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之力 】

“马干马莫聚餐豪，马里马寅任乐陶。幸勿酒狂喧马己，何妨三马吃同槽。”

这首旧体诗，是丘菽园在1932年于《星洲日报·游艺场》发表的作品。其独特之处在于，诗中混搭了汉语与闽南音译的马来语。马干是“吃”（makan），马莫是“醉”（mabuk），马里是“来”（mari），马寅是“玩”（main），马己是“骂”（maki），三马是“一同”（sama）。

不懂马来语的读者肯定对这首rojak旧体诗看得一头雾水，但即便懂得马来语，也未必能够准确地猜想到对应的马来字词。一方面因为汉字并非好的表音文字，另一方面则因为这些注音是用方音（福建、广东、海南等），如果不懂相关方言读音，就可能会读错。

语言本土化实验

实际上，在诗词中加入马来词汇并非丘菽园独创的写法，在更早前的1920年代，就可找到类似的作品。

赖逋泓有诗云：“一年辣咭（lekas）又重阳，粦亦（ringgit）驱人日夜忙。辜负加基（kaki）空夜烂（jalan），阮郎依旧叹歌商（kosong）。”

这些混搭马来词汇的诗作，反映的是上个世纪华侨社会的语言本土化实验。而这种现象，并不仅发生在日常用语层面，也包括美学上的尝试。

姑且不论这些尝试的成败，必须指出的是，这并非知识分子凭空异想出来的实验，而是有其存在的土壤。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回顾历史。

随着19世纪中叶掀开大移民时代，中国人大量南迁到马新一带谋生、落户。初来甫到，迎接他们的除了严酷的天气和不同的文化氛围，还有一个挑战，该如何在掺杂不同语言的环境中生存？

在这大染缸的多语社会，不同籍贯的华侨、英殖民官员、各地商人与马来人，彼此在日常生活中说着不同的语言，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语言，是本区域的共通语“马来语”。

姑且撇开自小在家讲峇峇马来语的峇峇华人，我们不免好奇，当年飘洋过海来到南洋的新客，究竟是如何学习马来语？他们的语言能力如何？前述诗人们的语言混搭实验的基础又是什么？

新客学习马来语的管道有很多，除了直接向马来人学习，在当时市面上也流通不少华人以汉字编撰的汉语-马来语双语字典。只不过以当时的识字水平，能够阅读的估计不多。

明朝创立四夷馆

出乎一般人的预料，这类汉字拼写的汉语-马来语双语字典的历史，可追溯到更早之前的15世纪。根据资料，明朝于1405年在南京创立四夷馆，是中国第一个外国语官方机构，为朝廷培训通译人才。

四夷馆在15世纪编译了一部收录482字词的《满剌加国译语》（见顶端大图）。尽管该书具体出版年份不可考，但学者研究该字典后，发现并无任何西方借词；对比1521年意大利人安东尼皮加费塔（Antonio Pigafetta）的意大利-马来语双语字典收录不少葡萄牙语，学者大胆据此推断，《满剌加国译语》应系成书于1515年马六甲沦陷之前。

换言之，这是世界上第一部马来语字典，而它的诞生地就在中国。

图1：《满剌加国译语》

出国前学习语言

然而，自《满剌加国译语》之后，我们并未找到任何新的汉语-马来语字典，直至19世纪中，这类字典因为大移民时代的到来，再次进入历史的舞台，这包括《吗黎话》（1849）、《通夷新语》（1877）、《华夷通语》（1883）等。

当中大部分的出版地点在新加坡，正符合当地作为中国移民中转站以及国际商贸城市的特征。

 

这些字典的出现，无非是为协助初到南洋的新客，解决语言不通的难题。

《马拉语粤音释义》就提到：“地球之内，各国语言文字不同……唯南洋诸岛通商不下数十埠，以马拉语行，各国之人贸易云集，不同语言者輙习是语以通之，至英国官商来南洋亦须肆习，其用广矣。余弱冠时稍习外国语，尔来身历南洋诸岛时，与土人问答，得以订正。惜前人未有编类刊书，学者苦无所授。今秋东归，因为分门别类，注以吾粤土俗之音，知不免韩子所谓挂一念万漏者，后之人补正而加详焉，则幸甚。”

《马拉语粤音释义》编者冯兆年这段话，说明当时马来语已是本区域重要商贸语、共通语，即便英国官员来到南洋也必须学习。对于这点，新客华人是相当清楚的。有趣的是，冯兆年早在中国时就已稍习外国语，且到南洋后与当地土著对话交流过程中，逐渐加强自己的语言能力。

