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红皂白黄】

长期与西方隔绝的朝鲜，有一套叫做“主体思想”的意识形态，强调的是政治、经济与军事的独立自主。以“伟大领袖”兼“慈父领袖”金日成1972年宣扬的话语而言之，即“人就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也是开拓自己命运的力量”。

说穿了，整套思想的功能就是将国家主义与君臣父子的纲常伦理结合得天衣无缝，一方面在精神上将朝鲜与中国、苏联区分开来，凸显国家本身在历史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是要求人民与干部万众一心，服从与国家为一体的首脑。

新加坡的国民教育

新加坡政府也曾在1991年整理过一套《共同价值观白皮书》，鼓吹“国家至上，社会为先”之类的思想。但早在这之前的1985年，如今被尊称为“建国总理” 的李光耀就说过“没人亏欠新加坡人”的一番话，后来1997年，当时担任副总理的李显龙实施“国民教育计划”，那一话语自此便成为将国家危机感灌输给莘莘学子的口号。

其实，当年李光耀原本说的，是针对外国记者询问，新加坡是否已经发展到能够像西方民主社会那样，提供基本程度的粮食、医药与住屋等福利，他的回应是，政府并不亏欠新加坡人什么，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太多福利，人们就会失去奋斗的意志。

但国民教育计划推行之后，“No one owes Singapore a living”的危机感就成为训育新一代的中心思想之一，上生物课时提醒大家新加坡缺乏土地与自然资源，需要善加利用，教设计与工艺课程时则强调经济发展需要靠创意。

新加坡2011年大选时，由于外来人口激增和生活费高涨的趋势，执政党得票率跌到独立以来最低水平。但到了2015年大选，眼见在野党全面挑战所有选区，战情激烈，结果执政党的得票率却反弹了一成。这或许也要记国民教育一功，新选民当中，会不会多半是受着那种危机感的熏陶而长大的，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新加坡人常被认为是不敢造次的顺民。这回金正恩还没驾临新加坡，就有搞笑版的“假金正恩”来到以市容整洁著称的狮城，向市民打招呼，打趣的说：“新加坡就跟平壤一样，不过食物特别好吃。”

新加坡赢得朝鲜赞扬

国家主义的情绪高昂，自然有助于人民和顺，易于统治，但国际间的和睦共处，却有利于和世界经济的接轨。朝鲜那边，一直期待着多开发经济特区，都折腾了二三十年。希望打造成第二新加坡的罗先特区，也早就开了赌场，让中国人去玩。

新加坡在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扮演着世界经济体系里的中转站角色，无论国外是战争还是和平，都能够从中得利。鸦片战争的时代，大英帝国的海军和鸦片都曾经在这里集结。五十年代的韩战时期，美军对新马的橡胶大有需求，新加坡自然也借着转口贸易而享有了一时的繁荣。

近年来朝鲜受到国际的经济制裁，但多年来据说都有大量石油燃料还是通过新加坡的中间商，从俄罗斯转口到了朝鲜。2016年在日内瓦举行人权定期检讨报告，新加坡在236项建议中只是接受116项，不到半数。朝鲜和古巴、卡达等国家都对新加坡“务实”的态度加以赞许。

这也意味着两国在意识方面并没什么冲突。新加坡毕竟和朝鲜一样，不大爱奉行西方人权与言论自由那一套，这里强调的是国家安全。

新加坡尚未在六十年代初，借着内部安全法令清除左派分子的时候，一度是反殖民斗争的大本营，但六十年代后，随着新马社会被种族问题笼罩，以及其他环境的改变，左派思想逐渐式微，对外国资本和土地征用提出质疑的声音也越来越微弱。但依赖外资所取得的发展，却解决了失业问题。

中央垄断的弊病

新加坡这次花2000万新币来举办川金会，比马来西亚人民看世界杯还贵一倍，当然为的不是维护世界和平这么简单。会议办得成功，可以打响这里的品牌，刺激旅游业、房地产投资等，当然也能为和朝鲜光明正大的通商而铺路。

朝鲜在改革路上一再遇到波折，2009年进行货币改革时更造成混乱，引发通货膨胀，加剧粮食供应问题。如今出来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打交道，当然也是能够理解的。新加坡这么一个中央集权，又讲求经济效益的模式，自然也是供人效仿的样板。

但从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来说，新加坡的模式是否也有一些弊病，是可以引以为鉴的呢？

新加坡城市的高速发展，是令人炫目的，但并非所有建设与发展都获得人民的认同。这里的地铁路线一建再建，是刺激经济的一种渠道，也是为吸引更多外来的人口和投资而铺路。但国有兼私营的经营方式，和历来那种“多快好省”的思维，却造成地铁设施的失修，近年来问题百出。

上个月，连本地的才子歌手梁文福办演唱会时，也忍不住拿新加坡地铁和马新高铁来调侃，在《太多太多2018》一曲中就唱道，“MRT没坏好过中TOTO”。

新加坡不但有好些内阁部长是武装部队出身，连报业控股总裁、地铁集团总裁等等也是中将出身，但年薪200万也始终未能解决地铁故障的问题。

另外，一个重视高度纪律，强调服从上层命令的社会无疑给独立以来的新加坡带来了社会稳定，但这种制度之下的教育方式，又该如何培养出人民的创意呢？难怪新加坡近年来不断地要引进外来人才。

经济发展靠创意

独立以前的新加坡，传统的华人家庭企业享有重要的经济地位，大量的工友是在这类公司就业。日本与其他外资前来发展制造业以后，经济结构就改观。八十年代以后，国有企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根据澳洲学者Garry Rodan的估计，新加坡政府约有两三千名高层领袖，也往往是国有企业的高职人员。（转引自Carl A. Trocki著Singapore: Wealth, Power and the Culture of Control，第157页）

Garry Rodan另一篇文章则指出，新加坡执政党也将军事高官调派入党部、公务部门和国有企业，而2005年公平竞争法生效时，由国有企业和法定机构所掌控的电信、传媒、交通、电力、水务管理等各领域都豁免，这里自然也可能涉及一些裙带风的问题。

这种“与民争利”的模式，相信对朝鲜会有参考价值。但朝鲜“主体思想”中，也有一些强调人的“自主”与“创意”的话语，多年以后，不知具体实现了多少，是否也该让新加坡去反思了？

黄子明，新加坡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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