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大马》 观点

中学教育:空洞化、出走潮与国家危机

发表于  |  更新于

【精选书摘】

2017年9月,吉隆坡一所伊斯兰宗教中学发生大火,造成23名师生丧命。事后调查发现,这是一宗人为纵火案,而肇事者竟然是7名年龄介于11至18岁的马来裔青少年,他们与这所中学的学生发生口角而怀恨在心,终于引发悲剧。纵火的少年大都有吸毒和偷车等犯罪前科。这起纵火案,不只烧出了马来西亚教育崩坏的危机,也烧出一个民族的危机,反映出下一代国民的精神萎靡和素养低落的问题。

我国中学教育崩坏的局面,除了反映在学习能力低落,也在教育思维、公民素养,以及学校管理上,皆面临重重困境。无论是国际上各项评估和研究报告,以及国人对公立教育体系的失望和不满,都反映了我国中学教育的体制生态,已到岌岌可危的地步。上述宗教中学纵火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马来西亚的中学入学率近年已达到相当高水平,也有部分办学优良的中学,培养出一群资优学生,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他们只是处在教育资源金字塔顶端的少数群体,如果从我国在中等教育的整体表现与成就而言,绝大部分在这个体制下受教育者,其学习状况依然令人忧心。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傅立曼(Thomas Friedman)曾指出,未来的世代,数位落差将消失,取代的是动机落差,谁能有学习的动机、热情和毅力,就会是全球化里的赢家。可是,世界银行在《2018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全球正面临学习上的危机,数百万儿童在入学数年后仍不会读写或基本的算术,面临在成年后丧失机会和低工资的前景。这一学习危机正在扩大而不是缩小社会差距,也是马来西亚正遭遇的挑战。

我国中学教育普遍出现两个值得焦虑的问题,一是课程偏重知识,但缺乏培养能力,二是学生即使上学,却学习不到知识,遑论基本常识,更是严重匮乏。现有课程以灌输刻板知识和运算能力为主,但对未来社会需要的软实力,则没有强化培养,造成中学生缺乏知识的应用力、创造力、沟通协作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但是,即便学生勤于上学,从调查显示,仍有大量学生未能掌握应有的知识,原因是学校教学与治理出了问题。由于知识力和阅读素质不足,他们升上大学后也面对学习困难。

中等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部分,中学体制是否健全和进步,基本上影响着未来世代的素养,以及全体国民的竞争力。如果我们在中等教育上依旧停滞与僵化,不只丧失面向未来的竞争条件,也可能形成国家发展危机。换言之,中学体制的崩坏不只是属于教育范畴,也俨然升级成为国安危机。

事实上,中学阶段的基础教育与社会经济增长,具有相互影响的作用。尽管教育本身不足以引发经济转型,却是经济转型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研究表明,在中国和印度经济起飞前,或是东亚经济奇迹,都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教育之上。有素质的基础教育,不只提高国民汲取新技术和提高生产力的条件,也带动随之而来的政治经济转型。(Goldman et al, 2008)因此,如何创造和提供卓越的中等教育,已经是大部分国家的义务,也涉及国家长期进步的要素。

然则,当各国致力于思索教育改革的应变策略,以因应未来竞争需要之际,近年来马来西亚中学体制不只面对转型迟缓、变革停滞的压力,甚至还出现体制崩溃,职能失灵的空洞化局面。我国的公立中学连原有的基本教育功能都面临重重缺失,国人逐渐对这个体制产生了信心危机,中产家庭纷纷逃离公立中学,形成出走浪潮。

但是,马来西亚仍然有88%以上学生留在传统的公立中学体制内就读,如果中等教育继续的崩败与空洞化,必然导致绝大多数下一代国民的学习能力与精神面貌,出现低迷的局面。少数中上层家庭固然可以从公立中学体制逃逸而去,但大量中下层背景者却被迫承受低质素的学习环境,影响国民平等的受教权,也将造成未来世代的阶级分化日趋严重,势必复制社会的贫富差距。低效的中学体制,使教育无法成为阶级流动和翻身的途径。

课堂教学影响办学质量

世界银行(1999)将入学、教学质量和办学称为“优秀教育体制的三大支柱”,这一框架具有综合性、优先性和简易性的优点,我们将按照此框架去分析马来西亚的中学教育。现时我国中学教育的危机,基本反映在三个面向:一、学术水平;二、学校治理;三、师资素质。但是,深层的困境却埋藏在官僚集权、转型迟缓,以及缺乏面对未来的顶层设计,导致公立中学的低效能与空洞化。

