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变幻时】

巫统近期召开失去政权后的首次党大会，外界普遍认为新任主席领导下，巫统缺乏未来方向和路线，党内的革新与重建并不乐观。

这些观察无疑正确，因为巫统失去政权的最重要原因，正是过去二十年来逐渐丧失政治调适能力。作为本来具有韧性的威权政体，自我调适能力实为维系政权的主要条件。

弔诡的是，巫统是在全球民主退潮之际下台的。按“自由之家”报告，从2006起全球的民主与自由度，其实连续十二年呈现倒退，大马在这段期间不只朝更威权方向倾斜，在综合评分中，还连续三年（2015—2017）低于同样是威权政体的新加坡。

韧性威权具调适能力

过去十余年是自由停滞或民主萧条的年代，使关注民主化的学者转而注意到威权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的问题。某些威权政体可以抵受民主风潮，长期屹立不摇，并保持政治坚韧和经济成长，如东亚共产政权（中国、越南、朝鲜）、新加坡和之前的马来西亚，其中必有原因。

这些威权政体在政治上有持久韧性，通常有几个解释，一是对政治经济资源的渗透和掌控，二是政治体制的自我调适能力（regime adaption），以及派系精英之间的权力平衡。

这里尤为值得讨论的是，韧性威权的政治调适能力。如果他们在承受国内外压力与挑战时，拥有一定的政权修复能力，能快速自行修补，面对社会急速变迁，有学习和更新能力的话，政权存活率就会上升。

中国共产党在政体与经济上保持高度调适能力，从而维持政权的存续，但苏联在布里兹涅夫（Leonid Brezhnev）掌权的十六年，经济与社会面临长期的停滞和僵化，错过自我调适的时机，为苏联最终的解体埋下根源。

大马沦为攫夺型威权

马来西亚的巫统/国阵创建以来，过去的确展现出过人的自我调适能力，包括对族群关系的有效管理，同时确保经济的稳定成长。可是当这些维持威权韧性和支配条件出现改变，特别是调适能力下降，就可能受到冲击而构成政权危机。

国阵或其前身联盟的首次政权危机，发生在1969年，因为族群之间的经济分配压力，牵动巫统党内的精英内斗。少壮派逼宫全面接班，发挥极强的政策与组织上的调适能力，如制定新经济政策，以及修复政治联盟，重新恢复政权的统摄能力和渗透能力。

1987—1990年在马哈迪时期，巫统再次出现周期性危机，非主流派出走与在野党结盟。马哈迪却据此重新调整施政战略，也因应冷战结束的形势，扩大经济和文化上的自由，重塑执政论述（先进国宏愿），重新取回政治主动，成功消解反对力量。

但1998年金融风暴，巫统内部分裂却从精英层面扩散至社会层面，最后以马哈迪下野，巫统启动权力转移才阶段性地化解危机。虽然危机后政权延续二十年，可是自此之后，巫统的调适能力大不如前，国家能力也有所弱化与衰败，体制内革新转型的动力停滞，最终逐渐沦为攫夺型威权。

阿都拉革新效果不彰

客观上而言，从1959年以来所经历的十四次大选，国阵只有四次大选是取得超过60%的得票，国阵并不享有绝对的群众支持。这还意味着马来西亚有稳定的反对运动，可以成为社会替代选择。自2004年达到高锋后，过后形势一路坠落。

换言之，晚近马来西亚的威权韧性其实是在倒退之中，修复与更新能力节节败退，可谓脆弱的威权。它们最后在2018年败选而交出政权，并不是突然崩塌，而是威权体制内部经历漫长的调适力败退与衰竭的结果。

烈火莫熄的首十年，是在文化和思想层面上，令中产阶级与城市精英开展对威权体制反思。不过当时国阵曾试图修复威权体制的裂痕，安排高层领导更替，期望由阿都拉带领下，告别马哈迪的强势与狂飙。

阿都拉修补国家与社会关系，允许社会与媒体的有限自由，同时进行行政改革和强化政联公司。由于他的弱势和抗压力不足，威权体制内的调适转型为时不长，革新效果不彰，还引发期望升高后的民意不满，导致2008年国阵大选重挫。

纳吉未回应社会诉求

国阵威权政体失去第一个珍贵的调适修补机会，无力回应社会分配不平等的怨怼，烈火莫熄进入第二个十年，就迎来社运抗争年代，退回政权保卫的位置。

纳吉在2009年所继承的威权体制，虽然国家机关的支配能力仍然存在，此时社会与政治景观迴然不同，公民社会萌发，社交网络兴起，国内最富裕的两个州政府又落入在野党手中，东马地域主义抬头，执政者更失去国会修宪的优势。体制内的坚韧程度，经多番冲击后已进一步倒退。

进一步加剧国阵调适能力下降的因素，还有政府财政能力恶化。维持威权存活的重要因素是经济有成长，据此才有输送分配的财金资源。纳吉接任首相正逢2008年金融风暴后期，经济虽有成长但社会分配恶化，2012年基尼指数达到0.431水平。

由于产业升级困难，国民所得偏低，陷于中等收入陷阱，分配不平等为社会运动点燃火种，2007年兴权会（Hindraf）大集会即为印证。加上国际油价下跌，马元贬值，以及1MDB丑闻爆发，威权体制最终失去财经上的槓杠和调适能力。另外，巫统弱势也造成王室再兴，进一步恶化政商关系。

另一个原因涉及个人权威的驾驶能力。自晚期马哈迪时代以来，政治权力逐渐集中在首相，被形容为个人化的威权。但是个人化的威权模式，更仰赖领导人的能力、策略与整合手腕，如果后继的领导缺乏统御与回应能力，则进一步造成体制内的自我调适与更新能力更大幅度地下降。

我们从阿都拉和纳吉身上可以看出，他们同样承继了庞大的体制权力，但欠缺统摄全局的手段和意志，也无法回应社会诉求。淨选盟五次大型集会，政府几乎没有承诺，对警队腐败和宗教争议也弃守不顾，威权体制停滞僵化。

执政党应以巫统为戒

长期执政的威权政体，如能时刻保持调适和回应社会之能力，即使一时受挫，仍有存活空间。2011年砂拉越州选举，在野党表现标青，迫使砂州首长泰益下台，由阿德南取代，五年后州选举收复部份失地。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2011年大选得票下滑，后透过一连串社会政策的修补和调整，在2015年大选支持度回弹。这说明威权政体即使遭受民意压力，如果仍有灵活和弹性的调适能力，依然有条件抵御政治危机。

巫统曾经是全球非共国家中持续执政最久的优势政党，巫统的党国威权体制享有庞大资源，与新加坡同为东南亚一党独大的韧性威权。

巫统丧失政权的原因众多，但出于其傲慢、僵化和贪婪实为主因，造成体制内部尚存的自我调适和修复机制，也一点一滴地流失。昔日巫统不可一世，但从其政治调适能力的下降和失灵，不只值得该党反思，也适足为今日的执政党以作警惕。

潘永强，政治评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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