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26日在台湾，国民党宣布脱售该党在三家电子媒体的拥有权，（至少在表面上）不再掌控媒体。台湾在两年前修法规定，政府、政党和军方必须脱售他们在电视和电台的所有股权，而12月26日是最后的限期。

遥望台湾之政治和媒体脱钩的进程，倍感马来西亚的悲哀。几乎在同一个时候，我国政府再度把魔掌对准新闻自由，网络媒体《当今大马》和《独立新闻在线》首先报导，国安部会对女郎警局裸蹲事件进行秋后算帐，首先把女郎身份说成是中国女子的《中国报》，可能会被吊销夜报执照。

2006年1月5日，当网络媒体报导《中国报》总编辑和执行总编辑将被调职，作为换取夜报可以继续出版的条件后，TV2华语新闻以头条跟进有关事件，以及NTV7华语新闻同样有作出报导，不过华文报章对此只字未提，只有《东方日报》刊登一篇12党团针对《中国报》事件的文告。

华文报章避之不及

1月6日，《中国报》刊登了两位总编为错误报导中国女郎一事负全责而辞职（和之前的调职传闻有出入）的启事。《马来西亚前锋报》则不单明说庄宗南及黄兆平两位总编是在国安部的压力下辞职，而且也报导国安部昨天“传送一份书面声明，宣布庄黄两人辞职，即时生效。”华文报章虽然转载报导了《中国报》的启事，但是同一天下午马华中委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没有一名华文报章的记者，针对《中国报》事件追问黄家定。他们更关心的，是马华九大政纲和郭家骅事件。

同样在1月6日傍晚，一群关心新闻自由的人士，在《中国报》总社前聚集并且以点蜡烛的方式，抗议政府再以粗暴手段干预新闻运作。当然，烛光会不是由最应该声援同行的平面媒体工作者发起，而是由非政府组织“独立媒体中心”（CIJ）发动，而且根据目击者指出，有的《中国报》员工在下班时看见报馆前有人集会抗议，还三步并作两步，唯恐惹祸上身似地赶快离开。

缺乏共同新闻自由理念

这一次的《中国报》事件，是中文媒体继五二八报变以后，尊严再一次被狠狠的践踏。然而看看华文报章普遍上的平静，却无法不叫人心寒。女郎裸蹲被偷拍闹得沸沸扬扬，当初所有媒体都正义至上的扮演第四权之际；《中国报》因首先把女郎报导成是中国人而遭开刀，当权者之项庄舞剑，志在杀一儆百，警戒所有媒体日后别轻易逾越雷池。难道在采访线上身经百战之华文报章诸公，不明白其中奥妙？

我不愿揣度是否真的有人望《中国报》夜报准证被吊销，以坐收渔人之利，不过面对新闻工作被政治力量压逼而保持沉默，却是大马中文媒体的常态。而这些沉默底下有一些惯性的逻辑，个人认为是凸显了媒体工作者对新闻自由的不同“定义”：

第一，谁叫《中国报》有痛脚给人抓住，成了开刀祭品，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第二，《中国报》过去也的确是滥用煽情手法报导打标题，这次就当做是吸取教训吧。

第三，别以为网络媒体率先炒作、一群人点点蜡烛，就能够制造舆论压力，捍卫新闻自由。相反的，事情可能就因为这群人喧哗闹大而变得更糟，例如两位总编原本只是调职，最后却甚至可能在自己也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摆上台面辞职。

前面两种逻辑，是认可新闻专业的审判，仅仅由国家权力（即使是通过粗暴的手段）来执行。换句话说，新闻自由的边域，单单由国家权力来划定，并不是问题。而后一种看法，当然就是觉得在政府握有权力的现实下，对抗并不能得到新闻自由，反而会失去更多，牺牲之后又改变不了现实，多无谓。

是否有进行基本串连工作

当然，中文媒体工作者对于自己在新闻自由和政治压逼两难底下之妥协，可能还有其他种种的说辞。但总的来说，大马中文媒体工作者缺乏同一的信念，却是事实。我们不仅无法像台湾的记协或类似的组织那样，在新闻工作受到政治力不合理的干预时，同声并坚定的说不。我们甚至连基本的串联都做不到，因为你有你的被干预容忍度，我有我的柔性协商。

有关串联的问题，也反映在关注新闻自由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人身上。以这次《中国报》烛光会为例，为什么少有平面媒体的工作者支持？《中国报》的员工甚至是事不关己，是馆方一早已威胁员工不可参与（某报当年为阻止员工出席和五二八有关的活动，曾出动对出席者抄名拍照，以便逐一惩戒的白色恐怖招式），还是发起单位没有尝试去联络更多报馆员工？

当然，大部分媒体工作者会对争取新闻自由的非政府组织之类的“敏感”团体，避之则吉。但是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媒体工作者随时会因为闯禁区而付出代价、以及大部分媒体工作者对新闻自由运动不甚了解的环境里头，非政府组织努力接触媒体人，是打破“在前线的人不参与、推动的人又未必完全了解媒体实况”之新闻自由运动间隙(gap)的可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