马来西亚公立中学的初中净入学率,从2004年的87.1%增加到2012年的96.4%,其中92.1%完成初中三年的教育,完成中学五年教育的人数则有84.4%,基本上做到普遍入学的程度。小学阶段已达到全面的入学率,随着中学的入学率在过去20年的扩张,劳动人口中具有中学学历者,也从1982年的37%增至2012年的58%。(World Bank, 2013)

但是在入学率之外,要检验一个教育体制的质量,必须关注辍学率和重读率,即顺利完成学业的概率。辍学率常常用作教育体制的质量指标,但是马来西亚教育部向来不愿公开辍学人数,但从上引的数字来看,未完成中五课程的学生超过15%,虽然有者是转向其他体制的中学(如国际学校),有者则是中途辍学。即使按保守估计,中学辍学者至少介于7%至10%,显然是一个庞大的失学群体。

虽然马来西亚15岁学童(初中三)的入学率,大体接近本区域的先进国家,但学习素量却出现问题,无法将高入学率转化为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在国际的学生能力评估中,我国的表现并不符合现有的国民平均所得应有的水平。2009年的学生能力国际评鉴计划(PISA)评估中,马来西亚若与本区域的新加坡、日本、台湾和香港相比,至少落后100分,而根据OECD的标准,在PISA评估中每落后39分,就相等于一年的学术能力。以此为准,我国学生的学力水平,其实落后周边国家约3年。

国际上普遍认为,若不去改善学校质量,仅仅执行义务教育将学童统统送进学校,也无济于事,而学校治理和课堂教学,是影响办学质量的关键。

我国不少公立中学皆面对纪律和校风低落的问题,学校缺乏整顿和辅导的能力。教育部在2017年曾向警方递交一份有严重纪律问题的中学名单,有402所中学出现纪律、毒品和私会党问题。教育部在2010年透露,当年全国有7万2557名中学生涉及纪律违规。由于纪律和校风崩败,即使教育部不断推介教改方案,现实上都难以见效,某些后段班级无法正常教学,或霸凌事件频繁,教师不敢管不能管,最终宁可放弃和濒临沮丧。

公立中学也有种族化和伊斯兰化升高的趋势,有时会对少数族群不友善,没有善尽团结国民的教育功能,教职员的族群构成也日渐土著化和单一化。此氛围会在一些少年心灵里,过早就埋下族群偏见或权益不平等的感受,也是中上层家长开始逃离公立体系的要因。

有效的课堂教学,是推进学习效果的重要条件,但教师行政工作繁重,不必要的非教学活动,以及应付许多务虚的绩效指标,都会牺牲学生受教权益。上课期间,过多的公务会议和培训,也造成经常性的请假和代课,使正常教学常受干扰。学校的形式主义和面子工程,也消耗师生的能量,例如怡保三德中学近年以创造全国纪录为乐事,屡创全国最大的毛笔、最大粽子和最大百家被之闹剧,荒诞之极贻笑杏坛。

自1980年以来,马来西亚在教育上的公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是东亚地区最高的国家,此后30年也基本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以2011年为例,我国在基础教育(从学前教育至中学)的开支占GDP之比重,是其他东盟国家的两倍。我国是3.8%,其他东盟国家是1.8%,也比亚洲四小龙的韩国、香港、新加坡和日本高出1.6%,甚至还略为超出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3.4%。(World Bank, 2013)

这一组数字传达的讯息是,我国对基础教育的投入远比周边国家来得高,但没有切实体现在教育的素质上。教育资源显然得不到有效运用,甚至有浪费之嫌。

我国在PISA的低落表现,还说明一个事实,就是课程的发展严重滞后,无法令学生在知识应用、理解思维上符合未来社会的需要。在一项对我国学生毕业后7年的追踪研究中发现,公立中学的课程大体上只对成绩平平的学生,提供利于记忆的学习(Nagaraj et al, 2009),而非激发和培养创意思维的训练。这种教育体制增加了人们对“错误答案”的担忧,而且机械式的学习和死记硬背看来是考试成功的关键因素(Wong, 2004)。在僵化的中学课程下即使考取高分,进入大学后,由于缺乏高思维能力,往后也妨碍研发水平升级。

