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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变天后，体制改革的呼声甚高，但体制改革从何改起？其中呼声最高的莫过于议会改革，我们到底需要一个怎样的议会？

要寻找改革的参照和动力，就有必要向议会之母——英国取经，马来西亚的议会与英国本是同根生，均属于西敏寺议会制，故回顾英国议会的沿革史，可以为我们寻得一些改革的灵感。

英国西敏寺议会制的传统博大精深，但有若干传统值得马来西亚议会借鉴，即上议院的角色、巩固内阁集体责任制及推行《定期国会法》（Fixed-term Parliament Act 2011）的做法。

上议院负责监督制衡

上议院也称“贵族院”（House of Lords），在马来西亚，从张盛闻到刘镇东的上议员委任，都难免有政治委任之嫌，而国人普遍对上议院存在“政治酬佣”的偏见，殊不知上议院的设置，主要是扮演了监督和制衡的作用。

在英国，上议员是国王委任的，除了世袭贵族外，也有许多专业人士，如在2005年《宪法改革法》（Constitutional Reform Act 2005）出台前，上议院有若干司法贵族（Law Lords）扮演最高法院法官的角色。

也许众人都有一个疑问，为何英国的上议员是由下议院提拔、君主委任的议员，并非民选产生，如美国的参众两院？

因为上议院扮演监察的角色，所以需要任命专业人士出任议员，故与下议院普选产生的议员不同。上议院监察下议院的方式，主要是合理的拖延法案的生效日期，拖延的正面目的是为了让下议院有三思而后行的磨合空间，当然拖延的时限到了，法案仍会自动生效。

此外，内阁也可以基于选贤与能的考量而委任上议员入阁。由于英国议会的两院遵循公约（Convention）的精神，故现代上议院基本上是扮演着监督的角色，保持中立，且没有对下议院的否决权。

由此可见，英国议会能在契约精神下不断改进上议院角色，才使上议院符合选贤与能的原则，而非全是政治任命。故能否重新整顿我国上议院的角色，则需要下议院的集思广益了。

巩固内阁集体责任制

在西敏寺议会制中，负责行政的首相及其内阁，产生自下议院获得多数议席的政党。内阁肩负集体责任制，内容包括向议会负责。纳吉政府基本上承袭马哈迪时代的体制，迄今亦然，相权极大，以至于首相可以动用首相的特权（Prerogative Power），拒绝接受议会的质询和司法的传召，甚至在改组内阁时，把包括时任副首相慕尤丁在内革除。

当然回顾这段历史，慕尤丁质疑纳吉的“26亿门”的行为，的确违反了集体责任制中保守政府秘密的守则。这起事件的教训有二。一是我们的议会素质尚有进步空间，我们欠缺阁员为集体责任或个人责任负责的精神，故这类守则需要通过白字黑字立法。二，迄今为止，除了因质疑政府决策而被革除的阁员外，尚未有阁员为抗议政府而愿意辞职明志，或者首相愿意引咎辞职的传统，上至联邦政府的内阁尚且如此，更遑论州务大臣愿意为州内的施政偏差引咎辞职了。

在新马来西亚，由于我国仍然欠缺英国西敏寺议会制的一些公约元素，所以需要议员集思广益，通过更多的公约以限制相权与首相任期，而首相及其内阁都必须向议会负责。如在英相布莱尔时代，就整合了首相的议会质询时间为每周三一次，时长30分钟。若第十四届国会有意进行议会改革，可以参照这项政策，同时须加强议会的崇高地位（Parliamentary Supremacy）。

立法限定国会任期

卡梅伦出任英国首相期间，《定期国会法》在2012年正式生效，规定随后每次大选于第五年的五月第一个星期四举行，即国会届期五年。如此一来，国会的任期被明确划定，外资不必担心政局会动荡。纳吉掌政时期，他一再拖延选举，让马来西亚前景不明，进而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观察者难以捉摸原任政府或新政府的施政方针，更难以预测一旦出现政党轮替的局面。

若马来西亚可以参考《定期国会法》并依此立法，可以有效消除外资对大马政局不明朗的疑虑，也可以鞭策现任的议会和政府在有限的任期内，必须尽可能完成他们在前届大选所承诺的竞选纲领。而反对党也不会因看不到执政的希望而瓦解，至少会在同样的任期内完成整合，以期重夺执政权。

虽然英国被尊为议会之母，但仍有许多未尽善处，尤其近年深陷脱欧泥沼，无法自拔。根据法学学者A.V Dicey对西敏寺议会制的诠释，只有议会可以通过任何法律，而且新届国会不会被往届国会所制约。由此可见，重建我们的议会必须先从议会体制、内阁集体责任和议会任期着手改革。

马来西亚所需要的体制改革，又岂止希盟政府常列举的三权之弊病而已？既然我们欠缺似英国的一系列宪法文件，那么，为首相及其内阁权限、责任立法，就成了迫切的体制改革内容。

见贤思齐，新届国会的改革可以参照英国议会的方法，若无法似英国的契约传统般运作议会，则可以考虑以白纸黑字立下法令。相信当今执政党和反对党都在适应新身份，终身学习是必须的，圣人无常师，希望政治家亦然。

云天恩，毕业于拉曼大学中文系，现自修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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