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矿产业链中的拿律-槟城福建商人

白伟权刊载: Oct 16, 2019 6:10 PM

【南国筑梦】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有着相当显著的族群产业分工特色，福建人从商，海南人卖咖啡，潮州人捕鱼，广府人打金等，每个籍贯的华人都各司其职，为这片土地作出贡献。

谈及锡矿产业，浮现在人们脑海里的主要是客家人以及广府人，其他帮群似乎在此产业中缺席。在殖民时期以前的拿律亦然，撇开采矿活动不谈，就说拿律战争，在整个事件当中，人们所想到的只会是主导海山和义兴的客家与广府人。

事实上，福建人在早期的锡矿事业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亦不容忽视。究竟福建人提供什么贡献？为何在锡矿的板块中被人遗忘？

【南国筑梦】

事实上，福建人在早期的锡矿事业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亦不容忽视。究竟福建人提供什么贡献？为何在锡矿的板块中被人遗忘？

顶端大图：太平新港门福德祠的主神大伯公。白伟权摄。

拿律最早的福建社群

以马来半岛的历史脉络而言，打从十九世纪中叶大开发时期开始，马来亚各帮群的华人就有其地理空间的分布规律。像是贸易与商业活动为主的港口市镇多由福建人所主导，福建人比例较高，拥有较大的势力，也掌控各种商贸活动。

在马来半岛内陆矿区则大多以“逐锡矿而居”的客家人为主。这种大的空间格局自然而言也容易造成在矿区之中的福建人经常被人所忽视。事实上，若仔细观察，其实拿律早在殖民前期，就已经有不少福建人参与锡矿事业。

福建人最早主要以大伯公会、和胜公司的身份出现在拿律，他们与海山集团关系密切，属于结盟的关系，因此在史料记录上，福建人其实集中在海山矿区吉辇包（Klian Pauh，今太平市区一带）。

根据英殖民档案的记录，当地在1860年代就有两家由福建人所经营的店。另外，在1862年第一次拿律战争时，大伯公会的苦力也与海山集团并肩作战，将义兴矿主驱离拿律。

值得一提的是，福建人在吉辇包矿区早已拥有自己的义山，只是该义山在1889年（光绪15年）便已经葬满封山，现今已另作发展，不复存在。

至今，拿律福建人自十九世纪末（清代）留下的史迹主要有凤山寺、大善佛堂、福德祠，以及后来迁建的福建义山，除此之外，早期拿律所能找到的福建人资讯并不多。

总体而言，福建人虽然人数不少，但是在人口比例上还是远不及客家和广府人。那么，福建人在这里究竟以什么样的姿态与拿律的产业和社会镶嵌？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隐藏在当时锡矿产业本身的运作方式当中。根据Heidhues及黄麟根对于矿厂经营的研究，锡矿产业其实是一门庞大且分工精细的产业。采矿需要很大笔的资金、劳力，吃的、穿的、吸的（鸦片）等都是该产业的投入（input）因子，这些事务不见得能够由客籍的矿家一人承担，更讲求分工。

当时许多知名的矿家在还没有发迹之前，其实并不如想象中这么富裕，郑景贵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根据拿律战争时期义兴阵营的领袖陈亚炎对瑞天咸的口述得知，郑景贵过去其实并不是个富裕的人（not then a richman），这是合乎常理的。

拿律海山集团在拿律的发迹，其背后都与福建人息息相关，他们的关系主要是扮演资助者的角色，那么这些资助郑景贵海山集团的福建人到底是谁？

海山集团背后的福建商人

关于隐藏在海山集团背后的福建人，若仔细爬梳历史资料的话，会发现这些福建人并不如想象中陌生，因为他们几乎都是来自槟城的著名大家族。与早期拿律有密切关系的大家族就有邱家、李家、辜家、王家、谢家。

邱家

先来看看邱家。邱家的核心机构是邱公司，当今槟城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龙山堂邱公司、文山堂邱公司都属于此家族的产业。邱氏家族早在19世纪初槟城开埠不久便在槟城发展，经营热带栽培业、贸易等事业。

提到邱公司，就不得不提到十九世纪的董事邱天德，邱天德是当时在槟城福建人的领袖，也是福建会党组织大伯公会（也称建德堂）的大哥。这号人物也出现在独中高中历史教科书当中。

