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特约】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简称大马华社），有一个很特别的传统，就是从五十年代开始，一代又一代的华校生陆续到台湾（中华民国）留学深造。大马留台生累积至今，已有七、八万人（包括还在籍的学生）之谱，这些人毕业后大部分都选择返回国土，形成了一个很独特的社会文化群体。
这么一大群在留学经验与文化意识上同质性很高的“留台人”，散布于全马各行业各领域，并且在很早的年代就组织了各校友会与总会（留台联总），显示出一种高度的凝聚力和强烈的群体意识。
说它自成为一个群体意识与次身份的认同，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岁月沉淀够久、人数够多，更重要的是，这个群体对“留台人”身份的强烈归属与矜持，以及对留学地（台湾）坚韧的情感纽带和文化情怀，这是在其他留学背景的群体中很难见得到的现象。
马来西亚的留学群体要数到英国读书的历史最久，其人数也算不少，但除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特殊的“建国一代”有共同意识与想象外，这些在马的留英人并没有像留台人那样，形成一种高度同质性的群我意识，更遑论涵成一种自身独有的精神面貌来。
暧昧身份启蒙家国思索
在马来西亚，能与留台人相类比的留学群体，只有出自南洋大学的“南大人”。“南大人”同样出现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因为大时代殊缘而造就了强烈的群体认同。
首先，南大的创建被视为马新华教运动史上的最高点，当年每位进入南大读书的学生，莫不以此为至高的荣耀；再来，早年南大与当权者的斡旋斗争、学生们参加罢课游行、与军警对峙的深刻经验，以及后来南大被迫关闭并入新大、华教被排挤打击等等的压抑悲情，不断地铺染着南大的悲壮故事，也就不断地加强了南大师生创伤与共的同体感，从而推高了“南大人”的我群意识，由此形成了一群独特的整体认同与精神特质。
留台人虽无如此怆郁悲愤的身影，然而时代烙印也格外地鲜明。在那样一个最坏却也是最好的年代里，五十年代后的大马华人到中华民国留学（五十年代以前是另一段历史），主要是受惠于侨生教育政策（简称侨教政策）。
侨教政策其实是冷战的政治产物。当时东西两极冷战对立，美国为防止海外华人成为共产中国的“第五纵队”，于1952年协助台湾设立“侨生教育基金”，大手笔提供美援以争取海外华人子弟赴台留学。虽然绝大部分华裔子弟赴台前都不知悉这样的背景，但在台湾读书数年下来，都不免烙上这样的时代痕迹，成了两强对决下的尴尬存在，而犹豫翻滚于“侨生”的暧昧身份与灰色地带中，却也往往成为留台人对家国思索与时势关怀的启蒙。
不满与积怨的消泄出口
大马留台生人数的激增，相信是要在七十年代新经济政策实施以后；而在马留台人群体意识的出现与成型，也应是在此时候巩固下来。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是一个苦闷彷徨的时代，非土著尤其是华裔对前途深感茫然，对文化更怀失根恐惧，华文独中也在艰辛支撑着。没想到留台之路恰逢其时，为华校生打出一条生路来。
1973年独中复兴运动席卷全马，独中确立了母语教育的大方针，华校生到台湾留学似乎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也是大部分人的唯一选择。1975年独中统考的成功举行，更是留学台湾史上的大事，它让升学台湾的管道制度化，确保了大批华校生源源不绝的到台湾念书去。
来到八九十年代，正是留学台湾及想象台湾最美好的时代。那时候“台湾钱，淹脚目”，从第三世界落后国家跃升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无论是在社会民生、物质科技、精神文明等各领域都大大超越了马来西亚，甚至成了中华文化圈的模范。
此时的大马华裔，长期饱受种族政策的压抑，权益上屡遭剥削与排挤；而彼时的台湾侨教，再一次适时地提供了一个出口，一个让华人不满与积怨得以消泄的出口，将出路托望于留学台湾的美好憧憬上，进而把家国遗憾消融于收之桑榆的得意上。
于是乎，一代又一代留台生在返回国土后，充盈在华社的华教体系、华文报章媒体、文教出版、文化推动革新等等的队伍里，转换了一整代大马华社的精神面貌。然后再透过留台人对台湾充满孺慕而美丽的描绘，不断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华裔子弟奔台而去。
加上七八十年代后台湾流行音乐与电影的崛起与盛行，大马华社作为海外最大的中文文化消费市场，逐渐地化成了中华文化圈内的一个区块。即使在标准普通话及汉语拼音教育全面推行与普及的今天，大马华人仍然坚持地或者不自觉地兼用繁体字或“捷运”“电脑”“古早”等等的词语时，这不能不说是深烙着台湾的身影了。
华族虑患处境一种表征
中华民国，一个将即被官史编修入册的偏安前朝，一个被联合国所驱逐的政体和几为全世界所孤立的地方，却与大马华人如此地相近相系，如此地悠久缠绵。历史总有必然，也更有偶然，才能因缘际会造就了马台两地如此美丽的邂逅。
与南大人一样，留台人同是大马华社特有的产物。这两个群体均以留学地为认同凭据，实是华族虑患处境的一种具体表征；而两者的学位均不受国家认可，愈加深了这两个群体“孤臣孽子”的惟危与悲情。所不同的是，南大人垫铺了浓浓的左派色彩，留台人则在时代右翼背景下沐浴出来的；两个截然对立的意识形态，却共同造就了今日大马华社，历史就这样的吊诡。
南大人先成于前，留台人出现于后，在风雨如晦的上个世纪里，两者都显出存在的必然意义，也先后扮演了各自的角色。南大人对星马华人社会教育文化的贡献有目共睹，不必多言。然而自1980年母校被强行关闭以后，南大人再也后续无人，随着岁月流逝而花果凋零。
留台人则薪火不绝，在大马华社里似如细水长流，润物无声。只是公元二千年以后，世局丕变，随着国内外升学管道的拓展与多元，以及台湾去中国化的日渐显著，新留台人在精神面貌已渐不同于旧留台人了，而其群体意识又如何变化，仍有待观察。
最后再补几句。在具体事物上，“留台人”对大马华社甚至是国家有着怎样的贡献与影响？大家较为留意与熟知的，莫如留台人壮大了独中师资与华教队伍；其实，留台人对华人中小企业的开发、农业技术的引进与改良，其贡献委实不小；扩大来说，对于马来西亚制造业的转型与发展，留台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惜这样一个重要的议题，向来较少受到学界的关注与研究。
本文原刊于雪隆留台同学会出版《雪兰莪暨吉隆坡留台同学会40周年会庆纪念特刊》，获得作者授权转载。本文小标题为本刊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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