度关注,随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受到严厉谴责。

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提及,女同志在延安总得到各种非议,说她们“吃胖了”,或嘲笑“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艺术家在延安找不到漂亮情人”等。

丁玲说,在延安的女人终究得结婚,因“不结婚更有罪恶”,将引来更多的造谣和污蔑。然而,和谁结婚呢?结了婚难免有孩子,孩子谁照顾呢?最后,延安女性被嘲笑为“回到家庭的娜拉”(注1),不再和其他同志站在改革前进的道路上,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

仍有时代意义

半世纪之后的今天读〈三八节有感〉,仍看见其当代意义,因女性仍然面对当年丁玲所面对的问题。尤其是如她一样的进步女性,为国家为政治不害怕牺牲而战斗,却被视为无论如何都得结婚生子的女性。

在需要人战斗时,就有人提出女性能顶半边天的说法(毛泽东作诗赠丁玲“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但女性最终总被还原为一名“女性”,无法逃离她被赋予的性别刻板角色。

丁玲说,为了继续斗争(在当代语境可能是继续在外工作),女性尝试各种避孕和堕胎方法,或想办法找人托管孩子,却得到男同志的质疑:“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

回到当代,重要的问题是家务工不受薪,导致女性担任母职成了牺牲者。不受薪的劳力被视为没有生产力,而其实资本主义正是仰赖这些不受薪劳力,来支持和维护受薪劳力的良好品质——工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满足。因此,不受薪劳力是高度性别化的。这也是为何女性进入职场的比例在今天仍然低得令人惊讶——2016年,马来西亚只有54.3%的女性进入职场,而男性则是80.2%。

更甚的是,女性只佔马来西亚职场劳动力的38.6%。单看这个38.6%的数字,便可断言目前谈30%女性国会议员保障名额,似乎还太“超前”了。大马国会下议院的女性议员20年来一直只佔10%左右,根据国际国会联盟(Inter-Parliamentary Union)的数据,在190个国家中排名第155 。

女性固打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需要对症下药,解决女性无法进入职场、无法成为政治人物的原因。以及,这些女性成了议员后,是否会推行更有助性别平等的政策。

女性固打成象征口号

许多政党和组织在提及保障女性权利和固打制时,容易变成象征式的政治正确行径(“妳要求,我提供”)。政党在一些课题上加入女性诉求,声称照顾女性权利(“别说没有啊,我不是给了吗”),而不是以女性主义理念贯彻到政党体制内。

换言之,这些“女性问题”从未成为“女性主义问题”,只谈及女人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上的角色,不处理性别不平等其实是父权体制造成的问题。以至于男女在家庭、工作和社会上不平等,以及男性主宰女性的事实从未被打破,女性只获得“部分赋权”。

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也揭示了另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长期不愉快的婚姻。社会主义者被认为过于强调阶级,而忽略其他形塑权力的元素,如父权、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恐同和排外等。与此同时,女性主义者也被批评过于关注个人权利(“个人即政治”的口号是20世纪妇权运动核心),而不关注集体斗争,甚至分化工人阶级。

无论在丁玲的时代或是当代政治局势,总会有“更重要”、“更急迫”的问题待处理,如政权更迭、首长下台或推翻资本主义等,皆旨在通往更平等和公义的社会。然而,在这些政治话语中,往往充斥着无尽的性别和种族歧视言论,彷彿朝向更平等和公义的斗争时,女性和他族并不在范畴中。

不是“偶尔”的女性议程

选举来临,出现在“两个烂苹果”之外想推动左翼第三势力的组织,如社会主义党、左翼联盟的《99%人民宣言》、大马青年(Malaysia Muda)等,将女性问题放置在其左翼议程的重要位置。在这里,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互相依存,缺一不可。

而我们需要继续扣问,如何在现有政治体制下提供一个替代的选择,一个贯彻女性主义理念、旨在消除不平等和不公义的选择,而不是“偶尔”的女性主义议程。

丁玲问,何时才能不特别提妇女、不重视妇女?这里,她并非反对突出女性问题或女性固打;反之,是当女性主义已内化为社会的肌理,如呼吸般自然无需算计之时,妇女的问题才无需被特别提起。就如,当一年364天都是“男人节”时,我们便无需再创这个节日来纪念男人的伟大。

注释

1. 娜拉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代表作《玩偶之家》的女主角,她选择离开家庭寻找个人自由。鲁迅在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中提及女性在社会的命运: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苏颖欣,独立研究者,关注文学、历史与文化。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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