在1867年槟城大暴动时，邱天德原本被英国判处死刑，但当局因为担心招致槟城华社反弹，此一政令始终没有执行，足见邱天德在当时的影响力。

根据资料，邱氏家族在拿律有相当多的投资，像是邱天德在1871年便曾经向马来封地主承包十八丁的伐木权，并经营枋廊。

此外，在拿律有比较多活动的是邱允恭，他是槟城的贸易商，经营与锡矿为首的土产贸易和船运。他在槟城锡矿贸易的原料主要仰赖拿律的供应；在原料产区拿律，则是承接邱天德的事业，且拥有卖鸦片和酒的专卖权。这些鸦片和酒的主要消费市场相信就是海山矿场的矿工。他与马来封地主关系密切，也是马来封地主的债权人之一。

在拿律战争之后，有关他们参与拿律锡矿事业的记录更多，邱允恭在拿律有一家名为中和号的公司，主要经营锡矿收购以及熔锡，是当地重要的锡矿收购商。

他透过投资锡矿场、为矿主提供运作资金，从而换取矿场庞大消费市场（苦力）的烟、酒垄断权，以及对于锡矿低于市场价格的保证收购权。他在收购矿主们生产的锡砂之后，便集散到自己的熔锡厂进行加工，将锡砂熔成锡条，然后运到槟城出口至欧洲。

邱允恭这家公司的另一名股东是邱忠波，邱忠波是槟城著名船运商以及苦力贩运商。他与大伯公会的二哥邱天保所合资经营的船务公司万兴号也有船只“漳福建号”、“河内号”，经营拿律和槟城的航线，运载锡矿、苦力和米等必需品。

据拿律战争后（1874年后）的记录，邱天德在拿律也有经营锡矿场，他也开有熔锡厂德昌公司。其总部设在槟城的贸易公司振美号在拿律也有分行，很可能是负责收购及承销德昌公司以及其他规模较小的公司所生产的锡条，以及售卖各种日用品，特别是鸦片。这些记录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头家在战前时期的活动。

邱公司董事邱天德

邱公司重要成员邱朝仲

资料来源：Wright, Arnold, & Cartwright, H. A. (Eds.). (1908).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资助拿律矿场成为缴主的邱氏族人还有邱朝仲、邱登梯和邱如语等。邱朝仲在1860年代时便经常往来拿律收购锡矿，邱登梯经营的收购商行号不详，不过他在槟城是一名鸦片饷码商。邱如语则与邱四招、Ong Jen Hiong共同经营Hong Ek（丰益?）熔锡厂。

槟城的龙山堂邱公司。白伟权摄

王家

在槟城具有大伯公会背景的王氏族人在拿律也有相当多的资本挹注，他们与邱家一样是槟城大伯公会的骨干。在拿律的利益方面，王文德是该家族的其中一名代表，他是槟城船运商文德公司（Boon Teck & Co. ）东主，大伯公会二哥邱天保（锡矿收购商）也是这家公司的合伙人之一。他的船只在拿律战争期间还负责运载军火和打手，以接济拿律的海山阵营。

大伯公会（建德堂）总部槟城福德正神庙。白伟权摄

拿律战争之后，王家在拿律的活动更进一步地记录在殖民档案之中，像是另一位族人王明德，他则是槟城贸易和船运万振丰公司（Ban Chin Hong）的东主，在拿律，他独资开有Tsenng Eng熔锡厂，除了上述提及他和邱忠波等人开设万昌公司熔锡厂之外，也和其他王氏族人Ong Eng Tin、Ong Ek Sian、Chung Kin Ho合资开设万发公司（Bang Huat），扮演矿场资助者的角色，从事锡矿收购。

王家和邱家的合作也可见于Ong Jeng Hiong和邱清水的广福成（Kong HokSeng）锡矿收购公司。另一名是王开邦，他在拿律开有万和熔锡公司以及万和栈从事锡矿买卖，王开邦在拿律华人社会公共事务上相当活跃。