以此来看，中国人可能在出国前，已有相当资源在原乡先行学习未来移居地的语言。冯兆年本身可能是经同乡口授而习得外国语。此外，根据我们收集的资料，在冯兆年之前就已有若干汉语-马来语双语字典，部分字典更是在中国印刷。同时，也不排除在新加坡或印尼出版的字典，会随着新客在原乡与移居地之间往来而流通各处。

图2：《华夷通语》，1883出版

非标准马来语

以下且看这些字典的特征。首先，这是以汉字拼写的汉语-马来语双语字典。这跟今日我们所熟悉的罗马字母拼写或爪夷文拼写的马来文不同。其编写如下：

 

其次，为方便各不同籍贯客工需求，这些字典的汉字根据不同方言拼音。以上面的“兄长”为例，“网”的福建话读音是bang，因此相当切合马来语发音。

有些字典为了更贴近马来语发音，进一步标明文读或白读，也就是读书音或日常说话的读音，譬如：

 

（更多例子见李如龙《〈华夷通语〉研究》）

其三，这些字典的编写体例并非根据字母顺序排列，而是根据“天文”、“地理”、“身体”、“数目”、“房屋”等分类部门编辑。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是汉字拼写无法按照罗马字母排列有关。另一方面，这可能也跟字典的“功用”有关：分类部门体例方便人们找到日常所需的对应的字词。

倘若处理法律事务，只需翻查“法律”部门，就可掌握关键字眼。其他类同。

再者，部分字典不仅收录字词，同时也收录长短句，方便不谙马来语的外劳能够掌握特定句子，应付日常沟通。

 

最后，早期的汉语-马来语字典所编写的并非标准马来语或高等马来语（bahasa Melayu Tinggi），但似乎也不能直接等同峇峇马来语，因为它并未掺杂大量的峇峇马来语借词。

尽管这些字典都把“你”音译作“汝”或“?”，而非马来语的“awak”、“engkau”或“kamu”等。但，相关字典几乎都不把“我”音译作“gua”或“goa”，后者在峇峇马来文学中是个常用词。

从语法角度看，将发现其punya用法与峇峇马来语类同，比如“我的房子”不写作“rumah saya”而作“saya punya rumah”（更多例子见王晓梅，〈从《正客音译义木来由话》与《马拉语粤音译义》看巴刹马来语punya的用法〉）。

无论如何，新客所学习的绝对不是高等马来语是无异议的，至于他们的马来语与峇峇马来语之关系，还需要有更详尽的研究。

图3：《巫来油通话》1926年，星洲正兴书画公司出版

与马华文学的渊源

从以上的分析看，我们初步掌握当时识字的新客学习马来语的概况了。回到丘菽园的旧体诗，他之所以能够进行混搭语言实验，毫无疑问，跟这个时代背景有关。实际上，我们并不排除丘菽园曾透过上述的字典学习马来语，尤其是《华夷通语》。

纵观其所有福建话音译马来语的旧体诗，虽然有不少音译词汇跟《华夷通语》并不相似，但部分字词，比如“手”作“董岸”（tangan）、“玩”作“马寅”（main）、“鱼”作“夷干”（ikan），却完全一致。

因此，即便他未曾亲读《华夷通语》，但是《华夷通语》的译法，在市面上流通一段时间后，有可能已经普遍起来，并进一步地影响诗人的语言实验。

当然，以目前掌握的资料看，还不能那么快下定论，需要更多的例子加以检验。但是，必须指出，这些早期的汉语-马来语双语字典，极有可能与马华文学有一段未被人注意的渊源，有待我们挖掘。

注：本文旧体诗分别转引自李庆年《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1881-1941）》和苏庆华〈读书随笔（一）：《南洋竹枝词》中所见的中文音译马来字汇〉。另，本文关于早期华人马来语字典，均参考自华社研究中心的珍藏。

参考资料：

  1. 杨贵谊（2014）。《华马文化论丛》。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2. 王晓梅（2013）。〈从《正客音译义木来由话》与《马拉语粤音译义》看巴刹马来语punya的用法〉，见《学文》（第三期），页35-41。
  3. 林水檺（1994）。〈满剌加国译语注音〉。《教育与研究》（1）。页41-60。
  4. 李如龙（2000）。〈《华夷通语》研究〉。见李如龙编（2000）。《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页109-123。

吴小保，博大外文系中文组毕业，目前在民间研究单位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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