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去看了在武吉加里尔体育馆举行的《全球华语金曲排行榜》。当我所极度欣赏，有“中国的恰克与飞鸟”之称的羽泉出场之时，肤浅的我近乎失控，全然抛掉了公民的身份，只剩下粉丝的疯狂，随着他们的音乐和歌声起舞。

当晚无论是中国那热闹调皮的花儿乐队，抑或台湾那随性不羁的五月天，其实都是现代流行音乐的逐浪人，唱的也都是彼此都听得懂的语言。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分，恐怕就是华人以外的地域身份认同。

我于是回想起自己曾经亲眼目睹的一幕。

两岸政治结束一场球赛

2000年3月18日中午时分，我在自己任教的伦敦北区中文学校和几个朋友打羽毛球。正兴起，来自台南的幸慧忽然跑进场兴奋地宣布：“阿扁赢了！”

在场的一些台湾朋友跟着尖叫，但对两岸政治敏感的我知道球快玩不下去了。

果然，来自北京的杨杰把球拍一扔，手指着我身边的慈荣说：“你们台湾人选出了个搞台独的总统，摆明不想当中国人，我没办法再跟你玩。”然后气呼呼地离场，同时带走了几个大陆朋友。

慈荣无辜地喃喃：“奇怪了，我又没去投票，干吗把我拖下水？”他身边的保罗中文不灵光，直问：“ What's going on？”

讽刺的是，不管他们来自北京还是台北，甚至是如假包换却又好学中文的英格兰人保罗，脚上穿的是Nike球鞋，手上用的是Yonnex球拍，平常听的是Coldplay和Travis，两个月前过年，我还跟他们一块儿包过饺子。但一个涉及身份认同的政治问题，就可以结束一场球赛。

人类寻找本身的差异

人们常以为全球化既淡化不同群体的身份认同，也让强势文化有机可趁，吞噬弱势文化。但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全球化固然扩大了人类彼此的接触，却也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发现彼此的差异，或迫使人去寻找本身的差异。

今天的世界，北京，上海，东京，首尔，香港，台北，新加坡和吉隆坡年轻人的消费形态前所未有的接近，但在这高度的相似性之中，也让人渴求发现彼此的特殊和不同。于是，经济和消费急速一体化的过程并没有削弱文化认同，套句英语文化学者John Tomlinson的话，全球化反而产生了文化认同，并使之扩散。全球化的挑战，不只表现在文化强弱的较劲之中，同时也开拓了在身份和文化认同上更多的想象和可能。

许多华人往往认为我们只有一个终极的身份认同，就是民族。但对许多正在受政权压迫的地下教会基督徒而言，他们最终效忠的对象是造物主；对厌恶了政治人物炒作族群认同的艺术工作者来说，他们一生奉献的是不同类型的艺术。

以民族为认同未必是坏事。但正如西谚所云：一个人的圭臬是另一个人的粪土。或许，我们实在不必强人所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