另一些由王家开设的锡米收购公司有王潘（Ong Phoan）的合发公司（Hap Huat）、王六（Ong Lak）的中安公司（Tiong An）、王振忠（Ong Chhin Teung）的合德公司，王镜河、Ong Ek Siau、Ong Ek Tin的同茂号，以及Ong Ek Tin独资经营的Chong Seng公司、王鼎押的源珍号。熔锡厂方面则有Ong Jan、Ong Bun Seng、Ong An Ki、Ban Sin Hin号合资的万安熔锡厂、王润德与王镜河的河德（Ho Tek）熔锡厂，河德公司也有经营锡矿收购业务。

王润德是大伯公会成员，也是该会议事王文庆的儿子。王氏族人的万福公司也在1889年至1891年与另一名大伯公会领袖李边坪共同承包得拿律的总饷码，该公司便由王明德、王新德、王清经等人所经营，王润德便是该公司的经理。

由此可见，王氏族人在海山矿区中，有相当多的资金投入，势力不容忽视。

李家

从现有记录上来看，李家比较不是宗族集团式的进入拿律，而主要是与李边坪家族有关。李边坪是名贸易商，也是槟城大伯公会的领袖，他曾经是槟城大暴动之后接受英国录口供的组织领袖之一。

根据拿律战后殖民档案的记录，他在拿律资助矿场，开设振成号经营锡矿贸易，同时也与王梅英合资经营隆成熔锡厂。李氏虽然居住在槟城，但是在拿律华人社会事务上相当活跃，为拿律闽帮的重要领袖之一。

在太平与甘文丁之间的福德祠的重修碑记中，捐款额位居前三之一的隆成号，就是李边坪的熔锡厂。其子李振和在槟城也继承父业，于1898年（光绪24年）开设了槟城著名的成记熔锡厂，专从霹雳收购锡矿到槟城熔锡。

这家锡厂的现址便是槟城著名利用古迹改建而成的Birch House麦当劳，这家熔锡厂也就是后来享誉槟城的东方熔锡公司。在19世纪末太平的和善堂建立碑记当中，也可以见到李振和及长兄李振兴的捐献记录。

李边坪

资料来源：：Wright, Arnold, & Cartwright, H. A. (Eds.). (1908).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成记熔锡厂现址。照片取自网路

柯家

柯家以柯祖仕为代表，虽然没有证据显示他就是大伯公会的成员，但是槟城柯家与大伯公会的关系密切，经常共同捐助社会事务。柯祖仕本人的名字也经常与海山领袖的名字共同出现在一些机构当中（例如极乐寺）。

柯氏同时经营熔锡和锡矿收购，他的熔锡厂协裕号在拿律颇具规模，其锡矿贸易的商号则为财协兴（Chai Hiap Hin）。

柯祖仕的财富也可以从他所购买的官衔得知，他的墓碑铭刻他“荣禄大夫”的官衔，属从一品官衔，在本地相当少见（吉隆坡甲必丹叶亚来也只有五品的中宪大夫）。柯氏家族后来定居拿律，他的三名儿子也都是当地的社群领袖。

柯祖仕

辜家与和胜公司

除了大伯公会之外，槟城其他与大伯公会关系良好的福建集团也随着大伯公会的脚步，将资金投入到拿律，其中最显着的例子是和胜公司。

和胜公司在拿律的大哥是辜上达，他是槟城甲必丹辜礼欢的曾孙，他也是槟城的最大的鸦片商之一，因此可以推知他应该也有向自己在拿律所投资的矿场供应鸦片。

辜上达也与永定客籍头家胡泰兴一起经营船运生意，胡泰兴也是拿律矿主，他曾在第三次拿律战争中代表海山阵营向英殖民政府递交请愿书。

另一个可能在拿律有活动的组织是槟城的存心公司，虽然史料上没有记载该公司在拿律的活动，但是它的领袖叶合吉在拿律战争之后在太平市街拥有众多的产业，叶氏与大伯公会成员的交情甚笃，因此推测他们可能也是投资拿律的主力之一。

辜上达

辜上达在太平大善堂的捐款记录。白伟权摄

在拿律的田野资料中，还能够找到其他著名的槟城福建家族，例如杜启明（槟城杜有令之子）、谢文贤父子、林耀桩（林宁绰之子）、陈西祥（林宁绰之妻）、林清德（潘（林）兴隆之子）等人，他们都是槟城和拿律主要的米商、杂货商家族，这些产业都是锡矿产业链的一环，而他们也与前述几个重要的槟城福建家族往来密切。