师资方面,马来西亚在2004年至2013年之间,公立小学和中学教师增加了30%,增幅惊人。2011年至2013年之间,师范院校也扩大招生,录取人数从3万7439人增至4万6491人。而在这段时期,国内的小学间数保持不变,但中学只增加18%,反而以学生人数而言,小学与中学还减少了12%。换言之,学生减少但教师增幅极大,冗员和素质成了问题。(World Bank, 2013)

从数据上看,我国公立中学的师生比,较先进国家还要好,但录用门槛却是偏低和宽松的,反映在教学质量上就有欠理想。2004年至2013年之间,公立中学的师生比从16.3:1改善至13:1,比OECD国家的13.5还要好,更比韩国的16.2好得多。尽管如此,从各类国际评估中,学生整体表现反远为落后。可见关键显然不是教师规模和教育经费,而是素质问题。缺乏有素质的教师,被视为我国中等教育低落的主要根源。(World Bank, 2013)

举例而言,在2010年报读教育学士课程(PISMP)的申请者中,高达93%被认为不符合学术要求,即在大马教育文凭考试中少过3科特优(A)。受录取者则有70%的表现始终停留在这个水平,只有3%达到高水平表现。教师在马来西亚的专业形象不高,优秀的中学毕业生不愿进入师范院校。这与新加坡和韩国情况有别,这些国家唯有最优秀的10%至30%的学生,才会受录取修读师范课程。

因此世界银行认为,如果不从师资录用的门槛下手,单凭改善薪资和增加预算,无法改善马来西亚的教育质量。我国教育部似乎意识到问题严重,近年开始收紧师范院校的入学要求,目标是录取成绩靠前的学生,否则宁缺勿滥缩减规模。

强调教师素质的当儿,也要考虑培训过程的有效性与专业性,这涉及我国师范院校的水平和能力。目前全国有27所师训学院(IPG),另有一间苏丹依德里斯教育大学(UPSI)。这些师范院校普遍上学术人员水平不高,对前沿的教育新兴学科掌握不够,研究焦点大多倾向教学法,对宏观的教育思潮、政策和国际比较理解不足,自然影响师培的效果。私立体系方面,全国61间华文独中虽有8万名以上学生,但过去40多年来没有发展出稳定的师范培训制度,独中的师资培训更缺乏规划和系统,显得零碎和非专业。

PISA是否另一种霸权?

过去10年由于PISA的评估结果,各国教育部门承受不少压力,对分数低落的国家尤甚,除影响其政策目标,也引导了各国的教改方案,形成某种PISA霸权。有论者认为,PISA其实是一个功利的评量制度,只是评估现有的教育体制,是否可以培养出学生未来所需的相关能力。

但是,即使排名后端的马来西亚,也无法忽视这个问题,因为未来的工作机会需要具备知识的应用和创意思考能力,而目前课程上注重机械式的学习、死记硬背,会导致学生对学习反感,而非创造性的思维成长。因此教育部在《2013-2025教育大蓝图》中,坦然承认基础教育上的严重缺失。

即使不完全同意PISA提出的学习方向和未来人才的要求,但PISA至少传达出某些发现,可供各国决策者参考,例如表现优异的国家,往往都是在教师身上投入最多资源,也会把最好的老师,留给最弱势的学生。其次,表现较好的国家,老师的教学自主权也较高,对课程和评量拥有更多的专业自主。(Economist, 10-12-2016)

PISA也点出一些具体事实,即单凭增加教育支出,未必可以增进学习表现,尤其在中高收入国家,提高拨款不见得有效。反而最关键因素,还是回到教学现场,在课堂上得到良好指导的学生,通常表现较为优秀。而让老师现身课堂,代表着减少旷课、请假以及不必要的行政工作干扰,这涉及学校管理的有效监管。

在马来西亚的案例中,改善师生比并不能保证学习质量。相比起怎样强化师资培训,其实让何者有资格成为教师,更加有影响。澳洲PISA表现一度下滑,就与教师申请者的成绩下滑同时出现。而论者指出,芬兰教育的成功,跟师资培养大有关系,芬兰要求中小学教师要有硕士学历。这一点之所以重要,因为若有较高水平的研究和思考能力,教师才能在长期的教学职涯中,有条件适应和理解不断变化的教改方案。如果入职门槛偏低,他们会缺乏终身学习的能力。

公立体制空洞化

公立中学的濒临崩坏,延伸出私立中学兴起的风潮,形成中产家庭的出走以及公立教育体制的空洞化现象。私立中学可分数类,包括采用国际课程的国际学校、使用政府课程的私立中学,以及依据董总课程的华文独立中学,三者各以不同的收费模式,与公立中学竞争优质生源。越来越多家长,宁可缴付高学费,也要舍弃免学费的公立中学,而这种局面,至少为国民教育体系的未来带来四方面的冲击。

首先,在两种不同中学体制里受教育,彼此在生源上有贫富与阶级之别,造成未来世代的社会隔阂。其次,公立学校不再成为国民首选,在多种课程并存的情况下,势必妨碍塑造国民意识的社会工程,不利国民整合,也使下一代对历史和国情的认识产生落差。其三,则是上层社会精英由于在私立教育体制内得到满足,将不再热衷于推动国家教育体制的改革,也会在本土的教育事宜上日益疏离。

最后,高收费的私校和国际学校,将会继私立大学之后,成为另一波教育商品化和市场化的重灾区,财团资本纷纷涌入。换言之,大量的体制外就学人数,会导致社会不同阶层日后在阶级、认同和价值取向上,扩大既有的分歧和距离,巩固了学校的阶级复制功能。

事实上,我国教育部门已经意识到,要改革和修复公立中学的各种沉痾积弊,实在是工程浩大,因此近年提出信托学校(Trust School)的倡议,以公办民营模式为公立中学转型。这个计划是要遏制公立中学崩坏和不受落的趋势,从现有的公立中学选定部分学校,纳入信托学校计划,赋于学校较大的自主性,包括课程和管理上的放权,试图改善学校表现,但学校仍受教育部监管。政府委托国库控股旗下的阿敏尔基金(Yayasan Amir)注入资金,共建学校。

政府早在第十个大马计划中提出信托学校,在2011年开始设立,但直到2013年教育大蓝图推出后,才为社会所注意,当局原本计划在2025年要达到500所,后来把目标订为700所。(Star, 15-8-2015)要评估该模式的成效为时尚早,但有智库担心财务上是否可长期持续,另外此举等同于承认教育部现在的中学管理模式已经失败,才需要另辟途径,而且因所享资源不同,会在公立学校中形成两个等级。

中学教改缺乏顶层设计

中等教育既然属于基础教育,在此阶段就应该要满足两个目标,一是提升国民基本智能,二是培育现代公民素养。中等教育不只是培养技能和灌输纸笔知识,也要在中学生之间培育现代公民意识。

事缘一个民主的、进步的与平等的现代社会,需要仰赖众多有品格的优质公民,形成支撑社会长期进步的核心力量,中学是少年人格发展的形塑期,正是培植现代公民意识的重要阶段。但此一重大目标,并没有在马来西亚的中学教育里受到重视,无论是公立中学抑或华文独中,在这方面都有很大缺失,没有认真推行有质量的公民教育课程。

公立中学的课程内容,偏重传统的知识与技能,即便如此,也是着重学生背诵和重复演练的硬知识,教学法和学习模式保守落后,也不注重软实力的培养,这已证明影响了学生的能力素质。世界在变,趋势亦有起伏,但现存中学教育的课程结构与学习生态,依然没有与日俱进。

教育主管单位并非没有尝试提出改革或转型的方案,如精明学校、特选学校、数理英化、校本评估(PBS)等政策,历年来主意不少。但有者只流于行政层面和技术层次的调整,有者不符教育原理和教学现场的需要,校本评估原意甚佳却有执行不力之虞。

数理英化耗用数十亿公帑,反导致数理成绩倒退,最终腰斩中止,但仍然借双语教学计划(DLP)死灰复燃。归根究底,我们认为公立中学改革转型之迟缓,深层的困境是缺乏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有时是没有方向感与价值取向,有时则要求中学履行不切实际的国家议程,如凌乱的语言政策就干扰了知识学习的效果。

顶层设计是指在统筹考虑各个要素后,统揽全局,在最高层次上寻求解决之道。马来西亚中等教育在面临科技转型、产业升级和人工智能的挑战时,整个学习形态已是呆滞落后,资讯教育也跟不上全球步伐,在在需要严肃因应。可是无论官方抑或民间, 大家对中学教育的期待与理解,颇为狭窄庸俗,不求进取短视功利,甚少从战略前瞻性的角度,提出顶层设计的思考。