太平和善堂建立碑记中的槟城巨商。资料来源：白伟权整理

总体而言，这些福建家族几乎包办了拿律锡矿产业生产以外的所有项目，包括收购、熔锡业（锡产加工）、生活必需品提供、鸦片、酒等等，成为锡矿产业收入巨大的大盘商。

福建人与海山五邑人的生命共同体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看见福建人如何藉由锡矿生产上的各种分工，进而镶嵌在拿律这个矿区社会当中。他们在产业上相互结合，当出现资源争夺时，福建人和海山五邑人患难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便会随之出现。

在拿律战争期间，为了捍卫锡矿资源，拿律海山大哥郑景贵和他的伙伴积极寻找各种支援，筹集战争经费，以支持雇请打手、船只、购买枪械、大炮、子弹、火药、粮食等的庞大开销。其中一名在拿律有着巨大利益又蒙受损失的头家便是邱允恭，他为郑景贵筹了6万元。

这笔数字对当时而言已是天文数字，足见客家（海山）和福建大伯公会之间为了夺回拿律的共同利益而呈现出的紧密关系。换个角度来看，这种生命共同体的展现或许也是出于无奈，毕竟若不投入资源的话，他们将蒙受更多的损失，先前所投入的资金恐怕也血本无归。

福建和海山集团的紧密关系也隐藏于海山大哥郑景贵在槟城的新居“慎之家塾”1899年（光绪25年）落成时的一块“祥开广厦”匾额之中。

该匾额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在众多由广东、客家人所致赠的匾额当中，它算是唯一一块由众多福建头家所赠送的。在上面的13位头家及商号名表当中，前述所提及的李边坪家族（成记锡厂[经营熔锡厂]）、林宁绰家族（开恒美[经营米较]）、邱天德（邱振美[经营贸易]）等人的商号或名字都出现在上面。

此外还有著名的张弼士[万裕兴，船运]、许泗章（许高源，船运商），这些头家所经营的事业都与锡矿生产息息相关，不难想象这些福建人与郑景贵之间的互补性。

巧合的是，在同一年，郑景贵也在拿律捐助了福建人的福德祠，成为该庙重修捐款中唯一的非福建人，也是出资最多的捐款者。

由槟城福建富商赠予郑景贵的贺匾。资料来源：白伟权整理

跨国流动的福建商人

虽然马来亚早期存在着各方言群或帮群各有其专属的行业领域，而不同地区也有着特定方言群占优势的现象，但是从微观的尺度来看，却有着不一样的风景。

锡矿业向来被认为是客家人的专利，那是因为我们只从单纯的采矿活动来理解所致。事实上，锡矿产业应被理解为是一个从生产到销售，外加许多垂直与水平分工的产业链。

正因为这个产业链，使得原先在槟城就已经发迹的福建人也因为和海山阵营的上下游合作关系而来到拿律，而这些福建富商都是当时社会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令人玩味的是，当时的槟城与霹雳仍归属不同的“国度”，因此他们在拿律严格上说来，其实是属于一种“跨国”商业行为，因此在拿律所看到的史料当中，处处可见到槟城福建商人的足迹。

透过锡矿产业的联结，从中也可以见到槟城的决策如何作用在拿律的土地之上，而拿律丰富的锡矿如何造就槟城的财富。由此也不难理解今天太平与槟城两地华人各种文化、生活习惯的相似性。

写到这里，脑海中不禁浮现大学时期区域地理这门课讲述全球经济产业联系与变迁的教科书《全球移动：世界经济变迁概览》（Global Shift：Mapping the Changing 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这种从生产关系到社会关系的过程，早在大家认为落后的百年前便已经出现。

然而，随着19世纪末拿律锡矿资源的枯竭，客家和广府社群也移往近打另谋出路，福建人在拿律锡矿产业的角色也逐渐退场，而在新时代中，原先的锡矿产业链里头的族群分工版图也出现变化，使得福建人的锡矿角色更进一步被人淡忘。

今天的太平虽然也以福建人为主，但他们算是第二批的移民，这又是另一则故事了。

资料来源与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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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505, C.1505-I, C.1510, C.1512 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affairs of certain native states in the Malay Peninsula,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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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伟权，新山人，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博士，现为新纪元大学学院助理教授。关注本土历史与文化，著有《柔佛新山华人社会的变迁与整合:1855-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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