倘若教改蓝图具有顶层设计的高度,那么政府领导和社会精英,首先要先对未来国家发展战略作出规划与部署,设定往后20至30年整体国家战略目标为何,包括经济方向和产业重心,才能由此出发,制订长期的人力培养蓝图。

从战略高度统揽全局后,才能把握好基础教育的总体方向,作出宏观的教育部署,而不是在国家目标和价值不明确之下,在教改方案上随意摆动或是漂移,以及因政治操弄而凌驾专业,使体制内成员疲于奔命。数理英化的失败,就是近年我国代价最惨重的政策错误。

同样的,当我们在思考中等教育的全盘蓝图时,也要从中观角度作出方向选择,即人才培养的目标,究竟是从提高人力素质出发,还是从整合国民团结着眼,是要为工业生产培养专才,抑或栽培创意思考人才,未来世代要掌握技术应用能力,还是兼具人文素养的公民。

以上要项,在涉及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前,都必须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作出判断和讨论。如果不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出发,任何微观和琐细的教育革新,表面亮丽新颖,最终难免收效甚微,或是持续不久,因为无法为变化中的社会服务,也难以跟国家真正的需要接轨。

结语

每一个政府都有责任办好中学阶段的教育,因为这涉及每个国民的受教权,也关乎每个国家的兴衰,东亚区域在二战后能够崛起的国家,全都是政府在基础教育上有长足的发展。但是单凭加大财政经费,不足以提升教育素质。如果中学教育濒临崩败,或是素质低落,国家将在未来数十年付出竞争力衰退的重大代价,也会冲击与牺牲全体国民的教育权益。

受教权是基本人权,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动力。即使私立体制的中学,可以弥补和丰富社会的多样选择,但政府提供优质的普及教育,依然是不可推卸的施政义务,以确保教育平等和实现不分阶级的社会正义。任何一个社会,若中学教育日益走向商品化和市场化,尤其是优质的中学教育只能通过私立体系才能获取,这肯定为社会带来灾害,也是社经不平等的起源。

现在的中学形态,源自百余年前欧陆为因应大规模工业生产,为培养大量守纪律又具备基本知识的产业工人而建立起来,已经不符未来需要,因此全球都在掀起教育改革大潮。在各国竞争人才,重视综合素质的年代,若基础教育过时和低效,不只妨碍科技和经济竞争力,也被视为国家深层危机。

但教育改革不能一厢情愿,也不可凌乱破碎,它必须是有机的社会工程,需要前瞻性的顶层设计,以及对每个生命个体之潜能有全面的尊重与开发,才是办学的真缔。现实很残酷,如果新生代不能站起来,社会就无从往前走。


参考文献
Goldman Charles, Krishna Kumar, Ying Liu, Education and the Asian Surge: A Comparison of the Education Systems in India and China, RAND Corporation, 2008.

Nagaraj Shyamala, Chew Sing Buan, Lee Kiong Hock, and Rahimah Ahmad, Education and Work: The World of Work.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2009.

Wong, Joseph Kee-Kuok. 2004. “Are the Learning Styles of Asia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ulturally or Contextually Base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Journal 4 (4): 154-66.

World Bank, Education Sector Strategy, 1999.

World Bank, Malaysia Economic Monitor : High-performing Education, Dec, 2013.

潘永强,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曾任新纪元学院讲师、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校长,也是政治评论作者。现任南方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兼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同时担任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副主席。编著有《马华政治散论》、《旧政权与新政府》、《未完成的政治转型》、《当代马来西亚:政府与政治》、《浮躁·族群·市场化——困局中的大学》等书。


编按:本文原收录于潘永强主编《迟缓·停滞·低素质——迷路的中学教育》一书。

本文段落有所调整,其余没有更动。本文获得大将出版社授权转载,谨此致谢。

欲知该书详情以及邮购,敬请点击此书介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登录


Welcome back,

Your subscription expires on
  

Your subscription will expire soon, kindly renew before
  

Your subscription is expired
  Click here to renew

You are not subscribed to any subscription package
  Click here to subscribe now

Any questions?
  Email: [email protected]
  Call: +603-777-00000

Ren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